Yonge Street (央街)是多伦多最知名的一条街道。1998年之前，它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街道，从多伦多市的安大略湖畔一直延伸到安省的雨河和明尼苏达州美加边境的瀑布。街的起始处，有一栋屹立湖边的旧楼“One Yonge Street”，深褐色外墙，仿佛浸透北国的雨雪。几年前路过时惊鸿一瞥，大厦顶端的“Toronto Star”(多伦多星报)迎面扑来，我不由在心里叫了一声：原来你在这里!

　　读过一些海明威生平，或者就那本《流动的盛宴》吧，都会记得《多伦多星报》。20年代初，海明威正是以这家报纸驻欧记者的身份旅居巴黎。

　　再次来到多伦多时，所住公寓“12 Yonge Street” 竟然就在星报大厦对面。虽然知道星报是在70年代才搬来现址，然而每晚，“Toronto Star”幽蓝的光从百叶窗的缝隙涌入卧室，半夜醒来和它对视，还是感到一种无声的暗示。

　　没想动寻觅后的发现，还饶有意义。

　　上世纪20年代，海明威曾两度旅居多伦多。

　　1920年的多伦多干净明亮，城市的清教徒声誉，让它在精神方面干净到贫瘠。然而就在这里，这位伟大的作家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海明威和多伦多的关系从一场演讲开始。1919年7月，一战期间在意大利驾驶红十字会救护车遭炮弹炸伤的海明威，由米兰疗愈回到美国，应邀在密歇根佩托斯基的妇援会分享他的经历。擅长讲故事的海明威，特地定制了一套军官制服和帅气斗篷，声情并茂，把自己的战地故事演绎得跌宕起伏。

　　演讲会的听众中，有一位富商太太哈丽特康诺伯。她的丈夫拉尔夫康诺伯是跨国连锁平价商店“伍尔沃斯”加拿大区的老板。在度假的哈丽特被海明威的演讲深深感动，觉得他在养伤过程中的坚毅和勇气可以鼓励自己病弱的儿子。于是演讲结束后，她问海明威，能否请他在她和丈夫冬季去南方度假时待在他们多伦多的家里，担任小拉尔夫的看护人和老师。正在探寻工作机会的海明威欣然应允。

　　大雪纷飞的冬天，他来到森林边的舒适大宅，并通过老拉尔夫的人脉关系，认识了多伦多星报的编辑约翰波恩。

　　在星报的工作前景让海明威兴奋，对照顾小拉尔夫他不热衷，大部分时间专注给星报写稿。他以文学手法写新闻故事，两个月后“海明威风格”雏形开始显现：一些文章像他后来的短篇小说那样语言简洁，主要由对话组成，而不是主动说出或直接描述主人公的想法感觉。虽然这种称为 “冰山理论”的叙事手法，直到1932年写作《午后之死》时他才正式阐述。

　　1920年5月，海明威完成与哈丽特的合约回到美国，仍继续为多伦多星报供稿。后来他在芝加哥爱上了大他九岁、红发白肤的哈德莉?里查森。1920年11月，他这样比较野性繁华的芝加哥和安静的多伦多：“现在芝加哥犯罪猖獗，多伦多却不是。多伦多拥有世界上最有力的，组织有效的团队精神。 ”

　　从《流动的盛宴》和其他记述里我们知道，1921年秋海明威和海德莉结婚后本想前往罗马，但他尊敬的文学指路人、《小城畸人》作者舍伍德?安德森的一句话让他们改变主意去了巴黎。当然还要加上海德莉从舅舅那里得到的一笔8000美元遗产，否则两人根本没有盘缠。在巴黎的经济来源，除了海德莉的2000美元年金，多伦多星报的稿酬不可或缺。星报频繁地将海明威派往欧洲各地，他在热亚那报道国际经济会议时，结识了不少后来给他帮助的编辑，也为了报道“希土冲突”前往其时肮脏混乱的伊斯坦布尔，在那里染上疟疾发高烧瘦了10公斤。(深爱他的哈德莉还因他不愿拒绝星报指示去土耳其出差，而与其“冷战”。)采访日内瓦和洛桑国际会议的记者群里，也可见到这个英俊的年轻男子。

