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中国的压力恰恰发生于国家内部问题开始暴露之时。烧杀抢掠的背景就是18世纪结束、19世纪开始的时期，更根本地说，是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兴起之时对中国变本加厉的蔑视。这种情况造成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英国试图以违反中国法律和破坏中国的国际平等地位的方式来解决贸易和对华关系中的一些问题。这些企图引起对抗，最终发生战争：1839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和1856年到1860年的另一次冲突，有时也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战争和条约中以外国压倒性的胜利告终，为以后百年中西方势力进入中国奠定了基础。

　　正如我们所知，中国与西方的积极的贸易作为明代中国与东南亚商业发展的附属物而在16世纪重新开始。贸易的规模相对较小，但西方商人很快就面临着困扰了所有过去与中国做过生意的外国人的问题：中国需要向他们购买的商品远比他们向中国求购的要少。结果，收支平衡的问题就出现了，西方国家被迫向中国输出白银以弥补他们购物的开支。

　　到18世纪，英国成了西方国家中进行贸易的最重要的国家，其贸易量也大幅增长。饮茶在英国非常流行，茶大量来自中国，此外还有大量的丝绸与瓷器也来自中国。与通常一样，英国没有什么产品能够与他们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相交换。英国输出羊毛织品和多种诸如钟那样的专门物品，也从印度进口原棉，从东南亚进口奢侈品；然而，英国却不得不把大量的银锭运往中国。这是英国在19世纪初面临的基本问题。

　　英国的其他问题也与贸易有关。与对外关系的实践相一致，中国与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贸易被看成是国际关系，也是商业活动的一个方面。结果，贸易受到中国政府的严密监督。所使用的方法基本上是与东南亚贸易实践的继续。到18世纪后期，这种控制采取所谓的广州体制的形式。中国政府把贸易限制在广州一个港口，并特许一个商行处理中国方面的商务。它有固定的贸易时间，不许外国人在中国自由旅行。北京在使贸易适应进贡制度方面没作什么大的努力，尽管有几位西方人到过首都，施行过规定的礼仪，大概是为了获得一些附加利益，派出一个进贡使团以便建立联系。

　　到18世纪后半期，英国商人由于对华贸易收支不平衡而受挫，开始对广州体制的限制感到恼怒。他们相信，只要他们能自由地进入中国市场，他们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结果，他们开始寻找新的解决办法，发现对华关系的新途径。然而，这种探寻却发生于日益蔑视中国的氛围中。

　　我们已提到，新的态度的产生是因为西方正经历物质、社会和知识的迅速变革，但这种变革是在旧的传统范围内发生的。这一形势发展的最重要结果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在西方新技术力量和商业潜力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同时，它也是以军事力量、宗教以及依然具有强大封建倾向的福音派新教会的狂热为基础。最后，它为超常进步的信仰所激励，这种信仰引起西方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强烈的优越感。

　　整个18世纪，英国的对华贸易都由东印度公司操纵。这是一个起源于17世纪、代表了旧的启蒙观念的商业公司。此外，公司垄断了英国的对华贸易，因此对广州体制反而有助于巩固它的地位的限制性并不特别在意，然而，当白银继续大量外流，一个新时代诞生了，公司开始表现出不满的迹象。更重要的是，公司的贸易垄断程度开始下降，英国个体商人在广州逐渐活跃起来。这些商人主要代表了西方的新精神，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

　　新时代的第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有一种信念在西方人中间不断增强：不必遵守中国法律，也不必把中国当作与西方平等的国家来对待。例如，外国人决定，他们的国民犯罪不应服从中国法律机构的审判。在18世纪，西方人犯罪照例是由中国官员判决和处罚的。而此时，外国人拒绝交出他们的同胞，认为中国的法律不公正，虽然在事实上只是法律体系不同，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他们的处罚都是很宽大的。

　　然而，由于中国的对外政策带有高度的实用性和灵活性，西方人要求审判他们自己人是可以协商的。中国官员并非绝对不想同意在中国的外国人自己对自己负责。首先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良好治安，同时，也的确有一些历史先例可循。但当对西方一味迁就的态度变得非常明显时，不断的紧张也产生了，因为西方人犯罪，甚至是加害于中国人，也能不断地逃脱惩罚，这无论从西方或中国方面看，都轻得出奇。

　　特别是有一种犯罪，很快成为双边争执的焦点。西方人开始走私鸦片。鸦片在中国是非法的，可是外国人却把鸦片的销售当成解决收支平衡问题的办法。走私鸦片自然是越来越不把中国看成是文明国家的特别明显的标志，因为开展这项贸易的英国新商人以及紧随其后的美国人等在其他方面都是守法公民，他们从未考虑过把鸦片运入自己国家或其他西方国家。

