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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3日是南京沦陷的日子，但这座城市的街道上仍然充斥着疯狂地寻找逃脱出路的中国士兵。许多人渴望摆脱他们的军服，乞求还留在城里的居民给换一身便衣。一大群数百名士兵拥挤在南京南部的几条著名街道上，南京的裁缝店主要都集中在这里。现成的便服卖得像“煎饼”一样火。大街上到处散落着丢弃的军服和装备。沿着去下关的路上，全是一堆堆遗弃的军服和装备。司机们开车要特别小心，不能压到衣服堆上，生怕可能会撞上手榴弹而引发爆炸。 

　　令人担忧的是，在安全区内也有成堆的军服，这会使人怀疑有大量士兵也在那里寻求避难。安全区管理人员最大的恐惧是中国士兵会全副武装地进入，因为这几乎肯定会遭到日本人的猛烈射击。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拉贝和他的同事在12月13日花了大半天时间，坐在一辆汽车上沿安全区外的街道巡逻，鼓励他们所见到的士兵放下武器。  

　　下午，他们与另一辆由金陵大学教授查尔斯·里格斯驾驶的外国人拥有的汽车一道，带领一群解除了武装的士兵穿过一些道路到安全区内金陵大学法学院去。“他们拥抱那辆车！”拉贝的同伴之一、美国教师刘易斯·斯迈思写道。他们发现这群士兵中仍然有人携带着武器，于是便说服他们解除武装。这个场面被一个骑着马靠近他们的中国军官打断了。他不同意眼前见到的做法，便拿着一支卡宾枪向空中开火。有一个外国人上前夺下了他的枪。  

　　解除中国士兵武装的努力后来成了许多当年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士挥之不去的噩梦。“我告诉他们日本人会宽恕他们性命的，这是多么愚蠢啊！”美国传教士费吴生（George Fitch）写道，他也是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人，“我们从未想到过，我们竟然会看到在现代世界上无人能及的这种残暴和野蛮。”  

　　随着中国军事领导层的崩溃，小股中国士兵在试图寻找办法从南京撤离时只能完全依靠自己。这天早些时候，负责一个防空高炮连的年轻军官沈咸接到了一道简单的命令：“炸毁高射炮，率领弟兄到浦口集合！”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自从在上海打仗以来，他们一直在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着这些高射炮。当沈咸把炮筒炸毁时，眼泪忍不住从他的眼眶里往下流。 

　　沈咸的士兵人数超过三十，他们准备登上原先用于牵引高射炮的车辆，希望能够通过挹江门去下关的码头。但他们还没有走多远就中了日军的埋伏，一个排长和八个士兵被杀害了。接着他们只能靠步行继续前进，此时他们的装备也减到了最低程度。除每个军官都有一支毛瑟手枪外，士兵们只有两支卡宾枪。他们的目的是设法到达长江的岸边，一路上要尽量避免碰到敌人。  

　　就在他们艰难地穿过一条条街道时，他们的人数也在逐渐减少，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剩下的人断定他们只能靠自己来碰运气。到下午时，剩下的官兵已经不足二十人了。当他们几乎快要到达长江边时，一个中国平民拦住了他们，报告说有六个日本士兵正在杀害附近的平民。他们立刻绕道前往相救。一阵短暂、猛烈的交火之后，所有的日本人都被击毙了，但沈咸的士兵也阵亡了两个。他们的出手确实救了不少中国人的生命，但也造成了相当大的耽搁。到傍晚时，他们还是没有到达长江边。  

　　与此同时，那位在大城市中迷失方向到处乱碰乱撞的年轻军官李益三，也跟随着他的操中国南方话的同伴到了南京城东北边的太平门。就在前一天，这道门还几乎被堆积的沙袋完全封住，但现在有些沙袋已经被挪开，以便使通行更加容易。经过一番拥挤之后，李益三终于来到了城外。虽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还是继续往前走。他本能地跟随着其他士兵沿着一条乡间道路走着。路面上每隔100码左右就有一小堆米，这是一种简单的有地雷的警告。  

　　他们进入了丘陵地带——紫金山的山脚下。突然间，一阵机枪齐射撕裂了沉默。一小队日本兵一直埋伏在那里等着他们。李益三周围的士兵朝枪声响的方向冲去，纯粹是靠人数多他们才打败了日本兵，把后者全杀死了。“哇，打个胜仗这么容易吗？”李益三问周围的士兵。突然，仿佛是给予回答一样，他听到一声呼啸声从他的左耳边掠过去，然后爆炸了。  

　　在几百英尺外的另一个阵地上，日军用迫击炮向他们射击。似乎日本人企图将撤退中的中国人引入紫金山附近山峦之间的狭窄山谷内，然后用几挺分布得很有策略的机枪来全歼他们。李益三开始意识到，南京郊外的乡村可能和城市本身一样危险。他还意识到，他身上穿的军官长大衣泄露了他的身份，使他成为日本狙击手的一个重要目标。尽管天气寒冷，他还是赶紧脱掉了大衣，然后跟大家继续前进，去寻找另一条路线来逃避紫金山附近的死亡陷阱。  

　　那天晚些时候，他们经过一个地方，似乎此地新近发生过一场战斗。地面上躺着几具尸体，其中一个还没有断气。这个伤势严重的士兵呻吟着，从他吐出的几个词中，李益三可以听懂他是来自中国南方的某个省份，李益三自己也是那里出生的。这个垂死的士兵眼睛盯着李益三，似乎是在用目光恳求他再补一枪以让自己彻底摆脱痛苦。李益三不忍下手。他也没有武器。难道他该用他的双手去……？李益三再也无法忍受。他转过身，背对着这个恐怖场景，跑了开去。 

