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威胁下，中苏开始接近，双方都希望以两国的联合牵制和震慑日本。蒋介石一面指令颜惠庆、顾维钧、王宠惠等与苏联谈判。企图恢复邦交，一面通过外交途径争取让蒋经国回归。1934年9月2日日记云：“与颜、顾、王等谈外交方针渐定，彼等或较谅解。经国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此二事能得一结果，则努力之效渐见。”同年12月，蒋介石从苏方得到消息，蒋经国不愿回国，蒋介石一面感叹“俄寇之诈伪未已”，一面则自觉“泰然自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此家难，能以一笑置之，自以为有进步也。”不过，蒋介石也想到，蒋经国在苏联已经被“赤化”，曾经发表过一份批判自己的激烈声明，即使能够回国，见面时如何相处，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样一想，他就转而安慰自己。1935年1月9日日记云：“经国不归，使余无逆子之忧惭，是塞翁失马，上帝必有其意旨也。”

　　次年12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最初，蒋介石不了解张、杨和中共方面会如何对待自己，作了被杀的最坏准备。12月16日，黄仁霖到张学良住处看望蒋介石，蒋托他带给宋美龄一函，交代后事，但此信为张学良所扣。20日，宋子文到陕，蒋介石将写给宋美龄的遗嘱交给宋子文，要他转交。致宋函表示：“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人，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他嘱咐宋美龄善待经国、纬国，函称：“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致宋函之外，还有一函致经国与纬国：

　　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只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唯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如何，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嘱。父。十二月二十日。

　　这两份遗嘱表明，蒋介石在对后事预作安排。

　　西安事变刚刚发生时，王明曾拟自莫斯科致电在陕北的中共中央，要求枪毙蒋介石，为斯大林制止。12月16日，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中共中央在12月13日召开政治局局扩大会议时，主张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定13日会议的意见，确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不仅如此，24、25日，蒋介石两次会见周恩来，蒋介石答应，只要红军听命中央，接受统一指挥，他“不单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有资料说，周恩来曾向蒋担保，蒋经国可以由苏联归来，经国是爱国分子，毫无疑问，也会希望父亲抵抗入侵中国的敌人。

　　蒋经国的归国难题终于呈现曙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