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招牌，换招牌；起名字，改名字；把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玩出花来；既丝毫没得到好处，又能玩儿得天怒人怨……

　　这种事情，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两千前有个皇帝，就是这么干的。

　　那就是王莽。

　　西汉末年，王太后嫡亲的侄子，当时万人敬仰、才德兼备的一代大儒，王莽，一步一步地借用“民意”，篡了汉朝的位；改立了新朝，当上了皇帝。

　　在史书上，王莽是个“大伪”的篡位者形象，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不过现在“反弹琵琶”的历史观，似乎更受欢迎。不少对历史略知一二的，都会笑说，王莽真是一个历史的穿越者啊，他的许多改革，许多做法，不挺好的吗，恨就恨在生得太早，不合时宜，所以失败。

　　比如说，王田不得买卖，是想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奴婢不得买卖，是想解决人口买卖的问题——都很先进啊。

　　问题是，有立场没有用啊。我还想实现共产主义呢。

　　光有“好”的愿望，最后却对全天下造成了伤害，能说这是好事吗？像上面的两条政令，没有解决的路径，没有赎买，没有安抚，没有补偿；靠行政指令强行压制，脑子没坑的人都知道，一定无法执行下去。

　　但是，王莽上位不易，是一路清除异己趟过来的，颟顸，强势，身边无人敢劝谏。所以一路干了很多一拍脑袋，想起哪出是哪出的事儿。

　　他最热衷的是什么呢？是改名，改制，改官名，为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东西，重新确立阐释权。儒生出身，王莽对文字、对儒学，有着颇为精到的见解，并且，“名不正、言不顺”；另一方面，他又崇古、复古，所以，把西汉沿袭下来的各种名称都改了个遍。

　　比如说，王莽登基，首先，便把王子与公主的封号改了。

　　除了皇太子王临之外，三皇子王安的封号为“新嘉辟”；女儿王嬿，前平帝皇后，被封为“黄皇室主”。孙子们都被封为“公”；他与侍妾的女儿，被封为“任”——无规律，无厘头。

　　除了有创新意义的四辅、三公、四将这“十一公”之外，王莽又把官名几乎全都改过了。大司农更名为羲和，后来再改为纳言；大理为作士，太常为秩宗，大鸿胪为典乐，少府为共工，水衡都尉为予虞，与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属三公。

　　又再更名光禄勋为司中，太仆为太御，卫尉为太卫，执金吾为奋武，中尉为军正，又置大赘官，位皆上卿。

　　还有，长乐宫为常乐室，未央宫为寿成室，前殿为王路堂，长安为常安。

　　更名秩百名为庶士，三百石为下士，四百石为中士，五百石为命士……

　　同一年里，又把最高宰辅的“十一公”称号，以“新”为“心”，后又改“心”为“信”。

　　哎，这让我们这些写历史的很难办啊。年初的时候，你还是安新公、就新公、嘉新公、美新公……年中就变成安心公、就心公、嘉心公、美心公了；年末，再变为安信公、就信公、嘉信公、美信公……这书还写不写了？

　　当时的人，只怕比我们还头大。上个月的政令，几大元老还叫这个名呢；等到收到书信的时候，他们早就改封号了；等你知道改封号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又换了第三个封号啦。

　　连首都名也说变就变，整个长安得拆多少招牌，才能变成“常安”？

　　王莽改名时，全都一本正经。他以《周官》、《王制》之文作为范例，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属令、属长，职如都尉。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见礼如三公。监位上大夫，各主五郡……

　　设置繁复一点，倒还罢了，更烦的来了：改名。

　　他把河南大尹的官职，改为保忠信卿。河南属县有三十个，置六郊州长各一人，人主五县，这么多，每个官名全都改了。还有，一个大郡至分为五个，郡县以亭为名者，一共有三百六十个，都要重拟，以配合符命文。

　　这还不算完，这些名称，还经常变，多的时候，一个郡改五次名字，过一段时间，又回到原来的名字了。

　　吏民们根本记不住这些。每次王莽下诏书，只能把这些地名的曾用名都列出来。拿一份文件举例吧：

　　“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以封丘以东付治亭。治亭，故东郡。以陈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荥阳。陈留已无复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诣行在所。”

　　一份公文，倒有一小半是在注解，有意思吗？

　　不仅封号、官号、地名可以改来改去地玩儿，钱币的名也可以改。

　　王莽的币制改革，前后搞了四次，是历史上有名的闹剧。

　　王莽登基之后，因为心虚，认为“刘”字含有“金刀”凶煞之气，就把之前含有“金、刀”字样的“一刀平五千”、“契刀五百”和五铢都废除了。

　　币制虽然改了又改，不过每次都是以小换大，以轻换重，钱越改越小，价越作越大：一枚金错刀相当于5000枚“五铢”，两枚金错刀可以换取黄金一斤，以虚值钱币来敛财，物价飞涨，怨声载道。

