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决定放弃原先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行军路线，改向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贵州腹地和黔北进军，这就是红军长征史上著名的“黎平转兵”。“黎平转兵”开启了中央红军摆脱严重危机、实现历史性转折的通道。

　　再陷重围的危机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即按既定的前往湘西的目标，沿着红六军团的行军路线，从越城岭西行，计划从大埠头出湖南城步，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此时，这个行军路线敌情严重，充满凶险。

　　蒋介石在部署于湘江沿线围歼中央红军的同时，制定了其计不逞后的下一个方案——“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指令湘、桂、黔军阀分区守备，“围剿该匪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以消灭之”。对此，亟谋保全其统治地盘的湖南军阀、国民党“追剿”军总司令何键执行得非常卖力，在湘江战役之前就在湘西南广征民工，构筑碉堡封锁线。在12月1日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包围圈的当天，他将所辖军队编组为三个兵团，除以一个“预备兵团”对付在湘西活动的红二、六军团外，令刘建绪第一兵团（7个师8万余人）迅速转至湘西的城步、绥宁、靖县、会同一带，遮断中央红军北去湘西的道路，令薛岳第二兵团（8个师又1个支队11万余人）向武冈一带集结作为机动，策应第一兵团，“扼要堵剿”。与此同时，桂系军阀为防堵红军深入广西，以5个师兵分两路尾追中央红军。

　　就在中央红军沿着湘桂边界崇山峻岭中的崎岖山路前进之时，国民党军利用其优势条件，迅速进入湘西地区，构筑了四道严密的碉堡防线。刘建绪将一部置于城步、绥宁，一部尾追红军，主力集结于靖县。薛岳所部以一部置于黔阳、芷江，主力集结于洪江、会同，并向靖县推进，扼守通往湘西的要道。桂军开进到湘桂边界的龙胜、古宜等地，抄袭红军侧背。围堵的国民党军是中央红军的五至六倍，在中央红军去路上设置了一个大口袋阵，张网以待。

　　面对严重敌情，博古、李德固守既定之策，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2月9日，他们在给各军团首长的命令中重申“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此时，如果继续原定行军计划，势将陷入敌重兵围攻的境地，这对于刚刚经历湘江鏖战、遭到重大损失而且相当疲惫的中央红军来说，将不仅是又一场恶战，而且面临全军覆没的极端危险。

　　通道会议

　　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挺身而起挽救危局。

　　中央红军长征之初，所有战略转移的军政大事都由博古、周恩来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组成的“三人团”负责（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编入“中央纵队”随军行动，不担负长征的领导事宜，任务就是跟着走。然而，他们目睹严重危局，出于为党为红军负责的高度责任心，在危难关头奋起探寻使红军摆脱困境的途径。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城举行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参加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和李德。会上，李德坚持去湘西的主张，并认为其是可行的：“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急赶的周部（周浑元）和其他敌人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红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一大片苏区。”毛泽东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无论如何不能照原计划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了；各路敌军中以在黔东布防的黔军最弱，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

　　这是红军摆脱险境的唯一抉择，因为在各路国民党军中，黔军兵力小，武器装备较差，缺乏训练，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而且内部派系林立，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才、蒋在珍等军阀各据一方，矛盾重重，难以形成统一的作战力量，便于红军各个击破，争取主动。讨论中，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朱德明确表示应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博古坚持去湘西的既定目标，但认为从贵州北上湘西，可能遇到的抵抗小。由此，会议决定红军转向西进贵州。

　　通道会议的这个决定，提出了中央红军实行战略方针转变的重大问题，开启了中央红军摆脱危局的序幕，意义重大。

　　黎平会议

　　但是，通道会议并没有改变北上湘西的决定，只是将原定从通道直接北上改为转道贵州北上。因此，在进入贵州之后，博古、李德多次指示中革军委仍按原定计划部署行动，绕道黔东，“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湘西，同时向贺龙、任弼时等发出“火急”电，命令红二、六军团由常德一带向湘西北发展，接应前去会合的中央红军。此时此刻，行军方向决定着红军的命运，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因此在通道会议后，中央领导层围绕北上湘西还是西进贵州发生意见分歧，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与北上论者展开争论。

　　根据严峻的形势和为了解决分歧，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的方向问题。博古、李德坚守一个固定的认识，就是必须落脚根据地，放下行李，才能打仗，因此坚持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坚决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会议就此发生激烈争论，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与会多数人接受了他的意见。会议据此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黎平会议明确放弃了前往湘西的计划，明确做出进军贵州的决策。会议还决定在适当时机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的决策，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关系全局的进军方向问题，把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主张变成了现实，由此成为红军长征史上著名的“黎平转兵”。它使中央红军摆脱了深陷国民党重兵围堵、面临全军覆没的严重危险，而且一下子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改变了红军面临的严峻军事态势。因此它是党解决严重危机的成功范例。黎平会议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对“左”倾教条主义斗争取得了带有决定性的胜利，为继而展开遵义会议做了重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