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735年承认了新罗的功绩，将大同江以南的部分领域割让给新罗，新罗在拥有这块地的所有权后，开始构筑军事防备，唐和新罗一起与渤海对立的姿态愈发明显。

　　9月11日，上海博物馆邀请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李成市在上博观众活动中心进行了一场讲座，主题是“古代东亚中的新罗与渤海”。

　　自698年渤海成立后的230年间，被大同江相隔的新罗和渤海两国，并存于朝鲜半岛南北两方。史书中有关新罗、渤海两国和唐王朝的频繁交流记载很多，但新罗与渤海之间的交流却鲜有记载，只是《三国史记》有两次新罗向渤海派遣使节的记录。关于两国的交流，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两国虽然相邻，但并无交流，另一种观点认为两国存在频繁的交流。在这次讲座中，李成市教授讲述了历史上新罗与渤海两国的关系，与听众分享了自己的学术观点。

　　八世纪上半叶的东北亚局势

　　讨论新罗与渤海的关系，首先要探讨8世纪上半叶东北亚的国际形势，这是李成市教授讲座的第一部分内容。李成市教授从六个方面分析了720-750年间东北亚的形势。

　　第一，是新罗和渤海国的对立加剧。713年唐玄宗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对此新罗感受到了威胁。据史料记载，在孝昭王、圣德王年间，新罗在其北境修筑长城，这是新罗对唐加封渤海一事的军事应对。

　　第二，渤海与其北面的黑水靺鞨也呈对立态势。原因是唐朝与黑水靺鞨有联手的迹象，渤海因此抗议，认为二者在其背后施以压力。

　　第三，渤海与新罗、黑水靺鞨都呈对立态势，其背后又有唐朝的力量。受到大陆上的几方面的压迫后，727年，渤海国首次向日本派出使节，想要建立协作关系。

　　渤海国的外交转向日本，还有一事件的推动。732年，渤海攻击山东半岛登州，唐朝请求新罗派出援军，渤海国和新罗由此交战。虽然在这场战争中新罗没有得到好处，且最终撤退，但是渤海国仍然感受到了危机。

　　第四，唐朝在735年承认了新罗的功绩，将大同江以南的部分领域割让给新罗，新罗在拥有这块地的所有权后，开始构筑军事防备，唐和新罗一起与渤海对立的姿态愈发明显。

　　第五，被孤立的渤海多次向日本寻求援助，特别是在750年代，渤海分别于752年、758年、759年频繁向日本派使节，寻求军事合作。面对唐和新罗的威胁，渤海愈发积极地向日本谋求联系。

　　第六，是新罗和日本的关系。新罗和日本的对立，一是缘于上述几方面的国际形势，二是两国原本就关系紧张。历史上，日本与新罗有在海上交战的记录。

　　所以说，八世纪上半叶东北亚局势紧张，而渤海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正是在这种紧张关系中形成的。

　　渤海为何与日本建立外交联系？

　　历史上，渤海和古代日本一直长期保持着亲密的外交关系，727年以来的200年间，渤海曾34次派使节到日本，日本则13次派使节到渤海国。两国的交往在古代日本的外交关系上有特殊的地位。讲座中，李成市教授分两个时期分析了727年以来的200年间渤海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他认为日本和渤海之间的关系不单单是简单的友好关系。

　　渤海与日本交往的前期是从727年渤海第一次派使节到日本，一直到759年渤海第五次派使节到日本，之后的阶段是两国交流的后期。李成市教授认为，前后两个时期，渤海与日本交往的背景、目的、具体表现都有不同。

　　渤海第一次向日本派外交使节是727年9月，其背景是唐朝和黑水靺鞨联合起来对渤海造成了威胁，而在此之前，渤海与新罗的对立已经很明显了。从渤海角度看，除了东面，其四周都受到了外部的威胁，在此关键时刻，它向日本派遣使节。在外交孤立的情况下，渤海加强与日本的联系，寻求军事援助，希望日本牵制新罗，以谋得自身安全是其主诉求。前五次渤海国派到日本的使节基本都是武官，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其明显的军事战略意图。