　　鸦片作为白银的替代品来交换中国的物品证明是相当有效的，到19世纪20年代收支平衡发生了有利于英国的颠倒。源于英国领地印度的鸦片，在中国找到了现成的市场并能卖出高价。我们还无法确切地知道为什么鸦片如此畅销。至少从唐代开始人们就知道鸦片了，但直到18世纪只是作为药物使用，而且并不广泛。因此，它的最新的风行似乎不仅是因为能够得到并吸食上瘾的事实，可能也由于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越来越多，鸦片提供了一种解脱的方法。

　　中国政府发现对禁止像鸦片这样既值钱，体积又相对较小的东西流入国内无能为力。同时，西方人为了转移他们无视法律的责任，认为能够不断地把毒品带入中国证实了中国道德的无望。与美国禁止麻醉品走私的情况一样，中国当局在禁止高价坚实的毒品流入方面也遇到许多麻烦。自然，只要人们卷入有利可图的贸易中，侵蚀政府与社会的腐败问题就会惊人地上升。为了堵住腐败、增加税收，政府曾一次次企图使鸦片合法化。但对危险毒品的广泛反对以及耗费了中国大量银两的事实，让这项贸易只能成为非法行为。在19世纪最初20年走私鸦片的数量源源不断地上升；到1820年，每年输入量达到6000磅，而且数量还在上升。

　　由于这种背景，由英国商人领导的外国人又继续为取消广州体制的限制而努力。虽然鸦片走私在事实上已经解决了收支平衡问题，但英国还想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卖出其他商品，例如纺织工业的新产品。同时，大量的福音教派的新教教士开始到达广州，他们并未取得特别的成功，到19世纪30年代，大约25个传教士只让不到100人改变信仰。由于广州体制的旅行限制，传教士也深感约束，并且相信解除限制将使中国成为改变宗教皈依的富有生气的成功乐园。

　　也是在此时，英国政府也开始在广州积极活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逐渐衰落，最后在1834年被废除。当公司放弃英国对华关系的主要责任，政府就插足进来了。公司垄断的结束代表了新兴的独立经营商人的胜利，而且伦敦被置于他们以及传教士们的强大影响之下。除了致力于终止广州体制之外，政府还特别关注外交礼仪事务，希望对华关系不再按朝贡制进行。

　　所有这三种力量都反映了新兴的帝国主义的态度，即认为西方是文明的国家，有成熟的文化，而中国是野蛮的、停滞不前的国度。甚至一位英国使臣也强调在外交礼节方面有必要与中国关系平等，他明确表示中国是不平等的：

　　如果与该国、总督、人民的传统、性格、偏见不特别适合，就没有什么政策是成功的，……决不能对他们叩头——这是过去常常容易重犯的恶习——而应该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以极大的坚韧和审慎，维护别国的尊严和权利，这些国家以其财富和人民的力量已拥有无限的优越性。

　　一位美国使臣更直截了当地说，把中国作为平等国对待就像“将一个孩子作为大人那样对待。文明世界出于慈善的感情，太容易考虑尽量努力获得更多的与东方国家的贸易利益，虽然他们与我们一样能获得同等的利益，但除了一些简单的要求外，都是粗野的和非基督教的。感情建立在崇高的原则基础上，但不应忽略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些人的顽童般的性格，我们的使命应考虑对他们进行指导和启蒙”。

　　英国商人特别强调应强迫中国在对外贸易上实行开放政策。他们这样强调部分是由于他们不把中国视为平等国，不考虑国际法惯例，即一个国家可以在贸易上设置任何他们想要设置的条件。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自由贸易的信念来自于在英国仍然与强大的封建方式共存的、发展中的郡县制度。结果，英国人就开始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限制，但却是在赋予自由市场以宗教信条性质的意识下采取行动的。

　　例如，约翰·博林，后来的驻华使节，认为所有关于贸易的条例“设立那些法令反对事物的自然倾向，最后就像通过内阁决议来决定风向或通过议会法案来安排海潮一样是荒谬无效的。”当然，这种观点特别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中国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经济，并通过重农学派确实促进了它在西方的发展。

　　同样，所有西方人都对中国的军事虚弱非常蔑视，并为他们自己必要时能运用武力达到目的而感到骄傲。正如德国传教士古兹莱夫（他曾分发从鸦片船上运来的圣经小册子）所说：“中国数千艘全部战船也抵挡不了一艘护卫舰。”一位英国使节夸口说：“由弓箭、长矛、盾牌组成的军队怎能抵抗一伙富有战斗经验的英国战士？……博格（靠近广州的地方）的战斗令人不齿。”

