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九·一八”事变86周年纪念日。而在9月，教育部审定的统编义务教育阶段历史教材也正式投入使用。该套教材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单元，首次应用“十四年抗战”观点，将中国抗战的起点改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问题是，“九·一八”之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大背景下，东北的抗日军事活动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实际上，在缺乏官方支持与援助的情况下，东北爱国军民的抗日斗争从未停止，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坚持战斗，最终迎来抗战胜利。
一、“不抵抗”致东北陷落
事变发生时，中日双方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对比为：日方为一个师团加六个守备大队一万余人；东北军有正规军步、骑兵二十个旅，加部分空军和海军约二十万人。国民政府之所以不抵抗，与其对当时局势的误判有关。
“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即已制造了多起事端，制造侵略借口。国民政府的态度是以忍让求和平。面对事变前的一系列挑衅，张学良当时的想法是：“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中央政府的主张也是“以平定内乱事为第一”，蒋介石在8月16日指示张，“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所以，事变前，对日军挑衅采取不抵抗政策，在东北各级将官中几乎人人皆知。故而，当日军进攻沈阳的东北军北大营时，张学良仍然认为这是一次挑衅行为，直到9月24日，他在致蒋的电文中还表示“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
至于南京国民政府，尽管蒋介石也认识到了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但他认为当时的心腹之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所以对于日军的军事行动，他一方面暗示张学良以不抵抗防止事态扩大，另一方面，向国联求助，想靠外交压力让日撤兵。国联于9月22日、30日、10月24日先后三次决议要求日本撤兵。但日本政府及军队对此置之不理，国联无可奈何，南京政府也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看着东北各地落入日军之手。
当然，也不能说东北军完全没有抵抗。事变当晚，北大营第七旅王以哲部官兵作出零星抵抗，不过很快失败，余部撤往关内。1931年底，有所醒悟的张学良也想抵抗，他致电马占山“希即切实整饬，淬励部属，用待必要之时，为国效命，是为至盼。”而时任黑龙江省主席的马占山也确实遵其所嘱，在黑龙江举起抗战大旗。但马不久降日，后虽再次反正抗日，但力量已衰微，不久便失败了。
剩下抵抗的，就只有东北的民间组织了。
二、自发抵抗的民间力量
东北沦陷初期，被打散了的多支东北军自发组织起来坚持抗战，统称为东北义勇军。这些部队在战斗过程中，又吸纳了大量土匪、警察大队以及农民秘密会社等武装力量，由于其没得到南京政府的任何援助，实际上成为一支民间抗日武装。这支队伍主要由以下五个部分组成。
一是正规军和警察大队。包括马占山所率黑龙江省防军，原东北军驻吉林步兵第28旅旅长丁超率领的“吉林省自卫军”，原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一旅旅长苏炳文所率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唐聚五所率“辽宁自卫军”，王德林所率“国民救国军”以及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督察长熊飞率领的警察大队等。
二是旧军政人员。事变发生时，东北军有不少旧军官如彭振国、于白恩、郑桂林等人，纷纷加入各抗日部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陆军大学、保定或东北讲武堂等军官学校毕业，具有较高的军事理论和实践知识，主要在各抗日队伍中担任领导或参谋工作。
三是收编的胡匪。旧时东北历来以胡匪闻名，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宫长海、姚秉乾、李忠义，辽宁省的项青山、张海天、小白龙等，都是当地著名悍匪。事变发生时，这帮人有的正在拉杆子组队伍，有的在坐牢，还有的如宫长海、姚秉乾已经接受官方招安。事变发生后，各地政府机构垮台，这些人乘机再次起事，出于各种目的接受各部队收编，参加抗日。
四是农民的秘密会社。原在豫东、鲁南一带的大刀会、红枪会等秘密会社，随着这些地区农民“闯关东”，发展到了东北各地。东北陷落后，有的农民不甘日军蹂躏，就以这类会社为基础迅速组织起武装，加入各部投身抗日。如唐聚五、王德林等部，就先后吸纳了各地大量的红枪会、大刀会等民间组织。
五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九·一八”之后，北平各大专学校及其他地方不少青年学生出关投军。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发起的华侨青年救护队，直接参加了锦西前线的工作。国民党中央军校40多名学生自发离校，到热河参加抗战。
东北义勇军的抗战行为，得到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和援助，最多时，其人数达到二十多万。但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和指挥，加之各自为战、成分复杂，战略战术也不够灵活，有的甚至为了各自利益自相残杀，到1933年初，大部分基本都被敌人剿灭。余部，逐步被改编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
三、中国共产党整合东北抗日力量
