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海光在2013年12月4日《中华读书报》，刊登《“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上）——评舒云〈“九·一三”十大谜团〉》。文中反驳舒云的观点：“打草惊蛇说”是舒云“九·一三”研究的一个核心观点，并推演出了一整套毛周设局的故事。这些纯属是欺人之谈。文章系节选。

1971年林彪外逃的“九·一三事件”，至今虽然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但真相扑朔迷离，史料支离破碎，坊间不断流传着各种说法，不同版本很多。在这些说法中，有的是需要进一步理清楚的真问题，大量的不过是些传言和臆想，许多还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假问题，亦有一些人故意簸土扬沙的造谣惑众之事。笔者在撰写《“九·一三”事件循时考》文章时，曾看到了纪实文学作家舒云女士的大作《“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载《文史参考》2011年9月上，第17期），对作者精心设计的“十大谜团”颇感诧异，试为一解。

舒云女士自诩为“九·一三”研究专家，时不时就有“爆料”出现，制造些哗众取宠的噱头。这些“爆料”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离奇古怪，对其质疑声一直不断。这篇《十大谜团》，是舒云女士的一篇核心文章，脱胎于她在海外出版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一书，文章中的闪烁其词之处，在该书中都有详细的描述。《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是一本以“完整调查”为卖点，以大陆观光客为销售对象的书。作者书中提到的许多当事人，笔者也曾直接或间接地采访过，他们所谈的情况与作者所述的情况出入很大。“完整调查”中的“调查”，有的是大量羼水，有的是随意曲解，有的干脆就是作者托名被访者的故意编造。该书罗列的32个问题，其实不过是一些唬人的噱头。其叙述内容，时间错乱，逻辑不清，头绪杂乱，前后矛盾，史实错讹甚多，实在难以置评。好在这篇《十大谜团》问题比较集中，是“完整调查”的一个压缩版，代表了作者的基本观点，比较方便我们探讨一下舒云版的“九·一三”之“谜”。

作为纪实文学作家的舒云女士，《十大谜团》文中所罗列的10个“谜团”，基本不在一个问题层面上。不仅各“谜团”之间缺乏逻辑联系，夹杂不清，而且篇幅大小也严重失衡。有的“谜团”占到4页半，有的“谜团”只有一页的1/3。尽管文章的逻辑混乱，错误百出，有些重要人物的职务还都搞错了（如文章中称江腾蛟的职务是空军政治委员，实际上江腾蛟当时的职务只是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但其中心思想还是能够分辨出来的。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是：林彪的“九·一三”外逃，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精心设计的一个敲山震虎的“局”，让林彪家族掉入了彀中，仓皇外逃，最后机毁人亡。由此，作者发挥出了超人的想象力，试图在北戴河和中南海之间建立某种秘密联系管道，在林立果的“小舰队”和林彪身边寻找毛泽东的“卧底”……，从而编造出了这个“十大谜团”的假说。这个关于“九·一三”事件的“谜团”假说，综合了坊间的众多流言，加上作者的臆想，过程编造的更加完整。本文樶其要点，重新组合问题，按时间排序，将其“十大谜团”逐个解析，一探究竟。

关于毛泽东1971年8月15日到9月12日南巡的问题，不少海内外学者都持“敲山震虎说”的观点。“敲山震虎说”的核心是一个“逼”字，其中心思想是：毛泽东南巡给各地军政大员谈话，有意敲打林彪集团，挫败了他们实施政变、南逃、北叛的计划，最后林彪一家叛逃苏联，葬身异国。笔者对该说持有怀疑，认为这是事后之论，是从结果向前倒推过来的认识，放大了毛泽东南巡之行的整林动机。笔者认为毛泽东南巡的主旨并非意在“敲山震虎”，而是“釜底抽薪”，是为了防止林彪军人集团在九届三中全会上重演庐山会议上的一幕，而向各地军政大员打招呼，不要跟着他们起哄，对林彪有敲打但还是“保”的（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02页）。而林彪家族对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反应激烈，认为林彪接班人地位不保，毛泽东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林彪端出来。于是，林立果紧急从北戴河回京召集“小舰队”密谋刺毛政变，不果后又部署南下广州的计划。两事俱败后，林彪一家心虚胆寒，仓皇出逃苏联，在蒙古坠机身亡。关于这个“釜底抽薪”之说，笔者将以专文论之，此处不赘。