　　19世纪30年代后期中英两国处于冲突阶段。此时，平均每年走私鸦片400万磅。从中国的观点看，这一情形越来越无法容忍。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几乎完全不受控制：破坏法律、进口危险毒品、榨取中国偿付的财富、促进腐败。他们也越来越骄傲自大，强迫要求特权，并威胁动武。

　　与往常一样，由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实用性以及寻求国际关系和平与稳定的总目标，一些重大的问题都可以协商。当英国政府代表更多地卷入广州事务，中国官员也理解他们对于进贡关系语言的敏感性时，外交礼仪方面的问题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只要外国人的不法行为和走私鸦片不停止，就不大可能长远地改善关系。当然，西方人的行为也使得他们更像新型的野蛮人：喜欢穷兵黩武，极度渴望中国的物品。一个适当的回应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之中。

　　在1839年，北京派一名钦差大臣到广州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就是著名的林则徐。林是具有改革意识的反对派的领导人物，也许由于这一原因，他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他也非常精明强干，清正廉洁，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和秉公办事的色彩。他一到广州就决定终止鸦片贩运，重树中国权威。

　　一旦进入角色，林就试图把协商和施压结合起来处理对英关系。他研究西方的国际法并运用其原则，强调一个国家有权控制对外贸易并坚持自己的法律。他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了两封信，陈述中国的情况。在详述英国在对华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之后，他写道：

　　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食者处死，是固明知鸦片之为害也。……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设使别国有人贩卖鸦片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之也……（夷商）在该国之日犹少，而在粤东之日转多，弼教明刑，古今通义，譬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英国法度，况天朝乎！

　　林则徐也直接采取行动反对鸦片贩运和中外鸦片商。这些努力后来为英国发动战争和在中国的扩张提供了借口。林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要求外国人交出他们贮藏在广州的鸦片，这些走私毒品曾一度达到200万磅。英国商人拒绝执行，把这看成是对他们在中国合法行为的不公正的冒犯。林然后下令以从宽的方式，先将他们拘禁。最后，在当地的英国官员保证伦敦将让中国偿还对他们的非法没收后，英国商人屈服了。林然后销毁了鸦片。处理鸦片的过程很仔细，据我们所知，没有一盎司的鸦片能够从中流失，重新回到街市。但是，此时英国的战舰已在航行途中，来支持这一群摩拳擦掌的武装商船。

　　战争的直接起因是一些醉酒的英国水兵攻击当地庙宇，打死了一位中国村民。与往常一样，英国人先拒绝交出凶手，然后只判了简短的监禁了事。林则徐大怒，下令中断所有贸易。间歇的战斗爆发了，林则徐开始加强广州地区的防卫力量，组织谋求地方民团力量的支持。

　　1840年，一支较大的英国武装商船队乘载万余名士兵到达。在其后的战斗中，证明中国无法与英国抗衡，英国占据了许多沿海战略要点并占领了几座城市。中国少有的胜利之一发生于广州之外，在那里，民兵力量成功地抵抗了英军的入侵。在战争进行过程中，林则徐被召回并受到处罚，与英国谈判的权利被易于妥协的官员所掌握。战争在1842年以南京条约的签订而宣告结束，其他西方列强紧跟其后签订了一系列条约。

　　总起来看，这是所谓不平等条约的第一批，它使中国在以后百年的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条约规定增开四个通商口岸，消除对他们之间商业方式与自由的限制，中国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外国侨民受自己领事的法律裁判，从而正式获得所谓的“治外法权”。西方列强获得了规定中国进口税的决定权，开辟了一条使国家丧失关税主权的道路。中国接受了“最惠国待遇”的概念，即每一国都可享受以后中国给予他国的任何特权的承诺。鸦片问题被掩盖起来，它被非正式地理解为中国不再阻止这一贸易。

　　对于首批条约的有些条款双方都不满意。在以后的15年里，中国官员和地方势力都以多种方式来抵制新通商口岸的开放，重树他们对外国人的威信。西方人则想要更多的特权。战争再次在50年代中期爆发，中国再次遭到惨败。一支英法远征军在1860年占领北京，烧毁了圆明园，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新条约。

　　这些条约为不平等关系体制的建立完成了最后的篇章。鸦片合法化了，除了别的之外，这一点还导致了在中国种植鸦片，这是贫穷国家很难消费得起的物品。中国的内河也对外轮开放，包括炮舰在内。传教士获得在中国任何地方居住和传教的权利。更多的城镇实行贸易开放，有些是在内地而不仅仅是沿海。这些条约口岸，正如人们渐渐知道的，最终遍布了全国。

　　在有些城镇中，西方人逐渐攫取经营“租界”的权利。租界是中国城市的一部分，由治外法权转变为完全由外国控制的地区。中国官员在这里没有权威，外国人与中国人共同居住，从根本上说，有点像西方殖民地的情况。第一个租界出现在正成为最重要的通商口岸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