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1870年）6月21日，天津英国驻华领事馆的一位助理向远在大西洋的伦敦拍出一份紧急信函。这份书信于6月27日到达上海，一周后送至香港，并立即寄往通向远东的海底电报的终点处戴高乐角。7月23日，电报由戴高乐角拍出，两天后，此急电终于抵达伦敦。内容就一句话：“法国领事馆、仁慈堂、法国的大会堂全在焚烧中。法国领事和所有修女以及另外几名法国人全被害死！”

　　刹那间，整个欧洲沸腾了。而就在此刻，普法战争已爆发一周。欧陆有战事，法国将怎样处理中法教案？清廷又当如何应对？

　　恭王心腹

　　此时坐镇津门的官员名叫崇厚。此君系满族镶黄旗，本姓完颜，是如假包换的金代皇室完颜氏的后裔，可谓出身名门，累世显贵不绝，曾涌现出五代进士的佳话。崇氏拥有举人头衔，这对于一个满人，已属不易。他真正发迹，还要从第二次鸦片战争说起。1858年，崇氏协助僧格林沁，襄理天津海防，开始频繁与西方各色人士接触。两载后，咸丰北逃，留下恭王处理和局，恭王毫不犹豫举荐才识练达、办事细密且谙熟洋务的崇厚作为左膀右臂。要知道，就在一年前，咸丰还对崇氏之能力不以为然，“崇厚人非出色，不解汝喜用其何才？”不过士别三日，崇氏已堪当重任，和谈期间其不辞劳苦，“于夷情猖獗之时，屡次出入夷营，备历危险，得以次第换约”。这等表现自然深获恭王赏识，不久朝廷颁旨，“候补三四品京堂崇厚，著加恩赏给侍郎衔”，由副局级干部一跃进入部长俱乐部，可谓殊遇。

　　崇厚能于仕途这般顺遂，与恭王之提携密不可分，故他自此舍命追随靠山，唯其马首是瞻。恭王上台之后，请求朝廷设立数位通商大臣，处理沿海洋务。崇厚经恭王保荐，继续留在天津，出任三口通商大臣，一待便是十年。作为恭王嫡系，崇氏上任后成为贯彻洋务改革战略之急先锋。他先是制定《天津通商章程》，建立对外机构，捋顺对外关系；紧接着又领命与普鲁士公使在津门修订条约；之后崇氏更是大量购置西方船炮军火、编练了一支当时规模最大的由洋人指挥的五千人军队。当然最牛的举动，还要算崇氏耗时近五载终在1870年建成的天津机器制造局。日后李鸿章的北洋军事力量能独步清末，于崇厚打下的基础关联甚大。可以说，在各地疆吏中，崇厚绝对是对中央新政跟得最紧的。一言以蔽之，洋务改革看津门，改革标兵数崇厚。

　　然而，虽常年处理洋务，崇氏仍有自己的致命短板。《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作者美国人马士曾指出：“崇厚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有和蔼可亲的品德，但却不是一个外交家。”此评价大体不差，崇厚处理外交问题尤其是争议纠纷的态度与恭王亦步亦趋，即典型的鸽派手法，忍让、妥协、冷处理、拖字诀，这是其惯用手法。故崇厚一向对外示弱的表现早已令津门百姓不满。

　　1870年初夏的天津教案将社会的不满推至顶峰。当年5月，天津连续发生几起迷拐幼童事件。6月初，居民又在河东义地坟场发现多处幼童尸体，“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按照谣言产生的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既然天津每家每户都有小孩，加之天主教堂对外相对封闭，切身的利益与信息不对称相叠加，于是传闻四起。最典型的版本便是天主教挖眼剖心，炼制丹药。好在当地官员应对还算迅速，21日天津道周家勋、知府张光藻及知县刘杰押带嫌犯数人前往教堂查验，一切尚算顺利，双方达成协议，即将结案。然而到了正午，一名法国领事馆人员与围观者发生冲突，众人围聚教堂。崇厚派人弹压无果。而此际法领事丰大业又大闹通商大臣衙门，并向崇厚连射两枪，险些结果了这位副部级干部的性命。崇氏如惊弓之鸟，赶紧暂时退避。而丰大业仍不罢休，先是于官署内怒砸一气，后一边怒吼“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一边冲向天津官民，并再度开枪伤人。性情本就豪爽刚猛的天津百姓见此情形，再也按捺不住，“众眥皆裂，万口齐腾，谓领事无状若斯，曷共殛之！潮涌坌集，白梃如雨，丰大业登时倒毙”。气势汹汹之百姓乘势攻入领事馆、教堂等处，殴毙法、俄、英、意大利、比利时等随员、修女及居民二十人。各国使节闻讯无不大惊失色，法、俄、美等七国联衔照会总理衙门，要求速速彻查此案。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对群体极端行为有过一则论断：“随着外界刺激因素的变化，群体的兴奋方式和兴奋程度不断发生着变化，它们会服从种种原始的冲动，诸如豪爽的、残忍的、勇猛的或是懦弱的。所有的这些冲动总是趋于一个极端，表现得极为强烈”，而这种极端，促使“群体很容易做出即使连刽子手也会心有不忍的残忍行为”。天津教案中，百姓们之极端举动，不啻是许久淤积的愤怒情绪，突然得以释放而演变成的一场血腥狂欢！面对这群失控的“乌合之众”，崇厚也已乱了脚步、没了方寸，被恐惧与胆怯重重包裹的他，此刻唯一想做的，便是如何逃离这是非之地。

