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第一代将帅，绝大多数都是在1955年集中授的衔。1926年参军的李聚奎，为国为民历经近30年的血火洗礼，毫无疑问，应当作为开国功臣首批荣膺将衔，但1955年授衔的将军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名字，直到3年后，他才被单独补授上将军衔。这其间究竟发生了怎样曲折的故事呢？

　　主席信任嘱重托

　　评衔的前提是定级，级别确定之后，评衔才有更为直观的“硬杠杠”。1950年秋，总干部管理部（1952年7月改称为总干部部）召开全体会议，朱德总司令在会上提出我军要建立军衔制度，他说，为了给“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初步基础”，“部队三等九级的等级必须建立，尽量争取在明年的服装上把阶级标明出来”。

　　经过紧张筹备，翌年2月中旬，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干部评级工作的指示》，对评级工作提出了标准，作出了规范。因中央提出整党任务，为了使评级工作在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充分准备，军委决定1951年先行试评，取得经验后，1952年结合整党正式评级。

　　左图：1958年呈请授予李聚奎上将军衔的报告。右图：1952年军委关于李聚奎级别问题的批复。
 
　　1952年3月，军委再次发出《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明确了评定军队级别的目的是合理解决干部的待遇问题，并为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基础；确定了全军干部、战士的军衔级别；制定了《部队及领导干部评级幅度》；规定了以德（政治品质）、才（业务能力）、资（资历）衡量干部现任职务以确定其级别的评级方法。是年4月，评级工作在全军全面展开。

　　按照评级标准，职务为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干部部长的，级别一般应当在正、副、准兵团级范围内确定。李聚奎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按照标准当属兵团级别。

　　1952年4月20日，军委关于李聚奎级别问题给东北军区的电报上写道：“四月十六日电悉，同意李聚奎同志暂定为副兵团级。”此时的李聚奎，刚刚从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下来。

　　为夺取这场战争的胜利，我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毛主席从中看到了建立现代化后勤的重要性和急迫性，遂提出创办后勤学院，培养军队后勤专门人才。

　　李聚奎在解放战争中，变我军后勤从取之于敌到建立稳固后方，保障了大兵团作战；抗美援朝期间，建立了打不烂、炸不垮，连美军司令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钢铁运输线”，还将“炒面”成功运用到志愿军伙食中，为战争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

　　鉴于李聚奎在军队后勤战线上的丰富经验和显著成绩，1952年8月22日，毛主席签署命令，任命他为后勤学院院长兼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

　　毛主席对培养后勤人才的重视，时刻鞭策着履新的李聚奎。《朝鲜战争停战协定》虽已签订，但只是停战，战火尚未完全熄灭，这使他忧心忡忡，如芒在背。刚上任不到两天，他就向彭德怀副主席写信，请辞兼任的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一职。

　　1964年1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在军委召开的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李聚奎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1953年4月6日，军委又让他兼任总后勤部训练部部长，他同样于1954年底辞去这一职务。3年里，他集中精力抓学院建设、培养优秀后勤人才，为之耗尽心神。

　　无冕“将圣”挑大梁

　　1952年转眼入冬，评级工作刚刚结束，评衔工作就如火如荼般紧跟着启动。从这个忙碌的严冬，一直到1955年盛夏，军衔制研究逐步深入，给开国将帅们评衔，军委和总干部部更是慎之又慎。

　　在军队正规化建设稳步推进的同时，国家经济建设领域也在寻求“突围”。新中国建立后，各项建设任务异常繁重，其中，石油是不可缺少的战略资源。

　　旧中国几乎全靠进口“洋油”，新中国石油工业基础薄弱，帝国主义便给我们扣上了一顶“中国贫油”的帽子，嘲讽我们，妄图击溃我们建设新中国的信心。

　　1955年，国家下定决心成立石油工业部，周总理亲自点将，向部队要人，连李聚奎也没料到重任会落到他肩上。当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通知他赴任时，他真的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李聚奎确实没有思想准备，3年来，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他埋头后勤学院建设。如今突然接到改任的命令，还是到地方工作，而且又是去非常重要并且专业性很强的石油部门工作，他始料未及，心里真有点“打鼓”。

　　1946年，李聚奎在军调部工作时与夫人王惠颖及两个儿子在承德的合影。
 
　　此时，距离第一次将帅授衔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年初，彭德怀等人就关于元帅、大将、上将军衔问题给毛主席呈了一份报告，上将一栏中，李聚奎赫然在列。在主席的批点中，没有对李聚奎进行调整。按照一般性规定，兵团级干部可授上将军衔。显然，李聚奎的军衔虽已定好，但他等不到授衔了。

　　自1929年参加革命，李聚奎一直没有离开过部队，对军功的期待，对自己在军队中身份地位的认定，是每一个老兵梦寐以求的荣光，当然，他也不例外。

　　可是，工作需要，组织信任，更是为了扔掉扣在我们头上的脏帽子，为国家争气，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战役！李聚奎二话不说放弃了授衔的机会，脱下难舍的军装，奔向了新的“战位”。