　　在“美得令人心痛”的花都，海明威结交了格特鲁德斯坦因、詹姆斯乔伊斯、史考特菲兹杰拉德……还有那时代的文学灯塔艾兹拉庞德，也在塞纳河左岸发现了西尔维亚毕奇的“莎士比亚书店”。毕奇免费让他借阅了大量古典和当代名作。记者工作之外，海明威勤奋写作，那些笔调轻松观察锐利的随笔。这时哈德莉怀孕了，星报表示可以在多伦多给海明威一个有稳定收入的正式职位。当时的巴黎，妇女仍然在家里靠接生婆协助生孩子，纽约也刚开始有妇女在医院生育，多伦多的妇产科水平却很先进，于是，海明威夫妇告别巴黎前往多伦多，似乎合情合理。

　　1923年9月初，海明威夫妇抵达魁北克，船还没靠岸，他已经对离开巴黎大感后悔，甚至不想登陆。 虽然他在蒙特利尔下船就收到了友善的约翰?波恩的信函，欢迎他来到加拿大。在多伦多暂住的小旅馆里他写信给庞德：“已经不能更糟糕了，你无法想象……我5天没有喝酒了……我们到了一个非常适合生孩子的地方，因为他们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与愉快的第一次相比，这一趟来到多伦多似很糟糕。9月10日海明威到报社报到后发现，他的直属上司并非波恩而是星报的助理主编哈利?汉德玛戎，后者的庞大体型以及言辞行径都让人感到压迫。见面当下，汉德玛戎就认定海明威是个傲慢的急性子，必须挫挫他的锐气，当晚即派他坐火车五六个小时去金斯顿报道囚犯越狱事件，几天后又让他奔波到比金斯顿路程更远一倍的萨德伯里陨石坑采访。不要说安顿新家，连妻子找的公寓海明威都没有时间去看一眼。

　　巴舍斯特街1599号海明威一家住过的公寓，被命名为“海明威1599”。门边的铭牌有1923-1924年海明威在此居住的简述。

　　在这个强势而充满偏见的上司手下，海明威常一天工作18小时。妻子随时会生产，上司仍将他派往外地出差，海明威因此错过了长子的出生。他在邦比诞生的隔天早上，才气喘吁吁赶到医院，海德莉已在给孩子哺乳。原来，那天哈丽特康诺伯正巧邀海德莉去她家晚餐，用餐时发觉她即将临产，夫妇俩紧急送她入院。海明威后来写信给斯坦因说：“我正在火车上和记者及煤炭大亨开黑穗病会议，孩子出生了。那是凌晨2点，而我离多伦多还有10英里，我真的想弄死我的编辑汉德玛戎。至少我要告诉他，我永远不会原谅他。”

　　海明威和汉德玛戎大吵一场，因为后者当众指责他，说他应该先交了稿子才赶去医院。两个人都在咆哮，火冒三丈的海明威口不择言，说了些“足以让人们议论好几年的话”。此后，海明威被调到多伦多星报的周报工作，虽然汉德玛戎不再是顶头上司，海明威仍时常感觉到他的阴影。宝拉?麦克莲在“The Paris Wife”(中译《我是海明威的巴黎妻子》)里写，海明威被派去报道多伦多动物园的白孔雀入园仪式，怀疑是汉德玛戎暗中搞鬼，故意侮辱他的自尊。

　　写给庞德的另一封信中，他抱怨星期天不能在多伦多药店里买糖果， “都他妈是狗屎。”他还写了两篇短文《我喜欢美国人》和《我喜欢加拿大人》刊在星报，第二篇是反讽加拿大人的：“他们晚上回家。他们的香烟没有异味。他们的帽子合适。他们真的相信他们赢了这场战争。他们不相信文学。他们认为艺术都是被夸大了。但他们对溜冰很在行。他们中的少数人很富有。但这些有钱人买的马比汽车多多了”。海明威对加拿大人的看法和当时人们对多伦多及蒙特利尔人的认知类似：朴实、老式、洁癖。当然他偶尔也有好话：“世界上任何城市都没有多伦多如此好的环境和舒适的有轨电车。”

　　在多伦多，海明威收到了巴黎出版的他第一本书《三个故事和十首诗》，但心情依然低落，觉得来到多伦多是个错误。两个原因让他决定尽快离开，返回巴黎。繁重的工作让他疲累烦躁无法思考，觉得自己的文学写作生涯不再。平淡无奇的加拿大也没能给他写小说的灵感。

　　1923年底，海明威和汉德玛戎的关系恶化到令他几近崩溃。在给庞德的信里他说：“猫把它拉屎的地方从浴缸后面转移了，这也是自由的一个例子。在深夜里我会追寻它粪便的味道，然后用星报来清理猫屎。”