舒云女士把毛泽东南巡“敲山震虎”说更往前推了一大步，虚构了一个“打草惊蛇”的行为逻辑。她认为：毛泽东给各地主要领导人讲话批评林彪，就是想要林彪的亲信们把话传递给林彪，逼着林彪做出错误的反映，以便有借口收拾林彪。终于，林彪线上的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广州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先后“中了圈套”，分别向李作鹏和周宇驰、于新野透露了毛的南巡谈话内容。这些情报通过李、周、于传到了北戴河后，引起林彪家族的恐慌，于是，舒云所谓的“‘蛇’动了，‘虎’也动了”。林立果“小舰队”立即开始了刺杀毛的行动。林彪家族的行动正中毛泽东的下怀，于是他布置陷阱，步步紧逼，最后设计逼跑了林彪一家，让他葬身异国。“打草惊蛇说”是舒云“九·一三”研究的一个核心观点，并推演出了一整套毛周设局的故事。然而，舒云女士这个煞有介事的“打草惊蛇”说，全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纯属是欺人之谈，硬生生地编造出来了这些所谓的“九·一三谜团”。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刘丰有没有主动向林彪报告的情况？刘丰是参加宁都起义的红五军团出身的红军干部，抗战时期在129师工作，国共内战时期是在刘邓麾下的晋冀鲁豫部队工作。他的军旅生涯与林彪没有交汇处。直到“文革”期间，两人除了上下级关系外，并没有其他的特殊关系。1971年9月5日，副总参谋长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来武汉访问时，刘丰曾将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私下透露给了李作鹏，但这与向林彪报告完全是两回事儿。据《李作鹏回忆录》所述，这是刘丰“无意中脱口”说出的，过后他还有些后怕。9月6日，李作鹏回京后把毛谈话透露给黄永胜、邱会作时，专门叮嘱他们不要告诉叶群和吴法宪。至于后来黄永胜私下打电话告诉了叶群，这绝非是李作鹏的本意。（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李作鹏在“两案”审判时为自己辩白说：他如果想要告诉林彪、叶群，直接通过他办公室的保密电话就可以了，根本用不着兜圈子。这话是有道理的。

其次，是不是毛泽东要求广州军区传达他的讲话？舒云女士讲：毛泽东在武汉等了两天，见刘丰还没有报告林彪，毛只能继续到南昌、长沙，让广州军区传达到师以上干部，认为他们中总会有人报告林彪的。这完全是向壁虚构的杜撰。事实上，广州军区内部开吹风会传达毛泽东给军区首长的谈话，这并不是毛指示他们这样做的，而是参加谈话的广州军区领导人感到毛的讲话很重要，在韶山滴水洞开会研究时自行商定的。（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广州军区在9月5日召开吹风会传达毛南巡谈话时，会议主持者再三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严格规定与会者：不准记录、不准传达、不准上报。（《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就是要防止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将会议情况报告北京的军兵种首脑机关。

再次，顾同舟是否是主动向周宇驰报告的情况？舒云女士说：顾同舟上了圈套，向林彪方面透露了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内容。这也纯粹是她的臆想。顾同舟给周宇驰透露广州军区吹风会的情况是事实，但顾之所以能够给周透露，是有其特殊性的。顾原来是在北京的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的校长，与空军司令部的周宇驰、于新野非常熟悉，1970年4月调任广州空军参谋长。9月5日下午和晚上，顾同舟参加广州军区召开各军兵种常委参加的内部吹风会，周宇驰因其他事情打电话给顾，没有找到。5日深夜23时半，于新野给顾同舟打电话探听会议情况，顾给于讲了吹风会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于做了记录。次日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于记录的毛谈话要点送给了林立果。6日晚上，周宇驰以林立果的名义给顾同舟打电话，要他将毛南巡谈话整理一份文字稿送来北京。7日，林立衡、张清林、张宁一行到北戴河。8日，林立果从北戴河到北京，部署政变事宜。

从上述可见，无论是刘丰，还是顾同舟，包括李作鹏在内，都没有把毛林对立起来的“路线斗争觉悟”，都没有主动去向林彪家族报告毛泽东南巡谈话的自觉性。对毛泽东南巡讲话十分敏感，并做出了极端反应的，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家族的人。即如舒云女士所言，刘、顾等人“中了圈套”，那也只能是中了林彪家族方面的圈套，而不是毛的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