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堡战役发生在1936年11月，也就是红军3大主力长征会师之后。但实际上，这场发生在长征之后的战役，才是真正意义上“万里长征结束”的标志。

　　陕甘苏区大敌当前

　　1935年11月的直罗镇战役后，中央红军正式在陕北落脚。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军事行动，却一直没有停止。而此后近一年时间，中共中央围绕陕甘苏区的生存发展，进行了多次军事斗争。红军先后发动了东征（1936年2至5月）和西征（1936年5至7月）战役，不仅将进入陕北进剿的晋绥军击退，同时打击了西北军阀的马鸿逵、马鸿宾等部，陕甘宁边界开辟纵横各200余公里的新区，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3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中共中央加紧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目前党的策略任务就在于发动、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和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瓦窑堡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来得及解决的政治策略问题，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加强了与东北军、西北军等部的接触、沟通、交流和团结工作，并取得了积极进展。经过不懈努力，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将领与红军取得共识，相继与红军达成了一定程度的默契。这为陕甘苏区的发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到1936年8月，陕甘苏区总面积超过1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设有30多个县和1个特区。在陕北，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已心照不宣地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局面，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壮大。

　　1936年10月，红军3大主力胜利会师，万里长征胜利结束。此时，蒋介石已对西北的形势十分不满。在蒋委员长看来，各路红军主力会师，数万“赤匪”俨然在陕北另立了“新中央苏区”。而东北军、西北军等各地方实力派明显“只求自保”，对剿匪“心不在焉”。于是，为了“扭转西北局势”，蒋介石调动260个团，以中央军为主力，兵分4路集中围剿，企图借红军长途跋涉立足未稳之机，一举解决陕甘苏区。红军3大主力刚会师，就突然面临着巨大压力。
　
　　胡宗南主动送上门

　　从军事部署角度看，当过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对此次围剿可谓精心策划。中央军第37军（毛炳文）、第3军（王均）为两路，由会宁向靖远方向分进合击；以嫡系胡宗南的第1军为主力一路，由静宁向海原方向进击；而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的何柱国部及其骑兵师为一路，则由隆德向黑城镇方向压迫。老蒋以更“可靠”的中央军为作战主体，以东北军为辅助，明显是向张学良、杨虎城等施压，甚至有借机派兵进入西北“监军”的意味。

　　面对敌军大规模进剿，红军方面也遇到了问题。为了反围剿，3大主力会师前，中央就提出旨在消灭胡宗南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10月11日中央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计划实施宁夏战役，意图集中3个方面军主力向北发展，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但由于多种原因，静会、宁夏战役计划相继流产，迫使红军不得不放弃豫旺（现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豫旺镇）以西的大片土地。国民党军则趁势从静宁、会宁追至陕甘苏区的门口，形势十分危急。

　　当时，红军所在的陕甘宁交界处，是黄土高原最贫瘠的地区，人口稀少，干旱少雨，物产有限。数万红军云集此地，不仅难以补充兵员、筹集物资，且作战空间十分有限。而红军刚刚会师，红二、四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红一方面军则刚经过连续作战，都十分疲惫。一旦反围剿失利，红军甚至会被迫离开陕甘，东渡黄河，再次战略转移。类似情况在长征中就发生过，红二、六军团在贵州毕节本想建立根据地，结果在军事压力下不得不继续转战。因此，红军必须痛击中央军，方能确保陕甘苏区的安全。

　　而当时两军态势，胡宗南的第1军已经向豫旺扑来，第37军还在黄河东岸，第3军占领同心县城后行动迟缓，基本上就地观望，东北军则不愿意再当蒋介石的炮灰，遂在张学良授意下驻军庆阳、驿马镇一带“备战”。这种情况下，红军很快明确了作战目标：对东北军采取统一战线方针，保持对峙，维持默契；对毛炳文、王均部进行牵制，相机实施打击；对前出的主力胡宗南部，则以“逐次转移，诱敌深入”之法，在预定的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

　　从战役策划角度看，红军的部署充分利用了国民党军内部矛盾，先在政治上孤立了蒋介石，在军事上分化敌军的力量，最后得以在装备人员都不占优的情况下，集中兵力消灭突进之敌。而打歼灭战的地点，就选在了山城堡。

