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4年10月西渡于都河开始，中央红军在其万里长征途中，曾在万千重围中突破过敌军沿大江大河设置的一道又一道封锁线。这其中，尤以血战湘江、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生死战最具决定性，其成败甚至直接关系到中国历史的走向。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从1934年10月西渡于都河开始，中央红军在其万里长征途中，曾在万千重围中突破过敌军沿大江大河设置的一道又一道封锁线。这其中，尤以血战湘江、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生死战最具决定性，其成败甚至直接关系到中国历史的走向。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本文将尝试着从一般渡河作战中所必须的几个要素来探讨一下中央红军长征过程中的强渡江河战斗问题。

　　时间就是胜利！

　　“兵贵神速”本为兵家常理，渡河作战尤其如此！遗憾的是，长征初期的湘江战役却为此做了一个反面注脚。

　　离开中央苏区之后，由于李德、博古等人指挥呆板，以致红军的动向很快被敌军所察觉。为了防止中央红军前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在横亘湘桂两省的湘江沿岸布下重兵。即便如此，红军仍有迅速通过这道封锁线的机会：由于国民党军之间的内部矛盾，桂系首领白崇禧曾私自修改作战计划，使得整条防线一度出现了缝隙。而这个情况，也曾为红军侦察部队获悉并向上反映。然而，由于此时的红军高层毫无时间观念，加之队伍中非战斗人员比重大，“坛坛罐罐”太多，以致每天行军不过十几华里。如此拖沓的结果就是：红军将士虽经浴血奋战并最终渡江西去，但付出了伤亡过半的惨重代价不说，还被迫改变了最初的战略计划改去贵州。

　　毫不夸张地说，由于李德、博古等人严重缺乏时间观念，险些使中央红军覆没在湘江两岸。反观半年之后的大渡河战役，由于毛泽东等中革军委新任领导对“灵活机动”的重视，红军则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虽然“十七勇士”在安顺场成功强渡大渡河，但缺乏足够的渡船，以致红军无法全部由此渡河。有鉴于此，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改由泸定桥渡河。由于中央红军入川后的行军路线与时令季节均与几十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所部几乎相同，以致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很有把握的认为，“朱毛”红军将成为“石达开第二”。而同样谙熟历史的毛泽东、朱德则深知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真正原因：多次因“琐事”延搁太多时间终酿悲剧。为此，毛泽东等人多次向全军强调时间的重要性。也正因如此，才有了红四团强行军240里，准时出现在泸定桥头……

　　需要说明的是，近年来曾在互联网上出现这样一种声音：所谓“飞夺泸定桥”是为了宣传的需要虚构出来的“神话”，其实，泸定桥头根本就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云云。这种说法极其不严肃甚至别有用心！退一万步来讲，就算泸定桥真的就没有发生什么战斗，那也是因为红军来的太快，国民党军来不及布防所致！

　　兵以诈立！

　　用兵贵在用谋！对于任何一支军队来说，在敌人沿河重兵布防的情况下进行武装强渡，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要有可能，他们总是企图用示形、用诈等手段去发现、制造敌军防线的薄弱点，从而争取以一种较小的代价取得渡河胜利。令人欣慰的是，当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领导岗位之后，充分吸取了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死打硬拼以致损失惨重的教训，运用指挥艺术带领部队从容穿插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之中，成功渡过了一条又一条的大江大河。

　　本来，为了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汇合，蒋介石已经调集重兵在川滇黔边地区，甚至在土城一战已经“成功挫败”红军渡江北上的企图。然而，笑到最后的依然是毛泽东所统率的红军战士们！他们先是四渡赤水河，继而突然出现在贵阳、昆明等大都会的近郊。这种“声东击西”战术的结果就是，国民党军对红军的作战行动产生了严重误判，结果眼睁睁地看着这个貌似弱小的对手扬长而去。

　　而在向金沙江急进的过程中，红军的另一种欺敌战术大放异彩！这就是化装侦察。利用缴获的敌军军服和武器，红四团抽出三个连化装成敌军前往禄劝、武定、元谋三地。由于上述地区此前从未接待过“中央军”，红军这一行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这支服装整齐，扛着清一色捷克枪的队伍出现在禄劝城门口时，当地民团立即断定是“中央军”来了。他们忙前跑后地引着部队进城，并通知县长和军警官绅各色人等“热烈欢迎”。在丰盛的“接风宴”上，红军还收到了县长所奉上的省政府所交办的全部粮款。酒足饭饱之后，而当“中央军”将要启程的时候，县长还通知下一县官员准备“接风”。就这样，红四团在一天中没费一枪一弹就巧取三城，为大部队直插金沙江赢得了时间。

