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导报》6月22日发表康斯坦丁·盖沃龙斯基的文章《为何苏联红军比德军损失更多？》称，76年前的6月22日，苏联卫国战争爆发。然而，时至今日，对于苏军和德军的人员损失比例，仍无定论。苏联政府给出的苏军阵亡数字886.84万人也一直备受诟病。总体来说，最符合真相的数字大概是红军死难人数是德军的1.5-3倍。为什么数字不是颠倒过来的那样，红军缘何损失更加惨重？跟所有重大问题一样，此处不存在简单的答案，而是若干主观及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所致。

　　弹药

　　在战争片中，主人公多是被子弹击毙。若是真实地重现二战，65%至70%的死亡是弹片造成的，所以说炮弹才是罪魁祸首。这一最致命的武器恰是苏军的软肋所在。在芬兰之役结束后，斯大林便曾表示：“我们不能吝惜弹药……如果舍不得地雷、炸弹和炮弹，而不顾惜人命，只会有更多人丧命。”然而，良好的意愿是一回事，国家军工业的制造能力这一严峻的现实摆在眼前。

　　1939年，苏联工农红军拥有的炮筒数量较之1930年增长了7倍。然而，弹药生产却跟不上了。跟枪炮本身的制造相比，弹药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非但如此，弹药的质量和数量甚至是衡量一国军工业总体水平的更为准确的指标。尽管苏联化工行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在二战前并未企及德国的水平。虽然武器数量出现了增长，但弹药的供给率仍然停留于1914年的水平。以152毫米榴弹炮为例，一战初期时每门搭配609枚榴弹，1941年6月时为690枚。

　　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无论是沙皇军队还是苏联红军，在战争打响半年后，都遭遇了弹药匮乏的窘境。1942年2月，担任西方面军司令员的朱可夫便向斯大林汇报说：“每门炮只剩下1至2枚炮弹。”

　　如果说沙俄时代尚有条件扩大弹药的生产，那么二战中的苏联则不然，当时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撤退疏散，部分工厂无法正常工作。除1945年外，莫斯科在整个二战期间的弹药生产都逊色于纳粹德国。在TNT和其他炸药的生产方面同样如此。多亏美国国会通过的租借法案，苏联才获得了12.7万吨火药和部分TNT炸药，这相当于1944年全年的生产水平。历史学家阿列克谢·伊萨耶夫指出，苏联弹药中使用的半数火药都来自于此。租借法案令苏联受益最大的正是火药和TNT，而非坦克及战机。

　　即便如此，苏军与德军的差距仍然非常大。1942年时，德国炮兵共发射了1800万枚105毫米榴弹，而苏军76毫米炮弹仅发射了1000万枚。至于152毫米以及更大的炮弹，双方差距更为悬殊，苏联是232.2万发，德国则高达484.6万发。在重型炮弹数量上的差距一直延续至战争结束。即使是在1944年苏军炮弹数量达到370.1万发时，德军还有755.3万发。

　　弹药荒导致在一些次要战线上，红军无法集中使用炮兵对敌军防线展开有效的火力突击，给步兵、坦克的冲锋开道。1944年9月14日，解放波罗的海的战役打响。苏联官方历史书上写到：“由于弹药配给不足，炮军部队在炮火准备阶段的火力压制纵深极其有限：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仅推进了700至800米、波罗的海沿岸第3方面军推进200至300米，只有第1方面军推进了3至4公里。”200至300米是什么概念？即只压制了第一道堑壕。事实上，面对波罗的海沿岸第3方面军的进攻，德国人构筑了2处防御阵地，每个阵地各2道堑壕，每道堑壕还有交通壕与防御纵深相连通。毫不夸张地说，苏军简直是以血肉之躯在向前推进。

　　二战结束后，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捷列金中将承认：“在华沙-罗兹-波兹南-波美拉尼亚战役中，我们的队伍遭遇严重削弱，物资几乎耗尽，我们开始这场战役时，弹药严重短缺，这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是在过去，我们绝不会在后勤保障如此糟糕的情况下铤而走险。”

　　人员

　　几乎每位苏军将领在回忆录中都会抱怨弹药短缺。然而，抱怨下属的段落却很难找到。相反，将军们时常对中下层指挥官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大加褒扬。然而，保留至今的相关文件说明了一切真相。

　　顿河方面军在1942年9至10月发动的一系列进攻行动皆遭遇滑铁卢，事后该方面军特别处撰写的一份详尽报告写明了原因：“无论是中层还是上层指挥团队，在战术上都相当无知，无法准确判断地形，失去了对部队的有效作战指挥，我们的步兵完全没派上用场，步兵不擅作战，这是一切失败的根源。”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并非无能之辈，但他在绝望当中竟然也下令步兵去进攻阻拦部队。