　　红军占尽地利人和

　　选择山城堡作为伏击阵地，有红军的考虑。该地区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土地荒凉，缺乏水源，即使有一两处水源也多是无法饮用的苦水，不利于大兵团机动，远道而来的中央军在这里很难展开。而且，和豫旺以西的一些新区不同，山城堡附近是陕甘苏区的老区，群众基础很好，便于红军隐蔽。

　　其实，上述几点，国民党军中不少人也心知肚明。除了和红军在西北交手多年的东北军、西北军外，毛炳文、王均等此前多次参与剿匪的中央军将领，也晓得“红军内线作战”的厉害之处。所以，就不难理解当红军被逼退至陕甘苏区后，这些部队为何迟疑不前了。而心高气傲的胡宗南却好大喜功，不管不顾地一路杀向苏区。11月17日，第1军兵分3路：左路第1师第1旅由惠安堡向东，中路第1师第2旅则向萌城、甜水堡推进，右路的第78师由西田家原向山城堡前进，第43、97师则在豫旺镇，作为第2梯队。

　　作为蒋介石嫡系，外号“大连长”的胡宗南，此役部署的确差强人意：本来第1军就前出冒进，还将4个师“分进”以试图“合击”红军。对手出昏招，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自然不会客气。17日当天，红四方面军第4、第31军在萌城、甜水堡以西地区，将第1军第1师第2旅击溃，毙伤600余人，还打下1架飞机。双方主力还没碰，彭老总就已卸掉胡宗南一条臂膀。而另一条臂膀——中央军78师，则正向红军预设阵地山城堡前进。

　　19日，彭德怀亲自到山城堡部署作战：由陕北红军和游击队统编后的红28军，在北面红井子一带钳制国民党军第1师第1旅；红二方面军第6军团和一方面军81师，在洪德城、环县以西“迟滞”东北军；二方面军主力作为预备队，集结在洪德城以北；红一方面军担任主攻，第1军团在山城堡以南，第15军团和第4、31军在山城堡以北，隐蔽待机。彭德怀的部署主次分明，各部互有协同，显然比胡宗南更有章法。而且，同样是指挥数万人作战，红军静悄悄地完成了部署。而胡宗南1个旅被打掉，其余各部居然浑然不觉，仍大张旗鼓往坑里去，双方官兵的军事素养可谓高下立判。主战场还没开打，红军已占得先手。

　　夜袭一战定乾坤

　　20日，中央军第78师第232旅及另1个团，进占山城堡。按照红军的伏击习惯，往往要“让敌人多待一会”，在五里沟口、袁家沟口、直罗镇，莫不如此。这种作战风格，就好比“肉多炖一会儿才烂得快”。果然，第二天，红军开始“吃肉”。

　　21日下午，在山城堡西北的哨马营，红15军团和红1军团第2师突然杀出，激战一天，切断了敌军退路。中央军232旅不得不变换阵地，逐步向有利地形撤退。此时，红1军团主力由南向北，第31军由北向南，第4军由东南而西北，3路齐出。21日黄昏，敌232旅步步为营正向山城堡以北山地撤退，红1军团第1、第4师和红31军一部，就从南、东、北3面，直接攻入山城堡。

　　双方激战一夜，到22日上午9时许，被压缩于山城堡西北山谷中的敌第232旅又1个团大部被歼。红军乘胜追击，红28军在红井子附近击溃第1师第1旅。至此，胡宗南的第1军4路出击，已有2路被废，其余各路仓皇西撤。山城堡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是红军3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场战役，3个方面军统一接受彭德怀的指挥，协同作战，配合默契。红军充分调动敌军，通过诱敌、设伏、断后路等一系列战术动作，创造了打夜战的条件，得以发挥优势，确保作战胜利。

　　此战扭转了红军的被动局面，增强了内部团结，巩固了根据地，并进一步发展了抗日统一战线。这场战役后不到1个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和平解决，蒋介石接受中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山城堡战役，由此成为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其不仅标志着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彻底失败，也为第2次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抗日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