　　大雪纷飞、寒风强劲，多伦多的冬天似乎永无止尽。1924年元旦以后，海明威夫妇确定婴儿已可长途旅行，一家人便搭火车先到纽约，接着坐船前往法国。原本想在多伦多待一年的计划，四个月就结束了。重回巴黎两年后，海明威凭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一举成名。

　　90多年后的秋日，我试图在多伦多城中捕捉年轻海明威留下的足迹。除了多伦多星报的旧址不复存在，另外三个海明威住过的地方居然留存至今：

　　第一，林赫斯特街153号，海明威首次到多伦多时住的拉尔夫康诺伯家大宅，白色英式建筑仍低调优雅。私宅不便打扰，不知里面是否还住着拉尔夫?康诺伯家族的后代。

　　第二，在热闹的舍伯恩街592号找到了海明威夫妇住过的小旅馆“塞尔比”——第二次来到多伦多的海明威刚抵埠就在这里写信向庞德发牢骚。旅馆保留了“海明威房间”，直到2014年客人仍可入住。

　　两年多前我看到这栋有130多年历史的朱红砖墙维多利亚式建筑尚在，前方有工人在掘地三尺，好奇问是否知道海明威曾在此短住，他们点头说“当然”，并告知塞尔比旅馆所在地将建高层公寓，但旅馆建筑将向前平移。后来我知道他们说对了一半，为了保留已在上世纪80年代登录多伦多遗产保护名单的这栋老宅，承建公司不得不两次移动建筑物。第一次将它后移是要在它原有位置建地下车库，之后这幢房子再度被移到更靠近人行道的位置，融为公寓空间的一部分。

　　近日路过舍伯恩街，只见52层高楼已拔地而起，紧贴大厦身前的小楼很是亮眼，脚手架一半尚未拆除，还在进行最后维修。

　　第三，巴瑟斯特街1599号海明威一家住过的公寓安然无恙，还被命名为“海明威1599”。五层楼房旧得颇有质感，临街的美丽小花园绿意笼罩。读过宝拉?麦克莲的描述：狭长型的公寓房间位于五楼，有个爪脚型浴缸和一张墨菲床，屋子的格局有点怪，卧房局促地挤在厨房和客厅之间。

　　在公寓大门口和花园里徘徊片刻，门边，一枚1985年钉上的扁圆形铭牌上写着：国际知名作家恩内斯特?海明威于1923至1924年在此居住，期间任多伦多星报记者，结识了作家卡拉汉和辛克莱尔。之后他回到法国开始作家生涯，写出了《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经典名作。

　　(卡拉汉正是随海明威去了蒙马特的多伦多作家。他和海明威在巴黎比赛拳击，裁判还是菲茨杰拉德。)

　　海明威和多伦多互相照耀吗?他张扬强烈的性格与这座温和保守的“好城”格格不入，但多伦多毕竟在他人生和事业中刻下了重要标记：第一次在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之前他在《堪萨斯城星报》写稿都不曾署名)，与第一任妻子也是一生最爱的女人哈德莉度过一段难忘日子(他几十年后写道：“我多希望在还只爱她一个人的时候就死去”)，长子的诞生——这些都是在与多伦多的纠缠中完成。

　　重要的还有，尽管大文豪晚年不太愿意提起早期的记者生涯，实际上写新闻报道的经历，与他大胆简练文字风格的形成密不可分。他接受《巴黎评论》的专访时说：当记者，“你得学着写简单的陈述句，这对谁都有用。新闻工作对年轻作家没害处，如果能及时跳出，还有好处。”——这无疑来自他的亲身体验：“我当然并不认为写这类东西是自我毁灭，不过，写新闻报道过了一定程度，对一个严肃的创作型作家来说会成为一种日常的自我毁灭。”

　　相比海明威滞留的年代，今天的多伦多已变得多元而有活力。加拿大也早已将爱丽丝·门罗、迈克尔·翁达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引为骄傲，后两者还是多伦多市民。

　　即便没再刻意寻找，我仍然会在漫游中与海明威不期而遇。比如多伦多最早波希米亚飞地杰拉尔德，只剩下几幢化石般小楼，有人说当年海明威也曾在此出入。我还无意间走进“白菜镇”社区所属的农场，这个唯一的城中农场里养着牛羊，是有孩子家庭的喜爱之地。资料显示，农场的前身为“多伦多动物园”，那不就是“记者海明威”采访“白孔雀入园仪式”的地方吗?

　　徜徉在海明威走过的街道，望着曾晃动他身影的那些房子，我想起了对海明威充满崇敬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篇动人散文里说的：“但凡曾被他拥有的，就让他赋予了灵魂，在他死后，带着这种灵魂，单独活在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