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民党军对各苏区的长期“围剿”，红军的武器弹药非常匮乏。据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记叙：从1934年春夏起，中央红军就开始准备大转移，“车间开始修理枪支武器，生产新的手榴弹，从战场找回子弹壳，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铅用完了，就用木制弹头。”同时，将较好、较新的枪支集中调配到主力红军手中，较差的则换给赤卫队和游击队。但即使这样，中央红军出发时的武器装配率仍低于40%。

　　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总人数为8.68万人，仅装备步马枪29153支，山炮、迫击炮38门，重机枪357挺，轻机枪322挺，手枪3141支，冲锋枪271支，武器装配率不及40%。仅能以携带梭镖6101根、大刀882把作为补充。枪炮弹也严重不足，携步枪弹141.8万发，平均每支枪40多发，而且多半是红军兵工厂自行复装的，不能用于连发；机枪弹22.3万发，连一场稍大的战斗都不能支撑。离开根据地，失去了以往维修和生产武器弹药的薄弱基础，从围追堵截的敌人手中缴获就成了武器弹药补充的唯一途径。这就决定了红军武器弹药的补充极其有限。面对拥有持续不断军工生产能力的国民党军队，红军长征只能选择向国民党军兵力部署相对薄弱、武器装备配备相对较差的西部地区，实施战略机动。

　　即使是为数不多的武器弹药，中央红军在突破四道封锁线后也已消耗大半，其缺损几乎全靠作战缴获补充。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红军装备的困窘程度可想而知。其他几路红军的枪支装配情况与中央红军大体相似。据1936年10月对长征到达甘肃的红四方面军第5、第9、第30军及骑兵师等部队进行统计，2.1万人的部队只有8000多支枪，持枪率不及40%，每支枪仅有5-25发子弹。

　　长征期间，国民党中央军每个连步兵连配有轻机枪9挺，每营有一个装备6挺重机枪的重机枪连，还有一个配炮2门的营属迫击炮排。当时中央红军8万多人的部队只有包括马克沁在内的重机枪357挺，捷克式ZB-26等轻机枪322挺，平均每个连机枪不足两挺。

　　中央红军在瑞金出发时，红军只有八二迫击炮和七五山炮等38门和少量炮弹，平均每个师只有3门左右火炮，强渡湘江后，随着炮弹用完又陆续扔掉不少。

　　红军只能靠灵活机动的战术摆脱敌人的炮火优势，巧妙利用仅有的少量火炮，攻坚破垒，打破强敌的围追堵截。如1935年1月红一军团炮兵连在贵州瓮安县江界渡口南岸，以炮火掩护红4团第1营渡过乌江，抢占了滩头阵地。但此时敌军预备队赶到，又将1营压到江边。危急时刻，炮兵连以82迫击炮向敌人接连发射5发炮弹，击毙敌营长赵宪群等多人，将敌预备队压了下去。红军乘机组织反击，夺回滩头阵地，为工兵架桥赢得了时间，保障了后续部队顺利过江。

　　又如1936年春夏之交，红二、六军团长征渡过金沙江，迫近湘西龙山县城时，隘口处有敌人两座碉堡，以凶猛的机枪火力封锁住红军前进的道路。这时，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迫击炮只有两发炮弹了。总指挥贺龙把炮兵出身的被俘国民党军师长张振汉找来，让他用这两发炮弹把那两座碉堡解决掉。张振汉目测指量，调好炮位角度后发炮，端掉了这两座敌碉堡。红军随后发起攻击，顺利打开了前进的通道。

　　1935年4月红二、六军团转战湘鄂川黔期间，在湖南陈家河战斗中缴获国民党军一门完好的75毫米山炮。这门炮在此后多次战斗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军指战员对这门炮非常珍爱，每次作战后宁肯吃苦流汗，马驮人扛，一同随队转移。必要时拆卸深埋，有机会再组装起来，历尽艰险，终于把这门山炮带到陕北，成为整个红军队伍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

　　红军没有战机，偶尔缴获飞机也因无人会驾驶和没有油料、维修保养条件被迫抛弃，使国民党军战机在长征全程一直掌握着制空权，在侦察红军行动方向、攻击红军队伍、协助国民党军作战方面发挥作用，给红军造成很大的被动和重大伤亡。

　　武器装备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战争的正义与否，民心的向背，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红军在长征中以劣势的武器装备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取得了长征伟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