　　风中之烛

　　若想金蝉脱壳，就必须找人分担责任。崇厚脑海中立即闪过了一个人的名字：曾国藩。

　　次日，崇氏便给总理衙门写了一份报告，交代事变原委经过，同时说明自己的尴尬之处，虽身为钦差处理外交，但军权在直隶总督手中，行政权在道台、知府、知县那里，因此“负责管理通商事务，并无维持治安之责”，必须请直隶一把手曾国藩来主持大局。恭王心领神会，23日便命“曾国藩著前赴天津查办案件”。于是崇厚身上的担子轻了一半。紧接着，崇氏又上折请求朝廷治罪。然这篇折子的内容却着实巧妙，对于己之罪状，崇厚仅用“有负天恩”四字带过，而其余几位当地官员，下笔不可谓不狠，“天津道周家勋有表率之责，能先事豫防；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天津县知县刘杰，于办理拐案，操之过急，以致民情浮动，聚众滋事，均属咎无可辞”。按责任之轻重，“相应请旨将奴才治罪，天津府、道、县分别严议革职”。说白了，自己应当挨个行政处分，周、张、刘三人则必须丢掉饭碗。对于崇厚的请求，恭王诸人再度顺水推舟，“著曾国藩会同崇厚，彻底根究，秉公办理。毋稍偏徇。寻吏部议、崇厚应降一级留任”。所谓惩罚，不过轻降一级而已。所谓留任，实为重用，只要案件处理得不太糟糕，崇厚便可安全着陆。

　　崇厚挖了个大坑，自然是要埋曾国藩。此时的曾国藩，近况堪称极其不佳。就在当月，沉疴新疾一并而至，曾氏脾胃亏弱，一目失明，且伴有眩晕之症，进出皆需人扶持，否则一跌便有半身不遂之可能。故收到朝廷谕旨，曾踌躇不决，毕竟“目下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即使如此，曾还是体现出名臣之担当，他致函崇厚，提出委曲求全的处理建议，即使“曲在洋人，而外国既毙多命，吾辈亦宜浑含出之，使在彼有可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指出坐实挖眼剖心谣言之虚实，实乃“此案枢纽”。同时曾表明自己仅是会办的角色，愿协助崇厚，与其“祸则同当，谤则同分，不敢有所诿耳”。另外赴津之前，曾还纷纷致函李鸿章、丁日昌等人，希望他们这些平日与洋人交涉甚多的疆吏给自己出出主意，“凡鄙人思患所不到，为卓见所筹及者，尚求见示一二，匡我不逮”。

　　不及曾国藩筹备停当，28日朝廷又下一折，命崇厚为出使法国钦差大臣。这意味着会办升格为总办，教案之重任完全压在曾一人肩上。曾听闻此事，第一反应是“焦虑无已”，此去“恐有不测”。于是他将手头暂置一旁，用两天时间给曾纪泽、纪鸿二子写了一份遗书。此信开篇一段文字，便透出来一股老臣赴难的浓浓无奈和悲凉：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之后曾将身后之事详做交待，并嘱咐兄弟二人“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