　　到了石油工业部，李聚奎从小学生做起，向专家虚心求教石油方面的知识，尽管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但还是一头扎到西北、新疆戈壁滩和东北荒原等石油工作艰苦一线搞调研，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学一路、调研一路、思考一路，整个人消瘦得害，很厉甚至昏倒在会场上。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很快熟悉了石油部门的情况，摸清了勘探开采石油的规律。

　　1955年下半年，石油工业建设的关节点卡在了“克拉玛依值不值得开发”上，部内分歧较大。李聚奎二话不说，带着工作组到现场去，就像战争年代打仗前一样勘察地形，开“诸葛亮会”。

　　经过反复调研论证，意见趋向一致：要大规模勘探！克拉玛依油田大会战就此拉开序幕。10月29日，克拉玛依一号井喷出了人们期盼已久的原油。次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援克拉玛依和柴达木油田》，向世界宣告“中国贫油论”彻底结束。

　　1955年9月27日，朱德等10位共和国元帅授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同一天，国务院举行授予将官军衔的典礼。在长长的共和国第一代将帅授衔名录里，并没有李聚奎的名字。这个被同僚称为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开路先锋、骁勇战将和“将圣”的铁血军人，虽然因为工作需要离开了部队，但此时正在像指挥打仗那样指挥石油工业建设，以此为志，无怨无悔。

　　重膺将衔显荣光

　　克拉玛依、四川盆地、松辽盆地……李聚奎对石油勘探开发进入了一种痴迷的状态。1958年，石油工业的“二五计划”操碎了李聚奎的心，“大跃进”运动对计划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让向来实在的他犯了愁，为此，他和有关部门多次协调，正当他审议材料、苦苦思量之时，一个消息飞至而来：中央决定他与总后勤部政委余秋里对调，重回部队。

　　如果说3年前离开部队时的心情是忐忑难安，如今却是纠结难舍。这些年全身心地投入，李聚奎和石油工业紧紧相连，早已决心把全部的热情和精力奉献给这份事业。

　　而部队是他成长进步的地方，有亲密的战友，有难忘的回忆，但再次回到这个大家庭来，实在是太突然，还是没有任何准备。可工作的痴迷影响不了他对大局的清醒认识，在个人工作安排上，他从来不多要求，都听组织的安排。

　　1958年2月，李聚奎回到部队，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重披戎装，为他补授军衔的事也提上了军委的议程。之前他被暂评为副兵团级，按照标准，对应授予的是上将军衔。

　　1955年1月16日，彭德怀、罗荣桓写给毛主席的《关于元帅、大将、上将问题的报告》，李聚奎在列。
 
　　当时，评定大将没有明确的标准，但一般应当是重要武装起义的参加者、重要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主要红军部队的创建者、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及主要抗日武装的领导人、解放战争时期各大战区部队领导人、全国解放后授衔前的总部主要领导人。

　　李聚奎参加了平江起义；参与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土地革命时期是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是这支“长征”开路先锋的领军人；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参谋长、抗日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等职，率部参加“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他又任西满军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部长等职；建国后，他还参加了抗美援朝，现在又担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

　　按李聚奎现在的级别和这些年在石油工业部作出的卓越贡献，资历当在上将之上。1955年评定的一些上将，如黄永胜、邓华、杨得志，过去也都在他手下当团长、团政委，评他为大将，资历上是够的。

　　关于如何给李聚奎定衔，对总干部部而言，的确是一个难题。但是，大将军衔名额只有10人，不便轻易增加。组织上正准备做李聚奎的工作，他就传来话：“就低不就高，上将就行！”问题在高风亮节中迎刃而解。

　　1958年2月15日，再过两天就是除夕了，举国上下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氛。军委一份《呈请授予李聚奎同志上将军衔》的会议文件放在了毛主席的案头，呈文道：“李聚奎同志已经中央决定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该同志原为副兵团级，因转业而未评衔，此次调回军队工作，我们建议授予其上将军衔，当否，请批示。”主席阅后，点头称好。是年，李聚奎被光荣授予共和国上将军衔。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这是毛主席在评级评衔工作中的笑言，主席也曾即兴谈到：“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回看李聚奎上将这段曲折的授衔经历，他以党的事业为重，从大局和全局出发，服从组织不讲条件，个人进退不萦于怀，一切听从党的安排，这就是他对待职务的态度。虽然推迟授衔，级别就低不就高，但他从未有二话。

　　1984年，李聚奎在80岁时的自勉。

　　他把名利看得很淡，把责任看得很重，把军队的优良作风看得很重，这高尚人格和坚强党性中迸射出的光辉，才真正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荣光，这比衔级本身带来的荣耀更加深刻，令人清夜扪心。

　　李聚奎是参加平江起义的2000多名官兵中最后一位谢世的老人。虽然他的军衔姗姗来迟，但他用忠诚和担当在党史军史中留下的美好政声和政绩，自始至终保持和发扬了我们这支军队的本色和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