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日战争、战后欧洲的经济复兴和政治博弈、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总统竞选和肯尼迪家族的悲剧——美国传奇记者白修德的回忆录不仅记录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还将20世纪重要时段、事件、人物，以及自己身在其中的感受和思考如实书写。

      白修德1939年到达陪都重庆，但他认为在重庆的新闻工作被绑住了手脚，便申请前往战争前线去实地调查，以下就是他以第一人称记述下的战时中国北方农村。

      到达前线

      我前往中国北方农村的这场旅程，很像从重庆的主干道走进小巷子—一开始，时间恍如倒流，让我看到了旧时中国的农民文化；紧接着出现在我眼前的是20 世纪战争的残忍，这场战争正推着这一古老文化一点一点走向灭亡，永久的灭亡。

      从重庆到西安，我坐了两个小时飞机，之后还要五天，我才能抵达距西安170 英里外的黄河渡口；那里距华北前线仍有80 英里，步行加骑马花了七天；抵达前线后，我逗留了好几周；然后，我漫无目的地穿越战场后方，最远到过兰州，兰州位于中国北方沙漠地带的边缘。

      当时，我几乎立刻就进入了半观察者、半人类学家的角色中。我可以亲眼看到人们在自己的村子里如何生活，只是我们之间完全无法沟通，使得我理解不了他们。那里一个会说英语的人都没有；我也没有口译陪同；我在哈佛学到的中文在这里，就和古拉丁语在西西里村庄一样，没多大用处。

      农民生活

      我首先了解的是农村。当时的中国，乃至后来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都属于农业国家；有的东西，一生只见得到一次，因此，在选择有关中国农村的笔记时，在接下来6 年中反复出现的那些最为理想。

      我见到的第一个村庄是个无名村。我从西安搭乘火车，行驶了不到20 英里就遇到了一个被炮弹炸毁的地方。我拿通行证给当地军事总部的官员看了看；对方嘟哝了一声，派了一个当兵的给我带路。这名士兵将我带去了一两英里外的一个小屋。

      当夜我就住在那户人家—我睡在草席上，旁边是一头奶牛，这家人也是用草席打的地铺，鸡就在旁边咯咯咯咯地叫。隔天早上，我一起来就看到这家女主人在研磨小麦：一头公牛被拴在杆子上，围着磨转圈，拉动上面的磨石在下面的磨石上转动，谷粒慢慢从凹槽中滚落下来，鸡群在一旁啄食，被女主人赶走。

      小屋外面有个坑，是我们上厕所的地方。你要踩在坑两边的垫脚石上，保持好平衡，方便完后用叶子擦屁股。

      如果说重庆与所有中国城市一样，是喧闹而嘈杂的，那这个村庄，就与绝大多数中国村庄一样，是沉默寡言的——后来我才意识到，中国乡村那压抑的沉默是一种情绪不外露而产生的真空状态。

      农村的生活一切如常；人们在这里生老病死，一辈子和四季、农田、庄稼打交道，他们的生活中除了家长里短，听不到其他任何信息，除了恐惧，他们的生活中也没有其他任何刺激。

      这个村庄周围立着围墙，这大概是绝大多数中国村庄共有的特色，围墙里面是五六条村路，村路两侧是农户的院墙。

      像这样的小村庄，路都是土路，由人踩出来的；再大一点的村庄，路上会铺点鹅卵石，但并不平整。有时路中央还会有树，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的；坑坑洼洼的村路上，一坨坨牛粪随处可见；嗡嗡嗡的苍蝇四处乱飞；孩子们穿着粗棉布汗衫，赤着脚，随地大小便；瘦巴巴的狗在太阳下睡着觉。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以及接下来的6 年中，我途经的每一个村庄都是这样，它们就像相同版式的简易刺绣一样。农民及其家人全靠土地吃饭，靠土地生活，排泄物则会成为肥料还归土地，他们死后，他们的尸体也会入土为安，还归土地。

      闭塞的村庄

      一周后，正在战区四处漫游的我突然发现，这些村庄自给自足程度之高，若无外敌暴力入侵，他们完全可以像自己的祖祖辈辈一样，永远这样生活下去。

      清朝早在30 年前就亡了，再没有法律要求男人梳辫子，女孩裹脚，但他们还延续着这些传统。

      在这些村子里，小孩看上去都很开心；他们给猪膀胱充上气，当球玩，弹来弹去。有一次，在一条村路上，我的马突然停下撒了一大泡尿。周围的小孩立马一拥而上，玩起了“跳水池”的游戏，他们乐此不疲地在“尿”池上跳来跳去，摔进去也不怕，直到一个老太太冒出来。

      不过，再翻一座山，你就会发现那些不快乐的村庄了——那些被战火肆虐过或被敌人占据过的村庄。在那里，生命的循环都被战争中断了。

      这些村庄里，孩子们因为饿得太久，肚子胀得鼓鼓的，被剃光的小脑袋上是一个又一个伤疤，他们躲在阴影中，心中充满愤怒；我还看过这样一个村子，整村的男女老少都染上了沙眼，眼睑结了红色的硬壳，有的人为了能睁开眼睛、看到东西，正用力挤着自己眼睑上的脓液。

      在绝大多数村庄中，所有40 岁以上的村民，无论男女，都是一口烂掉的黄牙，黄牙上还有被腐蚀出的黑色坑洞，一张口就是恶臭。

      这些村民还活在过去，生活中只有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所有新闻都是流言，流言中充斥着恐惧、希望、传说与真相。

      我还发现，在这些村庄里压根儿没有时间。在任何村庄，我若想跟戴表的村民对下时间，校准自己的表，那么问完两三个，绝对不会得到相同的答案。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时间，决定权在县长。

      比如说，同一个时间，在这个村子是正午；在20 英里外的另一个村子里，因为县长不同，时间可能是11 点半或12 点半，甚至可能是11 点或13 点。

      这里没有官方时间，所有时间都是不准确的；至于日期，最近的用中秋节来估算，重要的要么根据军阀某某年下某某指令的日期来估算的，要么根据某人出生于革命（1911 年）前还是革命后来估算。

      对每个村子来说，具有操作性的时间测度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日出和日落。太阳升起，男人们就下地耕田。根据太阳偏移的角度，他们就知道何时该归家了；妻子们负责在家做饭；夜幕降临后，有的农家可能会点上油灯，但也最多用上几分钟。

      你可能会看到缕缕炊烟，在夜色渐浓的天空中，像一片片灰色的小小羽毛，直到晚餐准备好，才会消失。晚餐后不久，天就黑透了，油灯也熄了，整个中国，除了城市，只剩下一片漆黑的夜。在这里，没有任何能准确标记时间的东西，只能依据季节粗略区分日子。

      普利策奖获奖作家、美国驻华传奇记者、汉学家费正清入室弟子——白修德完整回忆录。20世纪中国抗日战争的见证、美国两党斗争风云的实录、欧洲艰难蜕变的侧写，一个富有历史感、正义感和社会良知的记者的成长和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