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的夏天，当朝鲜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后，周恩来曾又一次前往莫斯科访问，请求斯大林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以弥补中国派兵朝鲜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损失。这一次的谈判，与毛泽东当年的来访一样，依然不顺利：

　　竭力把红军（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引者注）留在朝鲜境内，无情地消耗着中国的有限资源。1952年夏季，周恩来带着国防专家前往莫斯科，强烈要求克里姆林宫尽可能给予补偿，中国人用鲜血在朝鲜捍卫着俄国的利益。据说，赫鲁晓夫说话时以一种屈尊相就的态度将周恩来形容为“一个聪明灵活的、目前我们能交谈的人”。通过几个星期不停的争论，周恩来说服斯大林同意放弃半殖民主义的特权。这些特权在第一次谈判中有所保留。斯大林同意进一步增加苏联的经济援助。不过，周恩来不能感到满意。它的数量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与中国战士，包括毛泽东的儿子做出的牺牲相等。（《周恩来》，二七一页）

　　《毛泽东传》的作者肖特，在分析斯大林去世的影响时，还同时强调毛泽东派兵入朝参战对中国地位上升而产生的影响。两者相辅相成，改变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格局：

　　朝鲜战争后，在毛的著作中，美国已不再是惟一的纸老虎了。中国对待苏联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在制止北朝鲜的溃败上，中国助了苏联一臂之力。斯大林的继任人当对毛的新政权刮目相看，恐怕还得带有一丝忧惧才是。倘若一个虚弱的中国尚且能够如此英勇地行事，俄国的这个伙伴一旦壮大起来会有何许前程呢？对毛来说，莫斯科的股票已经下跌。俄国人不仅不地道地诱迫中国卷入一场它本想避免的冲突，而且他们还露出了靠不住和骨子里虚弱的老底子。

　　从表面上看，什么也没有改变。中国拼命争取苏联的援助重建经济。在1950年的冷战中，它也没有转而求援的地方。但是，轻蔑仇视的种子已经播下了。（《毛泽东传》，三四九页）

　　一切已经变化。北京——莫斯科，不再是《时代》当年所说的“轴心”状态了。

　　一切，朝着有利于毛泽东和中国的方向发展：

　　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于1954年晚些时候来到中国，参加人民共和国五周年纪念日的庆典。这是克里姆林宫的高级人物第一次访问盟国中国，新的俄国领导人不仅要弥补他们过去的疏忽，而且把话题扯到了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棘手问题。他们同意从旅大撤出他们的军队，将过去双方共同经营的联合股份公司移交给中国，为中国的发展贷一大笔款，扩大科技合作等。（《周恩来》，二八四页）

　　随着斯大林远去，所谓“东方的铁托”之预测，似乎也不再有任何意义。不过，历史的奥妙常常在于去留之间的余韵。

　　艾德礼在杜鲁门面前所发的“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分化俄国人和中国人，他们在远东是天然的敌人”这番议论，没有过时。几年之后，中苏两党的隔阂与矛盾终于浮出水面。一九六○年之后，两党的理论分析与冲突，更趋白热化。历史行至一九六九年三月，在中苏边界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上，中苏两国军队突然爆发军事冲突，两党的分歧，俨然已演变为硝烟弥漫的主权之争。此时，距毛泽东握别斯大林，离开莫斯科，几近二十年；距高岗身影在政坛消失，整整十五年。

　　世事变迁，难以预料。身影起伏，恩怨沧桑，如何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