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雄关从头越，更上高峰第一层。金秋收获时节，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开启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队党的建设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学习贯彻好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

　　古往今来，多少苦胆忧天、壮心填海的先贤都在求索治国治军的经验，历朝历代的军队也都在实践中验证了“以治为胜”的铁律。

　　《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了一个“两斩使臣”的故事：春秋时期，晋、燕两国同时起兵攻打齐国，齐军大败，形势危急。齐景公任命司马穰苴为将，率军出征同燕晋联军作战，监军庄贾依仗自己是景公的宠臣，全军整装待发之日，置军令于不顾，大宴宾客，贻误军期。司马穰苴依照军法，要将其斩首。庄贾顿时惊恐万状，派人飞马请求齐景公救命。可还不等齐景公回音，司马穰苴就将庄贾斩首向全军示众。不久，齐景公的使者带着符节飞马入营前来赦免庄贾，穰苴不但不接受景公求情，反而要追究使者擅闯军营的过失，欲按律将他斩首。使者非常害怕。穰苴说：“君王的使者不能斩杀，但军法应当执行。”于是杀掉使者的随从，砍掉车子左侧的车杆，杀掉左边拉车的马，向全军宣示军纪。齐军由此军威大振，3天后整编军队奔赴前线，连卧床生病的士卒都要求出征，人人奋勇争先要求参战。晋、燕两国的军队得此消息，不敢恋战，纷纷撤军。齐军趁势追击，很快收复了沦陷的所有国土，凯旋而归。

　　赳赳武夫，国之干城。整饬军纪，维护军法，就不许任何人凌驾于法纪之上。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治军，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再次向世人宣示了中国军队反腐的态度和决心。

　　在战国时期的连年征伐中，著名军事家吴起作为一代名将脱颖而出。他先后率军与各国诸侯大战76次，取得全胜64次的赫赫战果。有一次魏国武侯问他：“兵何以为胜？”吴起回答：“以治为胜”。魏武侯又问：“不在众寡？”吴起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西汉抗匈名将陈汤那句掷地有声的豪迈誓言，道出了一个血性飞扬的时代强音。两汉统治的四百余年中，超过一半时间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尤其汉武帝时期，纪律严明、能征善战的雄师劲旅可谓战无不胜，所向披靡。而铸就这支大汉雄师的铜筋铁骨，无疑就是两汉时期相对完备的军队法纪，将信任激励同严格监督结合起来，形成了军必有制、以治为胜的治军理念。韩信申军法而出陈仓，周亚夫以法治军平定七国之乱，卫青孤军长驱直捣敌巢，这些千古佳话的背后，正是趋于完善的军法监督制度，保证了军事作战的顺利进行，成就了大汉英雄们开疆拓土、名垂青史的千秋功业。

　　中华兵道历来强调军法军纪面前人人平等，即“刑无等级”，做到“壹赏”“壹刑”“壹教”，赏罚“必信”。只有自身过得硬，才能以上率下、上行下效。在成都武侯祠有一副著名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诸葛亮对多年治蜀经验的深刻总结，而唐宋两代治军教训的“宽严皆误”，就值得后来者警惕深思。

　　大唐盛世挟天朝雄风，威服四海。然而这样一个梦幻般强盛的王朝，为何最后演变成李商隐在落日余晖下沧桑吟唱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最终的答案，居然是“乱自上作”：唐朝后期，“将帅专兵”的募兵制取代了3年轮换的府兵制，金钱雇佣关系取代了将士心中的国家荣誉凝聚力。朝廷对武人骄横跋扈疏于惩戒，一味姑息纵容，导致军纪涣散，将士离心，上下失序。唯利是图成为藩镇军队的独特标志，“变易主帅，如同儿戏”“以下凌上”的叛乱行为层出不穷。这样的军队军纪涣散，遇到战斗一触即溃。唐僖宗乾符五年，作为国家正规军队的昭义军，在晋阳、代州两地抢掠民众时，就被普通市井民众一举打败甚至歼灭。

　　宋代以文立国，军队人数虽多，战斗力却难说雄强。政府虽有严法，但在执行过程中却经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益州钤辖张思钧奉命平定“王则之乱”时，因向巴西尉傅翱索要善马未得，而将傅翱处死，宋真宗闻讯后，“传召付御史台鞫治”，罪当斩，但宋真宗也是对其法外施恩“特贷之”，最后只是将张思钧“削籍流封州”。张思钧不但未受到应有的惩处，在咸平六年（1003年）时二人均被朝廷重新启用。

　　大宋军队开疆拓土的热血雄风，逐渐被松弛废弃的军纪掏空了根基，宋军在与辽国、西夏的长年拉锯战中饱受打击，屡战屡败。就连财力、人力还不及当时陕西的四分之一的西夏国，也把一个偌大的宋朝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北宋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军队，然而对外不能抵御强敌入侵，对内无法拱卫国家政权。尊严尽失的北宋王朝只好关起门来抱残守缺，苟且偷安。

　　千百年来，一部风雷激荡的战争史，掩埋着折戟沉沙的无奈悲歌，更造就了几多建功立业的雄师劲旅。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印证了“法纪为要”的历史经验。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新时期的“八项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党中央对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一以贯之的真抓厉行。

　　1942年，抗日战争最为难苦的一年。八路军克服重重困难编辑出版了一本《戚继光治兵语录》，在延安出版发行。八路军印发这本书不是偶然的巧合。“戚家军”有高度严谨的纪律养成，离不开戚继光丰富的治军实践。概括而言，就是“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必须开展普遍性的教育。恩结在先，严求于后。受教育者只有具备尊师的情感，才会乐意接受老师的严教。所以戚继光极为重视先立“师道”，力倡“师道尊严”。知令在先，严律于后。戚继光要求将士首先要认真学习各种号令（即律令），这就为“人人恪守”奠定了“知”的基础。

　　为治之道，要在立法度、正纲纪。我军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敢于向强敌挥师亮剑，正因为我们党深知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党就会失去根基。人民是巨大的力量之源，正是千千万万的平民英雄，构成了新中国真正的长城。历史上那些再坚固的长城，原来敌不过一颗柔软的民心。

　　这一点透过敌人的眼睛看得更清楚。1943年1月至1944年1月，日本裕仁天皇的胞弟崇仁担任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大尉参谋，他几乎走遍了当时所有日军占领区。离任之际，他根据自己的亲身观察，发表了《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在这篇“内心反省”中，他对比论证了日军和中共军队区别之所在。中共军队与人民群众有密切关系。共产党的军队“对民众的军纪也特别严明，决非日本军队所能企及”；像日军抢掠老百姓之事，“可以说这样的事情在共产党地区是见不到的”。基于以上观察，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若不强盛，“那将成为世界七大奇迹中的第一大奇迹了吧”“在我看来，这样的日本军队，是无法与中共对阵的。”

　　历史关口的进退抉择，总是耐人寻味。今天我们要全面准确领会把握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可以从古往今来成功的治军经验中传承自信自觉，在改革强军的新长征路上继往开来、谱写新的时代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