事变发生后，中共满洲省委不仅第一时间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号召东北人民拿起武器，用民族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还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到各地义勇军中工作，仅1931年末到1933年初，派往义勇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就达100人以上，著名抗日将领李延禄、周保中曾分别担任王德林部的参谋长和总参议。
与此同时，中共也着手组建自己的抗日武装。
1932年始，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派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到南满，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进行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
这些人与当地党的领导一起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夺取武器，先后创立了十几支反日游击队，有的地区还建立了地方政权和农民协会、反日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
从1933年9月至1936年1月，这些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以磐石南满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后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约800余人；以东满各县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一年后成立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约1200人；以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为基础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约700人；以密山人民反日革命军和密山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了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230人；以遂宁反日同盟军为基础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约900人；以汤原反日游击纵队基础上，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夏云杰，近1000人。
在这些队伍组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感召了一大批义勇军队伍向他们靠拢，并最终将他们进行改编为中共自己领导的队伍，使东北的抗日武装逐渐得到统一。
1934年2月21日，第一军独立师司令部于江临县召集17支抗日义勇军队伍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东北抗日联合军宣言》，成立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一致选举杨靖宇为总指挥。此后，以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为中心，参加联合作战的义勇军部队达到5000余人。
3月，由珠河游击队发起，召集以“爱民”、“北来”、“好友”、“七省”为名号的义勇军、山林队首脑会议，依据中共满洲省委提出的不投降、不卖国、收复失地、抗日到底，拥护民众利益，允许民众武装抗日三项条件，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赵尚志为总司令。
7月，第二军独立师联合十余支义勇军共1000余人组成抗日联合军指挥部，推选王德泰为指挥。其他第四、第五军的组建也与此类似，都是以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为骨干，联合救国军余部和其他抗日武装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军各部由于执行了反日统一战线，实行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不断粉碎日伪军“讨伐”的战斗中，队伍得到发展壮大，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1935年冬，在中共东北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东北人民革命军着手组建抗日联军。1936年2月20日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将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反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一律改抗日联军，辖第一、二、三、四、五、六军。
11月，以抗联四军二师为基础，组建了抗联第七军，陈荣久任军长，后通过对义勇军、山林队的争取和团结，抗联又相继成立了4个军，即由民众救国军谢文东部改编为第八军，谢任军长；原吉林自卫军李华堂部改编为第九军，李华堂任军长（李后来于1939年7月投敌，充当日本特务，1946年12月被我剿匪部队击毙）；原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汪雅臣部改编为第十军，汪雅臣为军长；东北山林义勇军祁致中部改编为抗联独立师，后改称第十一军。
到1937年秋，东北抗联已建成十一个军3万余人，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三大游击区。抗联在东北大地的游击战，威胁着日伪统治，牵制了日军大量的兵力。“七·七”事变后，日军为巩固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不断向东北增兵，以强大兵力不间断地“讨伐”抗联部队。抗联部队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处境日益艰难，杨靖宇、赵尚志等一批著名抗日将领牺牲。除少部分仍在坚持斗争外，抗联大部分部队先后退入苏联境内休整，1945年8月随苏联红军反攻入东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