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慰安妇制度是日军在二战期间最为臭名昭著的制度之一。承载着日军这一罪恶制度的慰安所起于日军在1931年设立的“海军慰安所”，但是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个慰安所直到1949年才消失。这一切源于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的一个“作死”决定。

　　二战中，出现了一个人类史上极为罪恶的名词“慰安妇“，日语发音为“IANFU“，英语译为“ComfortWomen”。这个名词正是出自于侵华日军，而上海，上海虹口更成为了这个罪恶之词的发源地。

　　“慰安妇”是指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肉体服务、充当奴隶的妇女。“慰安妇“一词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慰安妇“的实质是日军的奴隶，而“慰安妇“一词是加害者一方的日本政府、日本军队、日军官兵所采用的语言，正因为如此，至今亚洲各国的很多受害者，仍坚决反对使用这一名词，并且一再向日本政府诉追当年的罪恶赔偿，而让人扼腕的是，日本政府依旧在遮盖这一罪恶史实。

　　1942年，日军战车第三师团在包头设立了军官专用慰安所。在偏僻地区，日军会用卡车将“慰安妇”送去分队驻地。

　　1931年11月，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就将虹口的‘大一沙龙’（上海东宝兴路125弄）、‘小松亭’、‘三好馆’、‘永乐馆’等4个日本侨民经营的风俗场所，正式指定为海军特别慰安所，不仅要求其对日本军人开放，还要接受军医的身体检查。这是慰安所名称的第一次出现，也是世界上第一批慰安所。而‘大一沙龙’，已经被世界历史学者共识并证明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战争，为侵略军服务的“慰安所”。日本人在战时刊印的《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便刊有“‘大一沙龙’”的广告。

　　最初‘大一沙龙’有日本慰安妇7人左右，由于这里地处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旁，为日本海军陆战队集中之地，所以海军陆战队员相约而来，生意十分兴隆。随后‘大一沙龙’被称为海军指定慰安所而获得了扩张。于是，经营者近藤夫妇便又从日本国内招来20名少女，并逐渐吞并了后面的两幢中国人的住房（今125弄2号、3号）。经营者还购置了用来接送客人的汽车，在路对面设立了停车库（东宝兴路120、122、124号，在1997年已经拆毁），形成一个规模颇大的慰安所。关于它的档案目前仍存于日本外务省。

　　“慰安妇“一词正式的使用，约见于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以后。始作俑者正是后来担任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彼时正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正是他，为了维持所谓败坏的军纪，首次要求日本国内组织关西地区的妇女，集体来沪“慰问”日军，他采用了一个好听的名词“慰安妇团”。1932年3月，“慰安妇团”登陆上海，并在吴淞、大场、江湾等地为日本陆军服务，这是日军第一次使用“慰安妇”一词。从此以后，“慰安妇“的身影，便开始遍及于日军铁蹄践踏之处。当“一二八事变”结束之后，日军“慰安妇团”返回了国内。此时，日侨、朝侨经营的为日军服务的慰安所却开始如雨后春笋般的增长。到1932年在上海开业的日本海军支持，授意下开设的慰安所多达17家。

　　根据麻生彻男记录的《慰安所规定》节录：本慰安所只限陆军军人、军方聘用人员入场，入场者须持有慰安所出入许可证；入场券的价格，下士、士官、军聘人员为2日元，军官为5日元；购买入场券者进入指定的房间，时间为30分钟；入场时间，兵士为上午10时至下午5时，下士官及军方聘用人员为下午1时至9时。

　　当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慰安妇”的受害者主体便成为了中国妇女们。早在战争初期，迫不及待的日军便开始在占领地大肆掳掠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升级，侵华日军的增加，日军更残暴地掳掠中国女子充当“慰安妇”。

　　1944年9月3日，中国远征军从龙陵松山战场解救了“慰安妇”，远征军战士正在电话联络，将幸存者送往后方

　　1941年，以日本海军为后台的上海虹口平康福利会宣告成立，其目的是“为根除梅毒，保障日支军民健康起见”，日本同仁会华中支部长世井中将还担心“慰安所名称与军之慰安所名称混同，恐士兵误会不可用“，并指示：“娼妓大多为华人，原属市府本身职务，现因环境关系，先行利用福利会试办，得有头绪后，再由市府接办。”

　　日军为掩人耳目，给众多的慰安所取了各种各样的名字，或叫某某旅馆，或叫某某俱乐部，或叫某某娱乐部，或叫某某庄，或叫某某酒吧，如虹口的“日之出酒吧”、“贝贝酒吧”等等。慰安所有高低档之分，其中高档的慰安所称“军官饭店”，多以现成的宾馆改建；次一等的称“军人俱乐部”。著名的俱乐部有1943年6月建立的“樱花俱乐部”和“特莉莎俱乐部”等。

　　据《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苏智良等著）一书披露：朝鲜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金德贞在20世纪90年代回忆，她在上海被逼迫成为日军性奴隶时，她所在的慰安所位于日军在上海本部旁边。但她当时无法知道慰安所的具体地点，以地理测算应该就在北四川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附近。据金德贞回忆：“我们这些女子每天晚上都要被军衔很高的军官拉到房间里蹂躏。”

　　而更令人感到愤慨的是，抗日战争结束后，部分日军在中国仍旧享有使用慰安所的特权。这完全归咎于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做出的这样一个“作死”决定。为了进攻在山西解放区的人民军队，他与侵华日军第一军高层达成共识，将部分日军编入国民党军中作为进攻解放区的马前卒。根据谢忠厚、张瑞智、田苏苏总主编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的记载，对根据地军民而言应当收到惩罚的侵华日军不仅没有受罚，阎锡山为了拉拢这些日军，在太原设立了慰安所。罪恶的慰安妇制度就在太原以“特殊慰安所”的形式继续在中国延续。然而就算是慰安妇制度也未能让留山西日军挽救国民党军失败的命运。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太原，才让罪恶的慰安妇制度终于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