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中共十大开国元帅中唯一的北方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最被低估的中共战将，相比林彪、粟裕一点也不逊色犹有过之。持这一观点的人，大多都以徐向前两次国共内战时期担任红四方军总指挥、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的辉煌战绩来论证，1949年国统区出版的《中共人物群像》中也称徐向前为“中共第一流的战略战术家”，却忽略了徐向前在抗日战争中的作为。

  　　然而，1939年当徐向前第一次获得重用，首次负责一个战略方向，出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独当一面，统一指挥进入山东的八路军115师部队、山东纵队和江苏北部的八路军部队时，却似乎陷入了一场毛泽东与彭德怀的争执之中，甚至还出现了要求徐向前取代林彪出任115师师长的声音。山东部队正是后来林彪东北野战军的绝对主力，如果不是因为徐向前被召回延安意外受伤，也许就没林彪什么事了。

　　复杂的山东根据地 1938年中共决定开辟平原抗日根据地时，山东平原地区与河北平原一同成为重点地区，以后来徐向前在延安与毛泽东的谈话来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比河北更为重要。 

　　在毛泽东看来，“山东是我们的重要战略支撑点之一，不论现阶段或将来的总反攻阶段，对整个战局都有关键性的作用。目前，它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枢纽，将来，它是我军反攻东北的战略基地。” 

　　1938年8月，八路军115师343旅政委萧华率旅部机关一部从山西出发，于9月到达河北山东交界处的山东乐陵县，与前期抵达的曾国华第5支队、129师津浦支队及当地武装汇合，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纵队，萧华任司令员兼政委，控制着天津南部、山东西北15个县，兵力两万余人。 

　　1938年12月，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进入山东湖西地区（即山东大运河上串联在一起的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南四湖”以西地区）单县、丰县边八大庄一带。同月，115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师部及343旅686团杨勇部从山西出发，挺进山东。1939年2月，685团与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合编为苏鲁豫支队。1939年3月，115师344旅代旅长杨得志率近100人由山西高平出发抵达河北、山东、河南交界处，与当地武装整编为冀鲁豫支队，活跃在泰山、运河以西地区，约八千余人。 

　　在中共八路军主力进入山东的同时，抗战爆发后在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领导下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建立的地方武装，1938年6月在中共中央指令下，整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支队。12月，进一步整合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下辖8个支队，活跃在鲁中、鲁南、胶东地区，约4万余人。此前1938年8月，中共曾从延安派遣以张经武为首的20多名干部前往山东，加强山东游击支队的军事、政治工作，纵队成立后张经武担任总指挥，黎玉任政委，同为延安前往的王建安任副总指挥、江华任政治部主任。 

　　也就是说，同一时期，中共八路军在山东就存在山东纵队、115师两大军事指挥体系，两大互不统属的军事指挥体系并存，必然存在指挥协调问题。更何况山东纵队作为地方武装，缺乏红军老底子，战斗力与政治素养都不足，但却是土生土长具有“地主”之便；115师有红军的老底子，军事政治素养高，战斗力强，却是外来户。建立统一指挥机构，优势互补，壮大山东抗日根据地迫在眉睫。 

　　此外，与河北类似，日本当时实际仅占据了山东的济南、青岛等大中城市及铁路沿线，并不掌握山东中部山区及广大农村地区，大量的国民党部队、基层政权在这些地区广泛存在，民众自发的抗日武装、土匪等见缝插针。国民党部队中既有东北军于学忠部这样的对中共较为友善的，也有游记第5纵队司令秦启荣这样的铁杆反共分子，再加上中共抗日武装、日军，山东形势错综复杂。 

　　要统一指挥山东八路军，这位人选既需要足够威望以服众，尤其是让115师这支由红一方面军绝对主力红一军团改编的部队信服，更需要过人的能力以应付复杂的局面。此外，红一军团作为毛泽东的嫡系，要统率115师，恐怕还得令毛泽东放心、信任。 

　　谁选择了徐向前？ 

　　以中共十大元帅当时的任职情况来看，朱德、彭德怀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并且作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两人不可能前往山东。曾任115师师长的林彪，无论是个人威望还是毛泽东的信任，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此时仍在苏联养病。115师政委罗荣桓，个人威望足够，也在山东，却是政工干部，其军事指挥能力在115师内部都难以令代师长陈光信服。曾任115师副师长的聂荣臻也是合适人选，但在晋察冀已经闯出了自己的一方天地，临阵换将并不好。

　　 其余诸人也大多重任在身，抽不开身。贺龙坐镇晋西北，担负着保卫陕甘宁边区侧翼安全重任，留守陕甘宁的也是隶属于贺龙120师的王震359旅，到1942年时贺龙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担负中共中央驻地防卫重任。陈毅正主持新四军江南抗日根据地，并且以其红军时期的资历，恐怕也很难让以红一军团为底子的115师干部服气。刘伯承主持太行地区军事工作，承担保卫八路军总部的重任。唯一空闲的似乎只有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当时正在中共南方局协助周恩来做统战工作，其资历之深中共军内少有，可能叶本人也担任军事主官独当一面，就像后来的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一样，放着参谋长不当要去干14兵团司令，但叶缺乏独当一面的经历。

　　最后，只剩下了徐向前。作为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军事才干与威望足以服众，冀南的工作经历也证明了徐向前在复杂条件下开辟抗日根据地的能力，并且冀南抗日根据地已经站稳脚，可以放手离开。此外，在中共先期派往山东的红军干部中，很多都是出身红四方面军，如山东纵队副总指挥王建安，曾任红四方面主力红四军政委。冀南抗日根据地与山东接壤，也有地利之便。 

　　尽管算起来徐向前是最佳人选，但究竟是谁选择了徐向前，在徐向前本人的回忆录中，表述为“党中央根据北方局的建议，决定我和朱瑞同志率一批干部去山东，加强那里的敌后游击战争领导工作”，时任中共北方局为杨尚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