　　显然，在曾国藩心中，由保定赴天津，路途上虽为一路向东，而仕途上则是一路向西，这根风中之烛，随时都有可能在津门熄灭。

　　同床异梦

　　7月8日，曾国藩抵天津，当即发布告示，晓谕士民查拿凶犯，修葺教堂。与此同时，在崇厚的几番劝说下，曾氏勉强答应将天津道周家勋撤职，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二员即行革职，请旨饬交刑部治罪，以示惩儆。如此，除了崇厚，天津的领导班子被一撸到底，悉数落马。依照曾的本意，张、刘二人平时公正清廉，算是良吏，如此以替罪羊的方式来向洋人示好，实在有辱斯文。再者若真正逐一问责，彼时教案的最高责任者毫无疑问是崇厚，绝非道、府、县三级官员，倘秉公处置，崇氏须负主要责任，地方官吏顶多算协从之罪。然而崇厚头顶有恭王这层保护伞，且又肩负赴法之命，曾也奈他不何，唯有哑巴吃黄连，默默生闷气。

　　也正因是非对错念头于心中不断交战，奏折刚一发出，曾即后悔了。他对幕僚吐槽：“崇厚驻天津近十年，调停于民教之间，人颇讥之。事变之后，崇公出示解散，有严禁聚众滋事之语，由是怨声载道”。而自己心头一软，答应处置本地官吏，“语太偏徇，同人多不谓然，将来必为清议所讥”。不出所料，据说“清议方面，则深病国藩不能一味强硬，完全拒绝法人要求。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国藩官爵匾额，本湘人视为与有荣焉者，悉被击毁。知交中腾书责难者甚夥”。最最爱惜羽毛之人，却执行最最容易玷污清誉之事，似再没有比这更大的讽刺与悖论了。

　　更让曾氏揪心之事还在后头。曾、崇二人于21日递上一份汇报案情的报告，其中仔细分析了五条天津士民之所以积疑成愤的原因：教堂终日闭门不开，莫能窥则，其可疑者一；中国之民到仁慈堂治病，恒久留不出，其可疑者二；仁慈堂死尸，有洗尸封眼之事，其可疑者三；仁慈堂所以病人，虽亲属在内，不得相见，其可疑者四；堂中掩埋死人，有一棺而两三尸者，其可疑者五。“百姓积此五疑，众怒遂不可遏”。故曾希望朝廷明降谕旨，将此情形布告天下，雪洋人之冤，释众人之惑。然而不知是恭王诸人有意删改，还是崇厚暗做手脚，在朝廷对外公开时，这五点可疑之处被完全略掉，于是曾国藩的奏折通篇都在替洋人说话，一时舆论哗然。曾自然有口难辩，慨叹“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在处理教案问题上，曾、崇二人皆希望力保和局，不轻启衅端。但二人目的却迥然不同，曾是欲图顾全大局，实现还洋人清白与给百姓交代两不误。而崇更多考虑取悦洋人，不惜付出一些较重的代价，也要达到息事宁人的结果。难怪李鸿章指责其“平日谄媚彼族过甚，洋风太炽，绅民含愤已久，触机一发，遂不可制。否则，传谣已久，何不出示谕禁？何不派兵弹压？盖不为民所畏信耳”。而远在湖南的郭嵩焘从曾纪泽处了解到天津官场大致情形后，“始知崇地山（崇厚）之奸险。湘乡（曾国藩）于洋务亦具有苦心矣”。

　　曾、崇二人虽共处津门办案，不过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罢了。

　　一波三折

　　遇到“猪一样的队友”，曾国藩心情大坏，身体更每况愈下，导致病情加重，25日办公时竟呕吐不止，“历三时之久，卧床不起，据医家云，脉象沉重”，暂时无法理政。急于结案的崇厚，于是奏请再派重臣来津办案。清廷之反应甚快，26日便指派江苏巡抚丁日昌协同办案，同时谕令工部尚书毛昶熙赴津会办。

　　丁、毛二人抵津，从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助缓解曾氏身上之重担，但案件进展依旧缓慢。法国公使罗淑亚心知本国政府正忙于同普鲁士开战，根本无瑕顾及教案事宜，但他自忖清廷信息闭塞，故与他国形成攻守同盟，依旧摆出一副强硬态势，声称必须处决天津知府、知县及天津提督陈国瑞（此君自始至终未参与教案，可谓典型的躺枪）三人，赔恤银两数百万，惩治凶手必须三四百名，并且今后驻兵津沽由清廷出纳兵费。这些要求自然远远超出了曾国藩的心理承受底线，他只能一边审案，一边与罗淑亚等公使软磨硬泡。而在另一边，总理衙门天天催促结案，曾夹在当中，如小媳妇般叫苦不迭，“天津之事，总署催余缉拿正凶，提解府县，一日一函，迫于星火”。案件“虽系混星子起事，及至事后即平民亦与誓同生死，竟有牢不可解之势”，已抓到的犯人，彼此互相串供，没抓到的犯人，家家户户帮他们藏匿，“所拿之犯坚不认供，无可如何，极为棘手。见讥清议姑置不论，目下实难交卷”。

