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不是冤家不碰头”。在79年前的台儿庄战场，也有这么一对冤家，他们是一对中国将军。

　　1938年2月的华东战场，中国军队刚刚在淮河挡住北上的日军，鲁南的临沂即遭到日军有着“钢军”之称的板垣师团的猛攻。

　　临沂乃是军事重镇，得失关系全局。一旦失守，徐州的东北将会无险可守，板垣师团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与沿京浦路一路南下的第十师团形成左右两臂，夹击徐州。

　　此时，驻守在临沂的是原西北军庞炳勋第40军团。虽称之为军团，其实下辖不过两个旅，而且枪支陈旧，兵力不足万人。

　　在接到命令之时，年逾花甲的庞炳勋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诉苦”：我部名为军团，实际只有5个团，枪支陈旧，子弹奇缺，“中央”还严令裁撤1团。怎能打仗？

　　李宗仁当即与军令部交涉：庞部编制不变，并补足所欠粮饷，又很快给该部补充枪支弹药。

　　“为国效力，万死不辞”，庞炳勋很感激，立即率部奔赴临沂，进行阻击，终因装备过差，伤亡过半，渐感不支。

　　第五战区虽有10个军、20个师，总计16万人的兵力，但是当时徐州南线尚未安定，李宗仁将可用之军大部派往淮河拒敌，此时手中已无兵可用，只能急调张自忠第59军驰援。

　　张自忠抗战初期，因在北平与日军周旋，蒙受汉奸冤名，淮河一战，张自忠力挫日军立下战功，此时正求战心切，恨不能与日军决一死战。

　　在临沂固守的庞炳勋听说有援军前来，大喜过望，但得知李宗仁所派的是张自忠时，庞炳勋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为什么会有如此反应，这还得从一段往事说起。

　　他和张自忠的恩怨完全在于自己当初的不仁不义。庞炳勋与张自忠同为西北军将领，1930年中原大战，蒋介石取得胜利，西北军土崩瓦解。西北军将领各找出路，而庞炳勋为了扩充实力，竟然趁乱向友军张自忠部发动突然袭击，致使张部大损，张自忠亦受重伤。

　　从此以后，张自忠就对庞炳勋非常的恨愤，觉得他不仁不义。当时张自忠就说，可以在任何战场，任何情况下血战而死，而不愿意与庞身处同一战场。

　　李宗仁闻之此事也是深感为难，临沂得失事关全局，而手中又无兵可派，援救临沂非张自忠59军莫属。对张自忠能否尽力，李宗仁也是心有疑虑。可是当命令下达以后，张自忠却尽释前嫌。

　　张自忠部此时远在淮河流域一带，但是在接到命令之后，立刻以最快的速度，向临沂方向增援。此时日军也掌握到张自忠部的动向，但是日方估计，59军最快也要3天的时间，才能从峄县赶到临沂，所以日军认为可以抢先击溃在临沂弹尽援绝的庞炳勋部，然后再以逸待劳地反击张自忠部。因此日军估算张自忠部不但不能及时赶到临沂成为救援军，反而成为送上门来的“找死军”，但是张自忠率领59军进行日夜的急行军，在一日一夜之内，提前赶到临沂。因此59军在敌方完全没有预备的状况下，就有如从天而降般地猛攻日军第5师团背侧，庞炳勋部将士更是拼命地从阵地反击。

　　日军绝对没有想到中国军队竟然会运用这种内外夹攻的拼命打法。日军第5师团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已经无法继续支撑作战，只有先撤退回莒县以困守待援。当时日军虽以超过一百余辆的卡车，满载阵亡的日军尸首，但战场上仍然遗留了不少的死尸。

　　这对曾经的冤家在危难之中再次相见，在国难之时，摒弃前嫌，共御外辱。

　　李宗仁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若非张氏大义凛然，摒弃前嫌，及时赴援，则庞氏所部已成瓮中之鳖，必致全军覆没。

　　而临沂之战得胜，砍断了津浦路北段日军的左臂，促成了之后台儿庄会战中，李宗仁围歼孤军深入台儿庄的矶谷师团的契机。

　　在抗日战场上，有这么一支地方军。他们没有精良的武器，没有统一的编制，甚至人手一枪都不能满足。他们的家乡作为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仅有的4个没有被日军踏足过的省份，承载着各种超负荷的负担。但是这里的人民却毫无怨言，一边节衣缩食、勒紧裤带，甚至连乞丐都将自己乞讨来的钱捐出支援政府抗战，一边含泪把近300万子弟送往前线。

　　这支地方军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川军！壮士出川不回还，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此埋骨他乡。尽管如此，他们依旧遭受不公的待遇。

　　由于装备落后，且是地方杂牌军，他们被很多所谓的正规军排挤，无人想要，给出的理由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

　　而正是这样的一支部队，用手里的汉阳造，甚至土枪，在徐州外围的滕县，打响了台儿庄战役的第一枪。

　　当日军板垣师团在临沂败绩累累之时，日军西路第10师团长矶谷仍然武士道精神十足，不顾一切，日益向南推进。李宗仁调来川军邓锡侯第22集团军，孙震的第41军赶往滕县，拒敌南下。

