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之所以能够平欧洲、灭南宋，一方面是因为蒙古铁骑战力强大，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没能遇到像样的对手。如果当时的欧亚罗马帝国还在，阿拉伯哈里发帝国没有分裂，如果他们遇到的是汉武帝的西汉或是李世民的唐帝国，历史可能就会被改写。西汉帝国把匈奴打得落花流水，随后匈奴部分残余势力闯入欧洲，却依旧有很强的战力，与蒙古比，匈奴只能哀叹生在了东有汉帝国、西有罗马的时代。西汉为什么能有如此强大的战力，能够战胜匈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好地处理了游牧民族袭扰的边患问题？这在与两宋的对比中就能找到答案。

　　西汉的经济发达，在这点上宋可以与其媲美。在文化上，西汉有汉赋，宋有宋词。但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宋重文抑武，而西汉既重文，又重武，可以说文武之间没有差别，不仅如此，西汉的官员群体不仅没有文武差别，上下的流动也是极其自然，文武之间、上下之间的无缝对接，其他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其顺畅自然。

　　武将变文臣，历朝历代开国之时都是如此，西汉也不例外，帮助汉高祖刘邦灭秦朝灭项羽的武将们纷纷做了文臣，一直到文帝景帝和武帝初年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但能够由上而下，由文转武的却独有特色，让人感叹，给人启迪。

　　从丞相到下级军官的韩安国

　　韩安国何许人？大多数历史书将其定义为武将。但韩安国是文臣还是武将不太好断定，他当过文官御史，也参加过汉景帝时期平定七国之乱的短暂战斗，汉武帝第4任丞相田蚡死后，韩安国担任了丞相，也就是说，韩安国以文官的身份很快做到了被认为是文官中最高职务的丞相，但这在他的官旅生涯中只是个开始，3个月不到，韩安国的丞相被免职，原因很简单，他反对汉武帝准备讨伐匈奴的决定。

　　韩安国后来被任命为中尉，中尉是武将中职级非常低的职务，属于基层军官。韩安国重任在肩，而且绝对是最苦最危险的差事，他既然反对汉武帝讨伐匈奴，那就干脆让他面对面地和匈奴以最残酷的方式兵刃相见。为什么说是最残忍呢？因为汉武帝的目标是用卫青夺取中部的河套地区，给了韩安国一千人驻守北面的渔阳，是吸引匈奴主力当诱饵的。从丞相到相当于军分区司令员的韩安国也没有丝毫的不适，面对数倍于己方的匈奴主力，这个文官出身的武将和匈奴打起了反游击、反扫荡，没有救兵，苦苦支撑，很好的担任了诱饵的角色。直到病逝，匈奴数十万大军也没能把他和他的军队怎么样，相反，还守住了城池。他死后，接替他担任太守的就是赫赫有名的飞将军李广。李广比韩安国的运气好，因为名气大，让匈奴吃过亏，匈奴兵在经过这些地界，不像韩安国之时猛烈攻击，而是快马加鞭，绕道而行，怕成为李广的箭下鬼。

　　从这一点看，韩安国算得上是文臣，至少他的敌人匈奴人应该是这样认为的，觉得他比李广好欺负。但如果从一个文臣的角度来看，韩安国和匈奴打得一点也不差，虽然比不得李广，更比不得卫青、霍去病，但上《名将传》这样的书籍，流传后世，还是够资格的，卫青、霍去病、李广的战神光环的背面，多少有他的一份功劳。

　　下实为上，疏实为亲的汲黯

　　汲黯早在汉武帝还是太子时就是汉武帝的侍从官，深受汉武帝的宠幸，他为人虽然有才学、有能力，且自我要求极严，表率作用极好，但不懂为官之道，得罪了当朝很多权臣，遭到了陷害，最终在公孙弘和酷吏张汤的陷害下，被汉武帝骂做愚蠢，并被削职为民，回家养老。不久，汉武帝又重新启用了汲黯，但没有让他重新担任丞相或者京城其他高官，而是和韩安国一样，在另一个重镇—淮阳担任太守。从都尉到太守，是汉武帝不重视、不宠信汲黯吗？显然不是。汲黯在太守这个岗位上做了7年，死在任上，却享受帝国丞相待遇（汲黯最高官衔是都尉，不是丞相）。不仅如此，汲黯病逝后，汉武帝提拔汲黯家族多人为官，其弟、其子、其诸多亲属都被提拔，其中二千石高官多达十几人。

　　众所周知，汉武帝是个功绩很高的皇帝，历史上被称作大帝的皇帝不多，他算一个，但他也是一个暴君，因为他连自己的儿子—太子刘据也杀了。汉武帝的丞相十几人，多人被杀或自杀，丞相虽是高位，却也绝对是个高危的职业。韩安国不明事理，坚决阻挠汉武帝讨伐匈奴，建立人生最大的功业，汉武帝并没有杀他，在敌强我弱、和匈奴对战的过程中，也因为匈奴劫掠，没有及时出兵被责骂，但汉武帝始终没有杀他，显然是欣赏他的文武之才。韩安国心中自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没有像李广利、李陵那样投降匈奴，而是拼死抗争，多次险象环生，也没有屈服。而汲黯因为正直，不懂变通，多次被置于死地，虽然他让汉武帝暴跳如雷，罢了他的官，免了他的职，但却也始终没有杀他。

　　在汉朝，虽然也有三公九卿，并且职务有高下之分，薪水有多寡之别，但和魏晋以后九品中正制的划分等级，越来越强化的官本位相比，能上不能下的风气，显然淡了很多。正因为如此，从丞相到太守、从文臣到武将，韩安国和汲黯心里的落差，才没有后人那么大。