　　耳聪目明

　　强渡江河战斗是一种较为复杂的战斗形式，进攻方必须通过各种侦察手段，对河流的水文、流速、渡河地点以及敌军设防情况进行充分了解之后，方能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案。中央红军之所以能够连续取得多场渡河战斗的胜利，强有力的侦察是个不可或缺的条件！随便翻阅一下红军长征史，即可信手拈来几则有关红军在渡河前必先侦察的战例。

　　1935年元旦的那天清晨，刚刚抵近乌江的红四团团长耿飚草草吃过早饭之后，就带着几个人化装成私盐贩子踏着薄雪前往江边进行侦察。很快，这支小小的队伍通过火力侦察的方式判断出对岸渡口的敌人不过一个连。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还是决定要进一步了解情况。终于从一位老船工那里，他们获悉了敌军的兵力大小及部署位置；与此同时，另一支红军先遣部队红一团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对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来说，最初得到的消息都是不利的：天气恶劣、没有渡船更没有经验丰富的艄公，况且对岸还有敌军把守。但杨得志没有放弃，他决心亲自到江边看一看。最终，杨得志从一根随着湍急的江水沉浮的毛竹找到了灵感——扎竹筏渡江！

　　“抓舌头”是红军获取情报的一种手段。在获悉红军向大渡河前进的情报之后，国民党军除了在安顺场、泸定桥等地增兵防守的同时，还控制了沿岸全部的渡船。然而，令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刚刚抵达安顺场的红一团很快就从俘虏口中得知，渡口那里有一条小船。接下来的事情是那么地顺理成章，船被搞到手了。就是这条仅有的渡船，连同那十七位勇士一起，被载入了史册。

　　火力至上！

　　近代战争以来，火力战便成为江河战斗的主要内容。对于进攻方尤其要强调火力压制，否则，渡河部队很容易遭到对方的火力杀伤。虽然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火力都处于劣势，但这并不妨碍红军指挥员想方设法要在关键节点上形成一种局部的火力优势。

　　一个经典的战例出现在1935年5月的泸定桥头。虽然因红四团的行动迅速以致敌军只来得及拆毁半个桥面，但对岸桥头堡仍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当22人的突击队组建完毕之后，团首长为他们配备了“花机关”、手榴弹和马刀等适于近战的武器，并集中全团的火力进行支援，其中一个整营的火力专门用于封锁对岸那条从竹林坪到泸定桥的惟一道路。战斗打响之后，“（红军）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枪弹像旋风般刮向敌人阵地……”

　　另一个同样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发生在稍早几天。安顺场强渡战斗打响后，虽然乘坐第一船的“十七勇士”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强行登上了对岸，但因第二船到中游时中弹漏水，加上敌人火力压制，一时难以靠岸。这就使得“十七勇士”靠岸后就被敌机枪火力压制在滩头，处境十分危险。危急时刻，指挥战斗的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急令赵章成开炮支援。这位红军中出了名的“神炮手”接令后立即选择合适的地点，然后用左手托起没有炮架的炮身，全凭经验技术来瞄准，用当时仅有的三发炮弹摧毁了三个敌军火力点。

　　组织有序

　　良好的组织与管理同样是确保渡河成功的保障。仔细看飞夺泸定桥的战斗过程，不难发现其中一个特点，那就是当突击队在前边冲锋的时候，后续部队一边用随身携带的木板铺设桥面一边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如此，不仅突击队有了可靠的后援，还大大缩短了全军通过泸定桥的时间。再看那场险些令红军覆亡的湘江之战，其之所以能最终脱险，也离不开渡江过程中的井然有序。曾有多名亲历者看到，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曾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亲往渡口指挥部队渡河。

　　在金沙江畔的皎平渡口，红军的渡河组织之有序被发挥到了极致。由于只有七条小船，且其破败程度使得每摆渡一个来回，都要将船中水倒入江中，才能重新使用。而这时的沿江峭壁上，挤满了红军将士、骡马和行李担子。这七条船，不仅承载着数万红军将士的性命，甚至承载着中国革命的安危。关键时刻，陈云在渡江组织管理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各支部队未到江边前，就被告知渡江纪律：队伍开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许走近渡船。每条船都编有号码，规定其所能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坐位次序。这样，依船只能渡多少人，就让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登上预先指定好的那条船。部队只能排成一路纵队上船，不许几个人同时上船，这就杜绝了“争先恐后”的现象。每船都有一名船上司令员，即使军团长、师长上船之后也得服从这位司令员的管理。至于那些驮载大件行李的骡马，陈云也没有忘记它们。那些小船装不下这些大牲口，便将其都赶到江里，人坐在船尾牵着牲畜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