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罗镇之战被定义为“红军到达陕北的奠基礼”，“奠基”二字可谓精炼。此战的胜利不仅对长征结束的中央红军，对陕北苏区乃至中国革命都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娃娃兵”苦撑陕北危局

　　1935年10月19日，以原中央红军为班底的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21日在吴起镇五里沟口之战中击溃了国民党军尾追的骑兵，全歼1个东北军骑兵团，保证了侧后安全。11月初，陕甘支队与陕北红军在甘泉县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会师。而当时，陕北根据地正承受着来自内外的巨大压力。

　　当时的陕北红军主要包括红26军、27军和一些地方部队，约3000余人。然而，当时陕北红军内部受错误思潮影响很大，连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在内的不少领导干部，都受到了不公正对待甚至错误处理。而从1935年7月开始，蒋介石调集东北军和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绥远（今属内蒙古）5省国民党军共13个师近10万人，采取“南进北堵、东西夹击”战法，对陕甘苏区发动第3次“围剿”。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时，陕北红军正在进行艰苦的反“围剿”作战。

　　陕北另一支生力军是红25军。自1934年11月从鄂豫皖苏区开始长征后，红25军因没有电台，无法和中央联系。1935年7月，在鄂豫陕苏区（红25军长征途中建立的根据地）的袁家沟口之战后，红军缴获一台15瓦电台，却不知道新的联络密码。当月，红25军在西安附近从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主力正向陕北开进，决定前往陕甘苏区与之会师。7月16日，红25军主力离开沣峪口（西安长安区城区南边约35公里处的秦岭北麓）北上，9月18日渡过渭河，在陕西延川与红26军、27军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辖75师（红25军改编）、78师（红26军改编）、81师（红27军改编），共7000余人，红25军军长徐海东担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政委程子华。

　　除了“反围剿”和与错误思潮做斗争外，这套两军合一的领导班子也面临着不少新问题。当时，“初来乍到”的红25军是红15军团主力。这支红军偏师一路杀到陕北，创造了多个“唯一”：长征中唯一兵力不减反增的队伍、唯一成功创建根据地的队伍、唯一发展了地方游击师的队伍。

　　但令人意外的是，这样一支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部队，绝大部分指战员竟然都是些年仅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军政主官大多30岁左右。由于缺乏有经验的基层干部，部队组织管理压力很大，战斗中年龄稍大的指挥员往往要带头冲锋。为缓解干部匮乏的困难，1935年7月1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25军政委吴焕先给中央打报告请求支援军事和地方干部。而写完这份报告仅1个多月（8月21日），他就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指挥战斗时牺牲，年仅28岁。

　　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将到陕北的消息对陕北的红15军团和根据地军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舞。

　　陕北救了红军，红军也救了陕北

　　为了迎接中央红军，1935年10月1日，红15军团发起劳山战役，用“围城打援”之法歼灭东北军110师近2个步兵团和师直属队，俘3700多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180余挺，炮12门，战马300余匹和电台1部。10月26日，红15军团再次主动出击，南下攻克榆林桥镇，全歼驻军东北军107师4个营，生俘张学良心腹、619团团长高福源。2次作战充分体现了原红25军的战斗力。

　　红25军到陕北时有3400余人，几乎清一色东北军装备，每个连6挺轻机枪，骑兵配新式马步枪，一些地方武装、民团等甚至把他们当成正牌东北军。该部留在鄂豫陕苏区的红74师也有2000多人，两部合计5000多人，人数比1934年11月从鄂豫皖老苏区出发时（近3000人）几乎翻了一倍。劳山和榆林桥作战后，红15军团更是兵强马壮，有的团甚至每个班1挺轻机枪。而红军陕甘支队不过7000多人，且经过长途跋涉，伤兵满营、缺枪少弹。

　　但跟“拥兵自重”的张国焘不同，陕北红军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给予坚定支持。徐海东、刘志丹、程子华等红15军团领导人指示部队：我们曾经长期单独活动，现在有党中央直接领导，今后一切大政方针由党中央定夺，全体官兵必须尊重和服从中央领导。

　　刚到陕北，中央红军因经费困难，向红15军团借2500元大洋，结果徐海东立刻从全部7000元家底中拿出5000元送给中央红军。中央供给部长叶季壮回忆，这笔经费可谓雪中送炭。另外，15军团各连队抽出3挺机枪和若干枪支以及部分衣物、布匹、医药等送给中央红军，并明确要求“3个不送”：不送缺损零件的枪支，不送变质药品，不送脏破衣服，同时集中部分在芳山、榆林桥战役中入伍的战士，经过训练后编入中央红军。