　　孙震部刚在滕县部署就绪，矶谷师团就发动攻击。日军以数十架飞机、30余门大炮狂轰滥炸，滕县守军师长王铭章督战死守。在兵尽粮绝之时，王铭章见援军无望，给孙震发电，表示：“决心死拼，以报国家。”

　　日本人要王铭章投降，他坚决不肯。他砸毁电台，亲自上西北城墙，指挥警卫连一个排进攻西门城楼，该排全部阵亡，而王铭章也腹部中弹，而后他用手枪饮弹殉国。当时滕县县长周同知道后，从城墙跳下，陪同殉国。王师长殉国后，川军第122师的将士大多数在与日军的死拼中牺牲，直至城陷终未后撤一步。城内300余重伤员在滕县失守以后，以手榴弹互炸殉国。

　　此战，王铭章部在外无援兵，内无补给的情况下以寡击众，付出重大伤亡代价，歼灭敌2000余人，阻敌三日有余。

　　晚年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到：“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成就也。”

　　一个国家的落后，体会最深的莫过于它的军队。当闻说李宗仁在台儿庄打败了日军最精锐的两个师团，蒋介石是不愿意相信的，因为他不明白，第五战区这些杂牌军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战斗力。

　　第五战区虽有10个军、20个师，总计16万人的兵力，但除第20军汤恩伯部外，其余都是“杂牌军”，来自天南海北：张自忠第59军、庞炳勋军团原属西北军，李品仙第11军和廖磊第21军是桂系军队，孙桐萱第3集团军遗自韩复榘部，他们的装备、待遇、训练、升迁以及战斗力，均无法与嫡系相提并论。刚结束不到半年的淞沪战场上，他的嫡系部队，包括有着嫡系中的嫡系之称的87、88师以及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和各部支援淞沪战场的148个师及62个旅，共计80余万人阻击日军都以失败告终。而强悍的日军怎么会被一群乌合之众，地方杂牌军所击败？不仅他有疑问，就连日军大本营都觉得不可思议，你们的王牌部队都不行，连南京城都被我们攻占了，怎么会在台儿庄这个小地方被杂牌军击败？

　　他们不明白，战争打到最后，永远是人与人的对抗，永远是意志力的对抗。

　　军不惜死，奈何以死惧之！

　　1938年，台儿庄战争中的巷战

　　在台儿庄战役最激烈的时候，日军凭借火炮优势，攻入台儿庄内。守卫的31师师长池峰城立即组织敢死队，准备夺回阵地。战士们知道此去九死一生，依然踊跃报名。池峰城宣布：“每名敢死队赏大洋30块。”报名的战士当即表示：“要钱干什么？我们打仗是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作日本人的奴隶，是要争取民族的生存。”敢死队趁夜色冲入敌阵，白刃战中，有的受了伤，又从血泊中爬起来，用大刀砍杀敌人；有的拉响身上的手雷和敌人同归于尽。阵地夺回来了，57名敢死队员却只剩下11人活着回来。。。。。。

　　战斗最惨烈时，东北军连长林明率军支援巷战，在他们之前进城的东北军一个营的战士全部牺牲了，而他所在的连145人，到战役结束时，包括林明在内，只剩下18人。

　　在临沂之战中，张自忠部有一个名叫冉得名的营长牺牲了。后来冉得名的妻子来部队找丈夫，她见到了张将军，张将军对她说：冉营长牺牲了，他是为国家。今后我张某人也会为国牺牲的，我们是军人，只是国难到了这个时候了。

　　美国合众社战地记者爱泼斯坦认为，台儿庄大捷更是“人民之战”。

　　1938年的鲁西南地区，贫穷落后。各参战部队多系杂牌，饱受蒋介石歧视，不仅武器装备很差，而且医护人员极少，药品奇缺，弹药、粮食、蔬菜供应不上。

　　活跃在台儿庄一带的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受命支援抗战。中共特委动员组织鲁南老百姓，冒着炮火，把大刀、弹药、粮食、蔬菜、肉蛋、烧酒、食盐等送上前线，再将大批伤病员运往后方救治。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积极配合淮河沿岸李宗仁的部队，阻击日军北犯。张云逸所率新四军一部遵照中央军委指示，进入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周恩来曾指示新四军配合李品仙集团军，牵制由南京渡江北上的日军。

　　自恃嫡系的“中央军”，也赞叹“人民之战”。“民众的力量完全和军队配合起来了，在战场上抢救伤兵的是民众，当侦探的是民众。帮助军队输送枪弹、粮食的也是民众……充分地担负起救亡的责任来了。”

　　李宗仁亦有同感：台儿庄大捷是国共合作的结果。

　　时过境迁，当我们今天再回首这场战役的时候，那些曾经为民族浴血奋战的人，绝大多数都已不在人世。在那段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正是他们的不屈，才让我们这个民族挺直脊梁。今日，我们回首这场由杂牌军创造的神话，在感慨的同时，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为民族抗战胜利而献出生命的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无分贵贱、高低，他们为国牺牲，虽被视为杂牌军，而实当尊称他们为英雄，他们为国家捐躯，亦终为后人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