　　1942年时，苏联步兵的典型进攻方式如下：在炮火准备阶段后，德军的某些火力点再度开火，进攻者迅速卧倒不动。其实，压制德军机枪进攻的手段是足够的：大炮、迫击炮、重机枪。但无人指挥使用上述武器，从连到团的环节断了联络。正如报告中写到：“现有的无线电台由于报务员水平不过硬、指挥人员水平有限，得不到有效利用。”

　　遭遇火力攻击，步兵只能匍匐前进，损失非常惨重。而司令部则要求再次进攻，但每次进攻的效果只会越来越差，伤亡人数不断增加。

　　无论是朱可夫还是罗科索夫斯基，对此都无能为力。他们策划行动时想得跟曼施泰因和克莱斯特一样完美，但苏军由于各个战术环节的失利，战场变成了绞肉机。

　　1944年8月，朱可夫致信红军组织部负责人，直言不讳地抱怨“文化程度低下”“在文化水平上，我们的军官达不到现代战争的要求……由于干部的无知和没有文化，导致我们在技术装备和有生力量方面频繁遭遇重大损失，难以有所斩获”。无论是排长、师长和军长，还是预备役军官，都成了他批评的对象，“我们的干部培训体系未能输送出优秀且具有威信的战场指挥官”。

　　然而，在当时的苏联到哪里去找这么多“有文化”的指挥官？大家或许对《军官》这部电影记忆犹新。影片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20年代红军指挥官家庭的日常生活：逼仄阴暗的住所、捉襟见肘的收入，柳芭一边煮红菜汤一边掉泪，因为“妻子没资格吃肉”。阿列克谢出去找柴火了，每月发的23卢布燃料费什么都买不了，一车木头就要200卢布。

　　要么对军人这一职业极为热爱，极具使命感，要么将从军视为升官的阶梯，才能一直坚守下来。因战争而一贫如洗的国家，不可能富养自己的军队，所以称其为“工农红军”可谓名副其实。直至1936年，军校才开始大规模招生，情况日渐改善。中将叶夫根尼·马拉申科回忆到，1941年5月，他决定报考军校，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人曾好奇地问他：既然是优等生，为何不考大学而偏偏想进步兵学院？

　　1938至1941年，苏军人数增长了4倍，单是步兵师就从98个增至229个，每个师下辖9个营。遗憾的是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令指挥骨干骤减。

　　1940年12月，红军最高指挥部举行会议，提到从排到连、营、团，各个环节都问题缠身。有记录为证：“指挥官们在战争中无法明辨形势，对敌人情况缺乏了解……营长的指挥水平明显不足……最薄弱的环节就是营级。”其实，这批指挥官还受过一定的培训，但不少人在德军最初的闪电袭击中殒命，其继任者的水平更不敢恭维。

　　斯大林

　　1941年，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即斯大林授意签署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从北方、中央、南方3个方向，发起了对苏联的闪电袭击。苏军一路溃败，损失惨重，除客观原因外，《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这一主观原因不容忽视。

　　曾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的古德里安曾如此描述过1939年德军进攻波兰时的情形：“人们对于进攻命令毫不知情。炮兵营的观察员坐在步兵队伍里，无所事事。谁都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前线也没有侦察人员……”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笔下参与诺曼底登陆的美国新兵也是同样的“懵懂”：士兵们一遇射击就卧倒并匍匐前进，沦为迫击炮的攻击目标。指挥美国第一集团军的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不得不下令军官和中士“面对攻击不能卧倒，因为整个排都会马上效仿”。

　　然而，1941年时的德军跟进攻波兰时绝非同日而语，他们经历了2场大型军事行动的历练，即波兰和法国之役，还有不少中小战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所以在苏德战争初期可谓势如破竹。相比之下，由于《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苏联红军放松了警惕，主力都是新兵，习惯了和平年代的安逸，最初简直溃不成军。后来，苏军的士气、作战水平才逐步提升，官兵们以生命和鲜血为学习代价，慢慢成长起来，作战形势得以扭转。

　　1943年春，不可一世的德国人开始哀叹本国步兵水准的“灾难性滑坡”“50%甚至比例更高的损失并不鲜见，指挥官培训不足，无法正确地搭配火力与进攻……他们无法在战争中随机应变，士兵并未兵分多路，而是蜂拥而上，对方的子弹呼啸而来”。这似乎是1941至1942年苏军窘境的重演，只是此刻面临人员不足，只能将从未受训的年轻男子仓促派上前线的是德国。苏联的弹药、坦克、大炮、飞机补给逐步跟上，官兵越战越勇，在斯摩棱斯克、列宁格勒和基辅之役中摧枯拉朽，双方的伤亡差距开始缩小，从战争最初的3比1到1945年的1比1甚至低于德军。然而，由于初期人员损失过大，这一比例最终未能扭转。胜利的代价是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