　　陕北红军全力帮助中央红军解决困难，后者也给陕北苏区巨大帮助。得知陕北苏区受错误思潮影响的情况后，中共中央立刻下令停止错误路线，并很快恢复了刘志丹等领导干部的职务和工作。同时，应徐海东、程子华要求，中央红军先后派周士第、宋时轮、黄镇、毕士悌（朝鲜籍将领）等干部，到红15军团加强组织建设。这一系列工作，很快恢复了苏区稳定。

　　1935年11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日，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陕甘支队改为红1军团，和红15军团一起编入方面军。新的方面军共约1.1万余人，红1军团辖第2、4师和第1、13团，林彪任红1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红15军团辖第75、78、81师和1个骑兵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参谋长周士第。整编时，彭德怀主动提出，将原红3军团加入红1军团序列。如此顾全大局的品德，让党中央和全军敬佩，由此进一步巩固了陕北苏区和红军内部的团结。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中央红军与红15军团会师陕北，让蒋介石大为震怒，他随即严令西北各地方实力派加紧进攻，甚至让“西北剿总”越过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直接给东北军军长董英斌等下令，调5个师分2路杀向苏区，其中东路第117师经羊泉镇沿葫芦河西进，西路4个师则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意图以“东西对进、南进北堵”之法构成两条封锁线，实施围歼。

　　敌军以葫芦河为依托，破局之处也在葫芦河。中央军委研究决定，须打破敌“东西对进”部署，先消灭沿葫芦河西面敌军一部，而后转移兵力，伺机各个击破，而直罗镇正是敌必经之处。鉴于敌强我弱，红军计划以少数兵力牵制甘泉、黑水寺等地敌军，集中10个团以上优势兵力，在直罗镇诱敌深入，以包围侧击战术，打一场歼灭战。毛泽东特别强调：“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击溃其10个师不如歼灭其1个师。”东北军先头部队第109师（师长牛元峰）被选为了目标。

　　此役是整编后红1军团和15军团首次联合作战。11月18日，两军团几十位团以上干部，一齐到直罗镇察看地形。不过百户人家的直罗镇，3面环山，中间一条狭窄的河谷，宽处不过200米。一条由西向东的土路穿镇而过，镇北面是一条小河。镇东头有座古寨，石头砌的寨墙仍大体完好。红军连夜将寨墙拆掉，以防被敌军利用。

　　11月20日，在飞机掩护下，敌109师（辖2个团）兵分3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直扑直罗镇。该部与红军长期作战，积累了一定经验，不仅沿河谷和两侧山地行军，而且边打边搜索，以防遭伏击。不过，红军诱敌更有章法，索性放弃两侧山地，造成并无埋伏的假象。到20日晚，敌109师全部进入直罗镇预设伏击圈。

　　11月21日拂晓，南线的红15军团首先发起攻击，徐海东亲自指挥，75师从西南、正南方，78师从东南方，3路夹攻，很快攻占直罗镇以南除镇东土寨外的所有敌军阵地。敌军往北退却爬到半山腰时，北线的红1军团突然开火，从正北和西北方向，将敌军压下北山。14时，红军2路合攻，已将直罗镇北山和南山守敌大部歼灭，直罗镇也被占领。此时，敌师长牛元峰及残部500多人逃到镇东土寨。红军拆毁寨墙却没破坏土堡，敌军就用石头构成临时工事固守待援。此时，敌东西2路援军已迫近直罗镇，敌106师已到黑水寺。

　　红军立刻调整作战，15军团81师一部阻击西援之敌117师，红1军团则向北回师黑水寺。结果，敌106师得知109师被围歼后，竟夺路而逃。红1军团冒着大雪一路杀到太白镇张家湾地区，消灭106师1个团，击溃该师。如此凌厉的攻势，令敌军完全没想到。23日，敌剩余各部便纷纷沿葫芦河撤退。直罗镇土寨里的109师残部苦撑待援无望，23日午夜分路突围，结果24日上午被红军全歼，师长牛元峰阵亡。

　　直罗镇战役持续3天，歼灭东北军1个师又1个团，俘虏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3次“围剿”，为党中央奠基西北打开了新局面。跋涉万里仍战力强悍的红军，给张学良以极大震撼，让他深刻认识到“围剿”红军不过是蒋介石“削弱异己”的手段。战后，红军对俘虏的教育和沟通，更促使张学良和东北军立场逐渐发生转变，从而对后来的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