　　就在双方僵持之际，两件事情打破了这种胶着态势，一是普法战争的消息已传到国内，法使罗淑亚担心清廷因此事态度转为强硬，故自己不再坚持之前的一些过分要求。二是8月22日两江总督马新贻横遭刺杀身亡，即晚清著名的“刺马案”（此案对于晚清政局尤其是派系势力分野影响尤大，笔者将另外撰文详述）。此事件引发官场一系列调整，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其爱徒李鸿章执掌直隶，丁日昌火速返苏暂理大局。熟谙洋务的李氏北上，确有助于打开局面。

　　不过在李氏抵任之前，曾国藩又遭遇一场“无间道”事件。他7月底总署寄来的密件竟然被外国使节获得，他们拿着此文件又在府衙大闹一通，“反谓中国不以诚信相待，讥讪揶揄，令人发指”。曾在写着恭王的信中分析，此密件只寄给四位高官，自己与毛昶熙就在天津，第一时间便收到，此外李鸿章也亲自收到，应不会泄漏。只是崇厚于密谕发布两天前离津，“钉封交商署幕僚陈道翰芬转寄行次，不识地山宫保果于何日奉到？”行文至此，曾欲言又止，未再深言。

　　最终，教案历时四个多月，终在当年10月22日结束。清廷付出的代价堪称沉重：罢免天津道周家勋，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流放黑龙江，正法罪犯18人，充军25人，赔偿损失50万两。马士曾如此评价天津教案：“半世纪的种族嫌恶，十年来的民族怨恨，反基督教情绪的滋长，部分基于宗教偏见，部分基于迷信，部分基于轻信谣言，所有这些达到了一个共同的焦点，并且这种上长着的纷扰于三小时的杀人、放火和抢劫中达到极点”。这场极端的中外冲突，连带引发了津门官场的大地震，当地整个领导班子成员全军覆灭，甚至波及部分朝廷大员。虽说曾国藩未受牵连，全身而退。然他苦心经营一生的清誉因这短短的三个小时毁于一旦。

　　无可奈何花落去，夕阳西下几时回？大佬终将步入黄昏。

　　不解之疑

　　在处理教案过程中，除了崇厚，曾国藩便与恭王联络最多。三个多月，其几乎日日与恭王函牍往来。不过曾其实一直对恭王及军机处成员评价不高，同治八年夏天曾进京面圣归来，对幕僚讲道：“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则不满人口。”

　　办案期间，对于军机处有意删去自己奏折内容，曾氏私下亦颇有腹诽：“前二疏前段为外人辩诬，后段尚有五可疑之说，叙津人肇衅之故。政府但欲吾为外人出头辨雪，遂将后段删去方始发抄，致成一面之言，吾之得谤，有由然也。”其亲信赵烈文更是认为“恭邸以姬公（周公旦）之地位，顾居心始终不外一巧宦，师之谤如浮云翳日，不久自退。烈所虑者，政地若此，非国家之福，不能不为隐忧。”曾虽未接过话茬，想必心中亦暗自默认。

　　当然，最令曾国藩疑惑的是，案件处理过半之际，普法战争爆发的消息已在官场传开，甚至连远在西北的左宗棠也听闻“法兰西与布洛斯构兵，法国主路易非斯为布所掳”。曾氏在致恭王信中，数次提及此事，“法人与布国构衅，此间传言已久。若果法、布开兵，或者远交近攻，不欲与中国为难。又闻法主老而厌事，其意主和不主战，似亦事之所有”，建议其能借此良机，调整对策，扭转不利局面。然而恭王却未置可否，毫无回应。此举令曾国藩颇为疑惑，甚或加重了对这位王爷的失望之情。

　　然而，从未供职枢桓、预闻军机的曾国藩，估计怎么也想不到，津门地震之同时，朝堂之内也开启了一场激烈的权力博弈。较之曾氏的焦头烂额，恭王则称得上惊心动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