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像二胡琴盒那样的一只精美的樟木匣子，红布裹着的一柄修长的硬物静静地卧在橙色的绸缎中；再一层层掀开红布，一把两指宽，近一米长的指挥刀，蓦然出现在众人眼前。刀呈弧形，作为刀的部分从由铜条环护的龙头刀柄处伸出，长长的像一条带鱼那样微微翘起来。刀身是黑的，不是人为涂上去的黑，而是被渐渐生长出来的锈覆盖了原有的光芒。换个角度说，那斑斑锈迹，是南方慢慢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刀身和刀刃上凝固的漫长、潮湿而又沉寂的时间。

漫山遍野盛开红杜鹃的五月，上述画面出现在湖南沅陵县人民政府特地为我举行的捐赠仪式上。未几，县委钦代寿书记小心翼翼地捧起这把刀，郑重地交给我。大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像一阵暴风雨穿过悠长的时光。我有点迷离，又有点晕眩。但我知道我不会倒下，因为此时此刻我正被突然降临的一阵巨大惊喜轻轻托举着；因为此时此刻，我成了一个幸福的人；还因为此时此刻，我从祖国的首都北京回到父辈的故乡，代表湘西的一族血脉，在承受历史授予我的荣耀。

一把典型的龙头柄清末新军佩刀，我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在记忆里反复搜索，感到应该在童年或长大后收集到的父亲的某张照片中。进一步想，童年虽有可能，但不会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因为那时我来到这个世界尚未足月，除了本能地感到饥饿，对万事万物没有任何感觉。剩下的，就是父亲的某张老照片了。没错，这不会有疑问，在不知是父亲自己保存，还是来自敌人的档案，抑或由图书馆的报刊资料保存下来的几张老照片中，确有一张他穿着上衣和帽子垂着许多穗穗的军服，稳稳地坐在那里，双手扶着这样的一把指挥刀。

我捧过刀仔细打量起来，县委钦书记和县人大常委会张主任从两边靠过来，一人托着刀柄，一人托着刀尖，轮番告诉我：此刀长90.5厘米，宽12.8厘米。重1.42公斤。刀身为青铜加钢锻造。据考证，系1925年2月16日我父亲贺龙就任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的佩刀。由于流落民间八十二年了，与我年纪相当；而且有很长时间埋藏在地下，因而外面为铁皮内里为樟木的刀鞘被朽蚀了大半，只剩下刀柄一端约尺把长的一截。所幸这截残存的刀鞘，并未被铁锈和埋藏时沾上的泥巴粘连，还能拔下来。一闻，一股浓郁的樟木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惊叹的是，流落民间八十多年的这把刀，虽然从未磨过，因斑斑锈迹使刀身显得乌黑发暗，但刀尖和刀刃还非常锋利，颀长的刀刃星星点点地闪烁昨日的光芒。握在手里轻轻一挥，依然听得见嗡嗡鸣嘤。

我用比父亲小一圈的手握住刀的龙头柄，仍握不过来。我想到它曾在十年漫长的日子里与父亲形影不离，龙头柄的纹理已被他那只粗大的手磨得光溜溜的。他手上的油和汗为长年把握的刀柄像镀铬般地镀上一层透明的保护层，这就是文物家们所说的包浆了。这是整把刀唯一没有生锈的地方，握在手里，仿佛还能触摸到父亲手里的余温。

问题出来了，我父亲出任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后跟随他十年的这把指挥刀，为什么会流落在沅陵？想想八十多年前的沅陵发生了什么事情，或我父亲与沅陵在八十多年前有着怎样的渊源和交集，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历史记载，八十多年前沅陵发生的最大一件事，莫过于我父亲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长征在此过境了。那是1935年11月19日，浩浩荡荡的红二、六军团从父亲的故乡桑植刘家坪出发。21日，两路行进的红军分别从洞庭溪、小宴溪等处渡过沅水。其中红二军团经高坪、水田、善溪到达桥梓坪；红六军团从葡萄溪经毛垭到达桥梓坪。这里就是沅陵的属地了，过去叫桥梓坪，现在叫清浪乡。22日，部队在此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庆仪式，庆祝顺利渡过沅水，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新中国成立后听父母和好几个叔叔说过，国民党军发现红军的进军意图后，在沅水两岸布下重兵。当红军夺取渡口过河时，派来的几架飞机狂轰滥炸。当时，我母亲蹇先任把刚生下来二十天的我放在由一匹小骡马驮着的摇篮里，跟随红二军团卫生部前进，敌机扔下的炸弹把小骡马惊得两蹄腾空，差点把我从摇篮里抛出来。我母亲死死拽住小骡马的缰绳但怎么也拽不住，这时红二军团卫生部长贺彪叔叔撑一只木船从对岸赶过来，救了我们母女两条命。