　　谁乐意啊，所以商品流通不畅，民间私自用五铢钱来交易。

　　王莽大怒，明令城内老百姓接受，每个人出入城必须出示“大布黄千”钱来作为通行证。没有这种“新”钱，饭店和旅馆不得让他住宿，关卡和渡口要盘问、留难。就连公卿大臣，也要携带它才能进入宫朝见。当时的京城流传着“没钱寸步难行”这句笑话。

　　王莽当初是利用谶纬和各种祥瑞来制造自己当皇帝的合理性的；等当了皇帝之后，身边此起彼伏的，都是利用这套东西来为自己谋利的官员。到了后来，他身边最亲信的甄丰也摆了他一道，向他索要更大的官职；甄丰之子甄寻，则想娶黄皇室主；王莽一怒之下，宣判他们为谋反。

　　以前地方官谁不上报祥瑞、谁就有革职之虞，大力宣传、大加鼓吹；现在，谁敢提祥瑞，谁没命。

　　王莽难道真的不知道祥瑞是什么玩意儿吗？当然不是。他能靠这个起家，他就会担心另有他人借着这套起家。

　　态度三百六十度大转弯，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甄寻在外逃了一年，称自己手上的掌纹是“天子”二字，还号召了一群百姓信以为真，拉起了一支队伍。最后，甄寻被逮住杀了。

　　王莽把他的胳膊卸下来，仔细研究说，“那不是‘天子’二字，是‘一大子’或‘一六子’也。六者，戮也。说明寻父子当戮死也。”

　　这么一说，看来这个掌纹还真是“天子”二字啊。

　　这一次事件，王莽顺带把自己的铁杆支持者、国师刘歆的两个儿子和近臣也杀了，还仿效舜罚共工的先例，“乃流棻于幽州，放寻于三危，殛隆于羽山”，都一路用驿站载着尸体过去，告之天下。

　　这么阴狠不留情面，王莽算是彻底把心腹大臣得罪光了。

　　再接着，王莽又干掉了自己的皇太子。前情提要是，王莽在登基之前，已经先后下令杀死了二儿子和大儿子了；三皇子身体不好，四皇子王临为皇太子。因为王路堂（未央宫前殿）被雷劈倒了，王莽就借口不吉祥，废了太子王临，把他封为统义阳王。结果这个事件一直滑下去，催促了王临谋反，被杀；身体弱的三皇子也吓得一命呜呼。

　　现在，王莽除了两个扶不上壁的私生子之外，四个嫡子都被他自己搞死了。

　　后面的事，我们都知道了：起义军四起，汉军一路杀过来。王莽对局势已无回天之力。他焦虑得不行。他派人毁坏渭陵（皇帝汉元帝刘奭、王莽的姑丈）、延陵（汉成帝刘骜，王莽的堂哥）的园门罘罳（门外屏风），曰：“毋使民复思也”。又用墨涂污其周边，意思是让人们不再思念汉朝。

　　哎，这两位皇帝还算待你不错，没有他们，就没有你王莽啊，懂？

　　他还改称将军为“岁宿”，申水为“助将军”，右庚“刻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又曰“执大斧，伐枯木；流大水，灭发火。”如此属不可胜记。——不要问我什么意思，写《汉书》的班固表示，他也没明白王莽发了什么昏。

　　但有一点是知道的，王莽借着这些来行厌胜之法。希望能通过改名字，来讨个吉利，赶跑敌军。

　　王莽的厌胜之法臻至极境的时候，是招纳老百姓当中最会哭的人，并从中挑了其中五千人，担任郎；希望哭走敌人。

　　在这里，我剧透一下：汉军攻入长安，新朝灭亡。

　　此中的乖谬，我只不过随意拈了其沧海一粟。

　　王莽之所以能够准确无误地得罪每一个阶层，无论高贵还是低微；一部分原因是，触动了那个阶层的利益，导致了反弹；但关键原因还在，王莽及他的手下建立的这个新王朝，是没有制衡和纠错机制的，全部系于一人之身，系于一人之念。

　　而人一旦失去制衡，又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时候，就绝对会出问题了。

　　翻云覆雨，随意性极强，除了皇帝，无人能为此负责。而皇帝，是什么时候都不需要负责的。

　　王莽是一位极为勤政的皇帝，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而他的平生所得意之处，尽在给予他缔造的这个世界新的游戏规则，给这个世界新的阐释。他觉得自己在开辟鸿蒙。

　　所以，现有的东西，只要不入他的眼，就要拆掉、洗掉、改掉，重建，一切都按自己想要的规格来。

　　从理性人的角度来考虑，我们总认为领袖是为了要什么重大的目的和效果，才去干那些费心不讨好，得罪天下人的事。但也许在王莽看来，有什么后果？这个国家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那根本不关他的事。

　　他就是图个痛快罢了。他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主义而战。

　　而且，谁能否认呢，王莽最开始想要的，就是让这个世界更和谐，更符合道德，更整齐划一。他的想法，好像也不坏啊。

　　——这种思路，大概是我们对统治者无比的体谅宽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