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伪军人数210万超过侵略军的人数，中国是唯一。翻阅《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看到大汉奸梅思平近2万字的《自白书》似乎可以找到其思想基础。这是他于1945年12月15日在狱中撰写的。

　　梅思平何许人也? 金一南将军在《心胜》一书写道，‘梅思平是北大学生，‘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火烧赵家楼’时第一个冲进去点火的人。就是他一把火烧了北洋政府交通部长曹汝霖的房子。”

　　梅思平在中华民族国破家亡的时候，早就不是当年“火浇赵家楼”的热血青年，而是“曲线救国”汉奸理论的吹鼓手和实践者，是“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之一。他曾代表汪精卫集团参与日、汪“重光堂”密约的谈判。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常委、组织部部长、汪伪政府工商部部长、实业部部长、粮食委员会委员长、内政部部长、浙江省省长，双手沾满沦陷区人民的鲜血。

　　梅思平在《自白书》中，为投降卖国辩护，把自已装分成“不惜牺牲个人”、“甘跳火坑”、“为国为民”的英雄壮士。

　　他写道，“战争谈何容易，胜则万幸，败则从此万劫不回”;“日本之侵略固令人无可再忍，但外无奥援，内有隐忧，不如忍辱而负重”。

　　他还引用汪精卫的汉奸理论辩护，称“抗战要牺牲，和平亦要牺牲;抗战要流血，和平亦要流血; 抗战须有必死之决心，和平亦须有必死之决心。”梅思平写这番话时，大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感。

　　对于投降卖国，他一幅大义凛然的样子。他写道，“抗战如果胜利，则我等在南京组织政府者，不过个人身败名裂而已;于国家、于人民无所损害。”

　　他还表现出极端反共的心理，写道，“从国内之情形而言之，共产党借抗战之机会而扩展实力最为可怕”，“战事万一失败，则共产党必藉此颠覆政府，篡夺政权。战事即使胜利，则共产党亦必贪天之功，坐收渔利。”

　　梅思平的这种汉奸理论至今仍大有市场。某大学的某教授讲过这么一段话：“有些汉奸如汪精卫，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欺压人民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生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还说：“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应该说投降是正确的选择。”“如果我们以这种观点看历史，几千年的历史可以改写。”

　　可怕的不仅是出现了汉奸，而且还有脂抹粉的汉奸理论，为卖国行为减轻罪恶感。中华民族绵延5000年，是世界四大文明唯一没有中断的。试想想，如果我们的民族面对外敌入侵，不是与岳飞、文天祥、杨靖宇和赵一曼等民族英雄一样奋起反抗，而是抱着“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识义务者为俊杰”、“活麻雀比死老鹰强”等等心理，我们的民族还会有今天吗?

　　1946年9月14日，梅思平被判汉奸罪在南京执行死刑，时年50岁。《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执行梅思平死刑笔录》记载，他准备了三份遗言，“一份呈蒋主席，一份是给谢部长、洪次长、谢次长的，一份是给我家属的”。他还说，“我希望家属在可能的范围内，把我葬在南京以外”。面对南京大屠杀30万不屈的冤魂，罪孽深重的梅思平自知死后也无颜面对。

　　“子弹由脑后进，右鼻窍上方穿出，当即毙命”;“火烧赵家楼”的热血青年，就这样结束了罪恶的一生。那些口号喊得最响、行为最极端的人，往往是是善变的墙头草，最不值得信任。梅思平大起大落的一生，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