　　尽管渤海国做了很多努力，但东北亚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得到缓解，之后新罗、渤海和唐朝甚至开始了直接的交火，这次战争的爆发与渤海内部的王室冲突有关，渤海国王的弟弟是个亲唐派，因为与渤海王发生冲突逃亡到唐朝，渤海与唐朝的对立态势因此更加严峻，732年9月渤海袭击了山东登州。这次战争对唐朝打击很大，唐朝请求新罗征讨渤海，新罗也应允发兵北境与渤海交火，但唐联合新罗征讨渤海的行动还是以失败告终。

　　之后，渤海在750年代接连三次往日本派遣使节，与前两次派遣一样，其背景都是源于新罗和渤海的紧张关系。在第四次派遣使节到日本时，渤海国大使甚至已经和藤原仲麻吕在商讨征战新罗的计划。对此，新罗也做出了回应，762年5月新罗在大同江附近建了6座城，战争一触即发。

　　所以说，渤海前期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与它和新罗的紧张态势有很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新罗、渤海与唐的交战，直接促使了渤海与日本的交往。而寻求军事援助，是渤海国与日本外交的主要诉求。

　　渤海对日交往的背后另有所图？

　　但8世纪后半叶之后，渤海和日本的交往与先前的情形有了很大的不同。一个具体表现是，渤海国派遣到日本的使节由先前的武官转变为文官，而且人数大大增加，从30余人增加到300人左右，甚至派遣到日本的渤海使臣都没有带着基本的国书，这令日本方面很是不满。一般学界认为，渤海与日本的交往从第六次派遣使节之后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了经济方面，但李成市教授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以为，渤海对日交往的转变，不单是因为经济原因，而是与渤海国自身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使节由武官向文官的转变，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渤海国与周边的军事紧张关系已经得到了缓解。一个背景是唐朝对渤海的册封从郡王升为国王，还赐予渤海王一个比新罗王更高的封号，渤海与唐朝关系缓和，甚至变得紧密，这是之前未曾有过的。渤海与唐朝建立紧密关系后，新罗是唐朝的外臣，渤海自然也不好再与日本继续商讨征伐新罗的计划，于是，渤海与日本的交往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另一方面，渤海并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在其境内还有其他部族。李成市教授说，渤海在应对外部军事紧张关系的同时，在其内部对各部族进行了统一、合并。周边部族的历史记载很少，所以有很多不明了的地方，但是从中国的史料可以看出，在靺鞨诸部族与唐朝的交往记录中，渤海建国初期，这些部族以独立身份和唐朝建立贸易联系，但从八世纪后半叶以后，这样的记录慢慢变少，甚至消失，唯一持续有记录的是渤海和黑水靺鞨。九世纪以后，黑水靺鞨与唐朝的交往记载也没有了，只剩下渤海稳定地和唐朝保持联系。由此可以推测，渤海在统一境内诸部族之后，这些部族就不再以独立的姿态进行外交。

　　这一点在渤海与日本的交往中也有体现。779年359位渤海使节来到日本秋田，这次交往日本方面的记载是“渤海以及铁利”。铁利是渤海的一个部族，这次访问日本的使节中有渤海的官员，也有铁利的官员，而且有意思的是，在宴会上，铁利官员竟然对渤海官员出言不逊，有所侮辱。这该怎么解释呢？李成市教授认为，可能是铁利部刚刚被吞并，渤海就带其一起出访日本，但铁利官员心中仍有怒气，故而出言侮辱。以前，铁利等部可以独立外交，如今却只能在渤海王的权力下进行外交。另外，李成市教授说，在日本回赠给渤海使团的礼单中的“大首领”就是指各部族的首长，而日本给他们的礼品占到了回赠给渤海使团所有礼品的一半以上。826年，政治家藤原绪嗣就说，这些使者实际上不配称为外交使者，他们只是商人，如果他们经常来，对日本国来说是一种损失。

　　所以，在李成市教授看来，渤海国带来如此多的使者是为了从日本得到更多的回赠品。军事紧张的局势得以缓解之后，渤海国派遣部族首长与使臣一道出访日本实际上是一种怀柔政策，是为了加强对部族的控制。与其说，后期渤海与日本的交往是以经济为目的，不如说，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和处理国内各部族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