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城固战斗中，日军的坦克写上了“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这样的标语，至少清楚地表明，在抗日战争中，三八六旅是日军眼中的劲旅，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三八六旅是由政委王新亭和旅长陈赓指挥的。事后，王新亭说：“这条标语是对我们的高级评语！”

　　那么，是在什么情况下，让日军如此憎恨三八六旅的呢？

　　香城固战斗之前，也就是王新亭上任三八六旅政治委员后的1938年二三月间，王新亭和陈赓率部先后进行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战，取得了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神头岭一仗，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消灭了日军一○八师团1500多人，缴获长短枪550多支，骡马600多匹。这三战三捷在抗日战争史上颇有影响，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日军在河北、山西的嚣张气焰，牵制了日军的行动，而且锻炼和壮大了抗日队伍，改善了武器装备。一时间，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迅速提高，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也随之高涨，抗日烽火燃遍太行山区。

　　为了进一步打击日军，扩大根据地范围，1938年8月，王新亭率三八六旅新一团、青年纵队、六八九团、六八八团向漳河以南挺进打击日军。从8月至11月，王新亭率部在临漳、安阳、内黄连续攻克回隆、楚旺等重镇，消灭日军4000多人。1938年12月，王新亭与陈赓再次汇合，率三八六旅全部兵力，第二次挺进冀南平原，给日军予以沉重打击。由此，引发了日军在坦克上打出标语：“专打三八六旅”。1939年1月17日，王新亭率新一团在安儿寨消灭日军150多人，击毁日军4辆军车。之后，王新亭和陈赓立即研究在香城固打一次诱伏战。王新亭说：“老陈哪！根据我们在冀南平原反‘扫荡’的经验，每一次袭击日军之后，日军就派出部队实施追击。我们利用日军这一报复心理，在香城固打一次诱伏战，诱敌就范。”

　　陈赓说：“政委说得好。咱们还有一句经常说的老话：‘人是活的，想吃肉，还怕找不到一个杀猪的地方吗？’我看政委说的这个香城固是有利于我设伏的理想地形。”

　　三八六旅在日军打出“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时，选择在香城固打击日军。在具体研究会议上，三八六旅参谋长周希汉说：“香城固西北是一个带形沙河故道，四周长满了红柳和野枣树，地势十分倾斜，形成一块洼地，西边靠近张家庄，那边是一道由西南伸向东北的大沙岗，长有二里半路。东北方向三里处是庄头村，与张家庄正好遥遥相对，这块洼地是个天然的诱伏敌人的‘好口袋’阵地。”

　　副旅长许世友更是点头说：“真是好地方。”

　　陈赓也连声说好，同时说：“从威县县城的地理位置和对地形的侦察来看，威县县城的敌人恰好可以作为我们诱伏的对象。”

　　王新亭说：“很好。从威县县城到香城固的距离大约有30里，只要我们部队隐蔽得好，封锁消息做得好，敌人是不容易察觉的。”王新亭还建议道：“现在就把设伏阵地和诱击对象定下来！”

　　陈赓说：“对。夜长梦多。政委的意见很好。现在就可以定下这个设伏点和诱敌对象！”

　　根据会议最后确定，许世友立即带领各团领导靠前仔细察看地形，对阵地进行熟悉布置。

　　经过一番周密的组织，2月7日至9日连续三天，王新亭和陈赓派出小部队夜袭威县的日军第十师团第四十联队，引诱其出笼。

　　2月10日，日军四十联队一个加强中队果真出动。当天下午4时许，日军的坦克和汽车陆续进入伏击圈，坦克上的标语在三八六旅指战员们眼前清晰可辨。三八六旅一营营长下令开火，当即击毁了头一辆汽车，击毙了日军的翻译官，击伤了中队长安田。

　　日军遭到当头一棒，顿时乱了阵脚。受了伤的安田中队长知道中埋伏上当了，立即命令后撤。然而，为时已晚，经过8小时激烈战斗，日军一个中队的兵力全部被歼灭。

　　香城固战斗的胜利，给日军再次造成沉重打击，振奋了根据地人民的斗志，这对巩固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坚持平原游击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9年3月，三八六旅总结了香城固诱伏战后，陈赓率三八六旅主力回太行山区作战，王新亭和许世友率由三八六旅新一团和补充团各一个连的兵力，继续留在冀南平原作战。直至1939年底，王新亭奉命返回太行山。

　　1940年4月，三八六旅和山西的决死一纵在岳北庶纪会师，史称“岳北会师”。会师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成立了太岳军区，军区下辖三八六旅和决死一纵。陈赓任军区司令员兼三八六旅旅长，王新亭任军区政委兼三八六旅政委，周希汉任三八六旅参谋长，辖七七二团、十六团、十七团、十八团。决死一纵司令员、政委由薄一波担任，副司令员是牛佩琮，参谋长是颜天明，辖二十五团、三十八团、四十二团、五十七团、五十九团。从此，王新亭和陈赓一起率部，在晋西北、同蒲铁路前沿打击日军，直至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