红二、六军团在桥梓坪住了四天，主要用于休整队伍，恢复体力，筹措给养。桥梓坪是个大村子，有好几个自然村，红二军团驻在当年叫岗柱岩，今天叫八方村的一个村子里。指挥部设在一个叫陈定祥的贫苦农民家。不用说，我和我母亲也跟随我父亲住在陈定祥家。因为我父亲既是红二、六军团的总指挥，又兼任红二军团军团长，在这四天中，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当地群众建立红色政权，给群众送粮、送物、送医、送药，一切命令都是从陈定祥家这栋破旧衰朽的老屋子里发出的，因此这里成了桥梓坪的老百姓衷心拥戴和敬仰的地方。而这时，我父亲把他珍藏了十年的那把在清末新军中佩带的指挥刀，赠送给房东陈定祥，说明在短短几天里，陈家于我父母留下了在他们心目中永难磨灭的记忆，或者发生了让彼此刻骨铭心的故事。

通过陈家八十多年口口相传，按当地人对辈分的叫法，从太公（太爷爷）陈定祥，经老公（老爷爷）、公（爷爷）和爸爸之手，最终传到第五代孙陈飞手里的这把刀，故事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1935年11月21日，我父亲带领军团指挥部威武雄壮的几十号人住进陈家后，陈定祥经历了从战战兢兢，到笑脸相迎；又从笑脸相迎，到心悦诚服的过程。刚开始，他看见我父亲一个命令，就能把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恶霸杀了，吓得惊魂未定，走路脚都发软；后来，看见红军打开地主老财家的粮仓，一袋袋往贫苦人家送，便信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他们流血流汗，是为人民打江山。还有，他们的官兵穿着土布土衣，从前跟自己一样，也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尤其看到我母亲还是个产妇，生下我没有满月，就背着我跋山涉水，餐风宿露，和大家穿一样的单衣，吃一样的糙米。她因没有奶水，我常常饿得哇哇大哭，有时通宵达旦也止不住。在我们湖南乡间，对坐月子的女人是要格外照顾的，再穷的人家也要把仅有的一口留给她；还不能让产妇吹风、下水、生气，做任何体力活，以免累着饿着，亏欠了身体，留下终身疾病。就因为想到这些，他千方百计找来一只下蛋的老母鸡，炖了，送给我母亲下奶。我父亲知道，送一只炖汤的老母鸡没什么了不得，但对老实巴交的房东来说，是他能想到和做到的最大一件事。因此，我父亲给他一笔钱，但他无论如何不收，最后便想到了送他那把刀。我父亲对他说，老陈，你要好好收着这把刀，红军会回来的。

这个故事留有强烈的悬念，但未免简单，俗套，不怎么令人信服。可我是相信的，因为时间、地点、事件，包括我父母和我在内的几个人物，都是真实的，找不出一点漏洞。唯一不能说服今天这些读者的，是一只炖汤的母鸡与伴随我父亲十年的那把指挥刀，构不成互相赠予的分量和理由。我要指出的是，就我父亲在这十年中从一个清末将领成为红军领袖的过程来说，这把刀当时既是他的爱物，也成了他的负担。因为在他出任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的第二年，也即1926年，他就回师铜仁，以国民革命军的名义挥师北伐。1927年北伐打到河南开封，因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他带领扩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转战江西，作为总指挥发动了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南下途中被打散后，他经香港，只身前往党中央所在地上海，然后与周逸群、卢冬生等人经洪湖回到故乡桑植，发起年关暴动，重新拉起一支队伍。也就是说，作为军事指挥权的象征，这把清末新军的佩刀对我父亲而言，已经属于另一个时代了。以至在我父亲发动南昌起义和回湘西组建红军的年代，它很可能寄存在什么地方，或请某位熟人或朋友代为保管。而红军长征是一次战略转移，一次大搬家，自然把能带的东西都带上。然而，当我父亲率领红二、六军团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还有我父亲的贺家宗亲和蹇家十几个亲人上路时，很快就发现带着旧军队的这把指挥刀，是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毕竟这是一件只能用于格斗的冷兵器，像我父亲这样大军团级别的指挥员，用这样的武器战斗或者防身，都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了。所以，在红军长征渡过沅水，准备从桥梓坪继续上路时，他把这把刀赠给房东陈定祥，作为对我母亲体贴入微的一种报答，是合情合理的。何况，我父亲还对陈定祥说了，红军会回来的。其潜台词是，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你给我夫人炖了一只下奶的老母鸡，死不收钱，那么我把这把刀赠给你，等哪一天我们凯旋，再一码归一码，亲兄弟明算账。