　　美国海军亚洲舰队的军官们在12月12日至13日之间的那个夜间深深担心着“班乃岛”号的命运。12月12日下午1点35分，这艘炮艇上的无线电在发送一篇电文中间停止了传送。所有随后的通过无线电联系这艘船的努力都未成功。接着日本人轰炸了停泊在长江芜湖港口的英国皇家海军舰船，其中包括一周前已被日军轰炸过的皇家海军 “瓢虫”号。这更加加深了他们对“班乃岛”号的担忧。  

　　有关美国海军“班乃岛”号的船员和乘客的消息是在12月13日早晨才为外部世界所知晓的，当时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打到了圣公会传教士哈里·B.泰勒家里。泰勒是弗吉尼亚人，他和家人住在安庆市，距南京150英里。电话另一端是美国驻华使馆二秘乔治·艾切森。艾切森之前已经在“班乃岛”号船上，他此时打电话通知泰勒“班乃岛”号被炸，而且有伤亡。艾切森之所以打电话给泰勒，是因为传教士是中国乡村中唯一可以通过电话联系到的人。几个小时后，美国海军“瓦胡岛”号，“班乃岛”号的姊妹船，就已经在前往攻击事件发生地的路上了。  

　　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哈里·E.雅内尔上将对日本袭击的报道做出了激烈的反应，取消了美国军舰“奥古斯塔”号巡洋舰离开上海前往马尼拉的行程。“美国海军舰只留在中国水域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只要有存在的必要性，它们将一直留在这里。”上将如此声明道。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一封电报中表明他对此事件“深感震惊”，这封电报他坚持要直接交给天皇裕仁。  

　　日本官员们立即表示道歉——大量的道歉。12月13日下午，日本海军大臣发表了一篇文告，表达了他对“这次不幸事件的真诚遗憾”。同日晚些时候，日本驻华盛顿大使把这次袭击描述为“一个非常严重的失误”。为之动容的外交大臣广田弘毅亲自造访了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我无法告诉你我们对此的感觉有多么糟糕。”他对美国使节说道。  

　　日本战地指挥官则远远谈不上有什么懊悔。他们的炮火还瞄准过南京以外长江上的皇家海军“金龟子”号和皇家海军“蟋蟀”号，当时在芜湖的高级军官桥本京郎大佐接到投诉，指出这几艘舰艇都悬挂着英国国旗，他立即回答说：“我不认识任何其他国家的国旗，除了我自己国家的旗帜之外。”他还被指控给他的部队下达命令，向长江上所有船只射击，“不论国籍”。  

　　美国海军“班乃岛”号的沉没在美国报纸上引发了轩然大波，这起事件更加拉近了美国公众和中国抗战的距离，任何先前的事件都不能与之相比。这一事件也成为美国参议院长时间辩论的主题，尽管它也被孤立主义者抓住作为可能使美国在海外牵扯上不必要的承诺的一个小事件的例子。一位作者指出：“可能从来没有哪一项战争罪比攻击‘班乃岛’号更加详细地记录在案。”  

　　美国大使格鲁非常紧张。他是一位具有历史意识的外交官，他联想起早先的类似事件，如1898年美国海军“缅因”号被击沉，这是美西战争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还想起了英国远洋客轮皇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它被一艘德国U型潜艇在1915年用鱼雷击沉。此举造成了1000多名旅客和船员的死亡，其中包括许多美国人，使得美国公众舆论决定性地一致反对德国。大使在他的日记中透露，他“已经开始计划收拾行装的细节，以防我们不得不卷铺盖走人”。  

　　最终，危机减弱了。通过召回南京附近的空中作战指挥官，东京解决了好战的野战指挥官的问题，同时也支付了大额赔偿金，于是这一事件很快就被遗忘了。有一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贵重物品也在“班乃岛”号船上，包括属于学院院长的婚礼银器，一个月后，当俄国潜水员打捞出这些物品时，美国公众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其他事情。而当格鲁大使不得不真的卷铺盖离开时，已经是四年之后了。  

　　在要求手下军官共同签署一封表示支持撤退决定的决议文件之后，陈颐鼎旅长开始率领他的部队在12月13日黎明前撤离光华门附近的地区。在前往下关的路上，他数次停下来探望属下几十个受了伤的士兵，伤兵们被安置在设于一个古老墓地的一所临时医院内。他们因伤势太重无法参加撤退，陈颐鼎对他们说了几句好意鼓励的话之后，不得不离开他们。他不可能知道，仅仅几天之后他们就全都死了，被日本人杀死在他们的病床上。  

　　12月13日下午，数百名中国士兵出现在安全区的北端。负责管理安全区的委员会说，他们帮不了这些士兵。委员会试图宽慰他们，说如果他们放下武器，并承诺不再打仗，日本人很可能会给予他们“仁慈的对待”。这显然是太乐观了。当天晚些时候，日本军队闯进了安全区，拖出了200名中国男子，大多是士兵，押到城外残忍地枪杀了。  

　　同样是在12月13日，日本士兵开始沿着长江江岸上下巡逻，朝江中漂向下游的任何人和任何物体射击。他们的伙伴站在江中的海军舰艇上，朝他们喝彩，每次子弹打中了一个漂在水中的无助的受害者时，他们就会鼓掌欢呼。连平民也难以幸免。在战斗快结束的时候，拉贝在南京市中心转了一圈，他看到每隔100或200码就有死去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背部都有弹孔。  

　　当夜幕降临到12月13日的南京城上空时，整个城市“没有灯，没有水，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明妮·魏特琳在她的日记中写道。随着日本军队有效地控制了南京城，有三个危险不再像以前那样迫在眉睫，趁乱打劫的士兵的危险——这也许是她所认为的——以及空袭的危险和炮击的危险。“但是，”她不安地补充道，“第四个危险仍然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打了胜仗的军队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