　　冯奉世与陈汤：报国建功不分文武

　　不是只在汉武帝时如此，有汉以来，文与武，上与下在汉官员身上差别并不大。陈汤以万里之外斩下匈奴王郅支单于人头并留下“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壮语而闻名于世。冯奉世在陈汤之先，为平定西域立下的功劳比陈汤还大，元帝准备为甘延寿和陈汤封赏时就有大臣提出甘延寿该封赏，冯奉世更该封赏，因为他的功劳更大。实际上，无论是冯奉世还是陈汤，起初都是文官，冯奉世为文官数十年，难以发展被免职后才开始读兵书，做武将，而文官陈汤在难以发展时遇到了武将甘延寿，恰巧甘延寿又当了西域都护，陈汤给他做了副手。

　　他们都是在国家危急，必须担当之时不顾文官武将之别，不顾生死，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选择了担当，建立了大功。冯奉世驰骋疆场后半生，屡建奇功，而陈汤只参加了一次万里斩单于的作战，在朝堂文武之间起起伏伏，因为参与皇帝陵墓及搬迁建设时贪污等问题被贬为普通一兵，国家再次危亡时又从军营召回了他，成为大将军的幕僚，然后又被贬被流放。虽然他们在功业上无法同卫青、霍去病、李广相比，在专业水平上也比不过桑弘羊、主父偃，但是他们都在国家危难时候敢于担当，血性在，担当在，文武之别，又何必要去区分。

　　冯奉世、陈汤的成功，是当时文武相容、上下无缝的制度氛围使然，决不是个例，他们是成功者，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他们那样敢于担当，建功立业。

　　高官贵胄贩夫走卒：能战能存能胜则升

　　卫青是公主家的奴仆，因为战功，不仅位极人臣，还成了公主的驸马，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王朝，很难再找到第二例。问出身，更问战功，这在强盛的西汉，绝不是个例，能战方能言、能战能免罪，在西汉极为普遍。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生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一个儒生博士叫狄山，是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他特殊的遭遇，却让历史记住了他。漠北之战汉朝大获全胜，匈奴厚着脸皮派使者要求和亲，对待匈奴早就让“公主靠边，刀剑伺候”的汉武帝对和亲根本没有了兴趣。但狄山没有汲取韩安国的教训，硬是支持和亲，反对用兵。于是汉武帝问狄山，我派你驻守一个郡，你能不让匈奴进京来抢劫吗？狄山说不能；武帝又问，一个县呢？狄山说不能；武帝又问，那一个城堡呢？此时狄山知道，作为汉武帝的臣子，自己现在只有去边境作战这一个选择了，否则将人头落地，于是说能。狄山果然被派到边塞守城堡去了，他没有韩安国会打仗，也没有韩安国那么好的运气，1个月后，在和匈奴的作战中，狄山殉职。狄山阻碍汉武帝的讨伐匈奴大业，本就是死路一条，但汉武帝给了他生还的机会，就是到沙场效命。只不过刀枪无眼，时运不济。但对狄山而言，战死沙场当英雄比因言获罪死在刑场要风光得多，更何况最后还能青史留名。

　　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博士小官，其实汉朝的皇亲贵胄也不例外。二师将军李广利，是汉武帝最为宠爱的李贵妃的亲戚，虽是宠爱有加，但宠爱的方式，也就是领兵到战场一线作战，只是李广利军事水平太差，卫青、霍去病创下的良好局面没有打好，反而做了俘虏，李贵妃又去世了，最后落得个满门抄斩。巫蛊案导致太子起兵被杀的导火索江充，之所以敢打太子的主意，是因为汉武帝信任他，给他安排了个“直指绣衣使者”的职务，这是汉武帝直接指挥、直接领导、专门负责督辅京城及郊区盗贼，监察豪贵们越礼过分行为的机构。被查到的贵戚子弟，无论地位高低，一律强令充军。这里的充军和后世的到边塞给“披甲人为奴”不同，那是要和韩安国、狄山一样，真刀真枪的和杀人不眨眼的匈奴人对战的。而在汉朝，不管你受宠还是获罪，贵胄还是平民，要想提升，要想脱困免罪，到战场上在和匈奴人的战斗中活下来，建立功勋，才是最重要的途径，除此以外，少有改变目前状况的途径。难怪陈汤和冯奉世，在文官做不下去时选择要做武将，幸运的是他们成功了。

　　“融”的最高境界是上与下、文与武的无缝对接

　　虽然强盛的西汉并没有创造“军民融合”这个词，但却用辉煌的战绩创造了一个军民融合的新境界。军民融合，融得绝不仅仅只是经济和科技，其关键核心和本质是人的融合。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人融合好了，其他各个方面的融合都不是问题。西汉很好地解决了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年代，官员和知识分子的融合问题，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能上能下、能文能武，并在上与下、文和武之间，实现顺畅的无缝对接。

　　匈奴是汉朝最大的威胁，战胜匈奴是汉朝民众安全、国家强盛的关键，在这一目标的牵引下，从君王到群臣再到百姓，社会各方各面都形成了共识，无论政治还是经济、高官还是百姓、文臣还是武将、权奸还是铮臣，上上下下都达成了一致，就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在这一潜在的共识下，丞相成为低下级军官到一线和匈奴拿刀对砍，文官改武将到战场上以一对百，即使手无缚鸡之力宁愿被杀也不会投降，皇亲贵胄和贩夫走卒一样，同样会面对刀枪无眼的匈奴大军，勇者胜而求生，败者慷慨赴死。

　　民族复兴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传承光大过去早已形成的精神，西汉留下的这种能上能下、能文能武，在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面对强敌的时候，上下无别、文武不分的广泛实践，比用口号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无实际行动的方式，是更值得我们复兴和践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