1935年11月24日，红二、六军团兵分三路离开桥梓坪，向云贵高原移动。右路由我父亲贺龙率领，经半溪、大庄坪、驮子口、茶溪坪，往沅陵县城方向直插辰溪；中路由任弼时率领，经茅坪、楠木铺、芙蓉关、马底驿，沿怡溪而上，进入溆浦；左路由萧克、王震率领，取道金子溪、辰州坪、官庄，越过湘黔公路，进入安化。

红军走了，黑暗势力卷土重来，陈定祥挖地三尺，把我父亲赠给他的这把指挥刀，悄悄地埋了起来。他不敢向任何人走漏风声，更不敢示人。因为他家作为贺龙的指挥部是路人皆知的，这对敌人来说本来就是一大罪过，如果再让人知道贺龙还赠给他一把清末新军的指挥刀，不仅会招来杀身之祸，还将遭到强盗、歹徒和三教九流的惦记和骚扰。藏到新中国成立，我父亲当了共和国的元帅，一家喜出望外，这才把刀挖出来，视为传家宝。每当老人过世，都要郑重地交给下一代：这是贺龙贺元帅赠给我们陈家的无价之宝，要一代代传下去，家里再困难，再穷，也不能打它的主意。如此，经过一个家族八十多年的传承，最后传到了地名改为清浪乡八方村的陈家第五代孙陈飞的手里。

2015年10月22日，红军长征八十周年纪念日来临，县里有关部门在对红军长征路线的调查核实中，来到清浪乡八方村党支部负责人陈飞家。得知县里干部的来意，虽是一个普通农民，但具有相当政治觉悟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陈飞试探说，不知你们信不信，当年我家就是贺龙的司令部，有贺龙元帅赠给我太公陈定祥的一把指挥刀为证。县里的干部吓了一跳，说真的？不妨拿出来看看。一见陈飞捧出锈迹斑斑、寻常人家根本不可能有的实物，大家眼睛都瞪圆了。陈飞接着说，他太公（太爷爷）陈定祥和老公（老爷爷），新中国成立前就去世了，他没见过。但他出生时，公（爷爷）陈延相还在，常给他讲祖上传下来的贺龙指挥刀的故事。后来，他在玩耍中无意看到了这把刀，爸爸陈万祥叮嘱他，崽啊，莫乱动哟，这是贺龙元帅当年作为礼物送给你太公的。2012年7月，父亲身患癌症，无钱医治，有亲戚暗示把这把刀卖了，但父亲死不松口。临终前，他像上辈人那样郑重交代儿子，要把贺龙元帅的这把指挥刀收藏好，一代代传下去。

县史志办和文物部门经过广泛调查和询问有关专家，觉得这把刀的来龙去脉清晰，传承有序，认定就是我父亲贺龙1925年出任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佩带过的那把指挥刀，提出征为革命文物。陈飞慷慨应允，说他家五代人珍藏这把刀，就是出于对红军和贺龙元帅的崇敬之情。把刀捐给政府，让更多的人领会革命的艰辛、革命前辈的舍身忘我、革命事业的代代相传，是他们陈家的幸运，也是这把刀的幸运。他提出的唯一要求，是他作为太公陈定祥的后代，希望县里有机会的时候，帮助他见到贺龙元帅的后人，当面陈述这把刀的最后归宿。

沅陵县人民政府征集到我父亲的这把指挥刀后，请县里手艺最好的艺人配上精致的樟木匣子，决定转赠于我。理由是，我就是元帅夫妇当年带着去长征的那个孩子，虽然当时尚未满月，还在母亲的怀里嗷嗷待哺，但如今是唯一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了，这算得上物归原主。

2017年5月下旬，我从北京飞到张家界，先到我母亲的故乡慈利祭奠我两个为革命牺牲的舅舅，然后被接到沅陵县里，出席他们专门为我召开的捐赠仪式。幸运的是，在捐赠仪式上，我终于见到了同样被县里接来并等候在捐赠大厅的陈家第五代传人陈飞。两人相见那一刻，都热泪盈眶，我把二十六岁的陈飞紧紧拥在怀里说：“孩子，我衷心感谢你们一家，衷心感谢沅陵人民！”

因不便带上飞机，当我回到北京一周，沅陵由分管文化的一位领导同志亲自押车，驱车十九个小时，将父亲当年的指挥刀送到我北京的家里。客人们刚离开，我立刻把刀恭恭敬敬地供在父亲的遗像前。我对父亲喃喃说，这是您佩带过但离开您整整八十二年的指挥刀，您还记得吗？

末了，我想说，沅陵政府代表沅陵人民的诚挚心意，将我父亲的这把刀赠给我，可我怎么承受得起？怎么有资格收藏它呢？我暂时把它供在父亲的遗像前，让他多享受几天与这把刀重逢的惊喜和快乐。但是，我知道它最好的去处，是陈列在国家的某个博物馆里。因此，我向沅陵政府表示，我将选一个适当的时候，一个适当的博物馆，把它捐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