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人其实跟苏联人长得有所不同，但在自“文革”以来极少亲眼看到欧洲人的中国人眼里，已经难以分辨。当下，那3个小学生一咋唬，马上引起了其他顾客的注意，一看罗马尼亚游客，也马上认作是苏联人了，二话不说，一边骂骂咧咧遣责“老毛子”，一边朝前靠近上去。本文选自《文史博览》2008年第2期，作者迟婴。

齐奥塞斯库夫妇（图源：VCG）

1972年春天，当时的罗马尼亚国家元首齐奥塞斯库率领政府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中国方面以最高规格接待了罗马尼亚代表团，毛泽东主席亲自会见了齐奥塞斯库总统，破例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周恩来总理先后7次跟齐奥塞斯库等罗马尼亚代表团进行了会谈。期间，罗马尼亚方面向中方表示，罗马尼亚人民对于中国怀有友好感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想到中国来看一看、走一走的愿望，周恩来总理当即回答，我们非常感谢罗马尼亚人民的这种友情，欢迎罗马尼亚人民来中国旅游。

罗马尼亚随团记者当天就把这一消息发回国内，之后3天内，竟有上万人向各地旅游机构报名登记去中国旅游，至于向罗马尼亚大使馆致电去函咨询赴华旅游事宜的，就更多了。

罗马尼亚代表团结束对中国的访问返回国内后，齐奥塞斯库总统下令对如何安排赴中国的私人旅游相关事宜进行研究，并亲自规定了几点：1、旅游团成员宜少不宜多，不能超过20人；2、参加首次赴华旅游的成员不能是政府机构、军队、科研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供职人员，互相之间不能有任何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等关系，最好也不是同一城市的；3、旅游团成员必须政治可靠，性别、年龄应有所区别。

罗马尼亚政府的相关部门根据齐奥塞斯库总统的指示精神，从各地旅行社送交的要求参加赴华旅游团的报名人员中慎重选择了20名成员，组成了一个赴华私人旅游团，但后来成行时不知什么原因却只有17人。

这样，这支由教师、医生和艺术家组成的17人私人旅游团于1972年10月14日经香港前往中国首都北京。根据两国政府的约定，对这件事不张扬，所以当时中罗两国的新闻媒体都未予报道。中国当时没有专门的旅游管理机构，临时决定前往机场迎接的是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一位中层官员带领的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园林局指派的20来人组成的接待小组，还有一支由小学生组成的腰鼓队，少先队员还向外宾献了鲜花。

罗马尼亚游客从次日起，开始进行游览活动，前6天中，他们在中国接待小组的陪同下，参观了故宫、颐和园、天坛、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十三陵、八达岭长城等著名景点，晚上还观看了当时风靡全国的革命样板戏和杂技。由于这是一支私人性质的旅游团，所以中国方面没有其他官员出面会见。

根据约定，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所有住宿、饮食、车辆、景点门票等，均由旅游团自理。但当时中国的物价极低，故宫的门票只收5角人民币，以罗马尼亚白领阶层当时的收入，他们觉得就像进入了一个难以想象的梦中神奇世界。于是人人都引发了临走时狂购中国商品的念头，而之后发生的两起外宾遭受围攻事件，就是跟这种购物行为有关。

有人喊“打倒苏修”的口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过北京的游客，几乎都去逛过王府井大街；即使是未曾到过北京但对首都有点关心的人，也不会没听说过王府井大街。

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率团访问中国时，短短数天间曾两次去王府井大街，他说这条大街非常值得一去，特别是那里的“新中国第一店”和东风市场，更是游客去北京时的必须游览之处。

这样，这支17人的私人旅游团队从抵达北京的第一天，起码有一半以上的成员在动着去王府井大街游览并购物的念头了。

根据中国接待机构的安排，罗马尼亚游客在北京的最后一天中的半天是去逛王府井大街和购物，下午两点返回下榻处休息和整理行李，5点用晚餐，6点动身前往机场。这天上午9点，两辆面包车把外宾从海淀区的住宿宾馆拉到了王府井大街。

这是一条长度为1800米的著名大街，街道两侧都是各类商铺。每位罗马尼亚游客事先已经得到一张中方自制的油印王府井大街简易平面图，上面标着一些主要店铺的名称，

以及厕所位置，下车和上车的地点。此刻下车后，中方接待人员就根据平面图上所标明的位置作了介绍，约定下午1点20分到上车点集合，登车返回宾馆，然后就宣布解散。17位罗马尼亚游客各奔目标，大部分人是冲齐奥塞斯库总统提到的“新中国第一店”和东风市场去的。

所谓“新中国第一店”，就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北京市百货大楼。北京市百货大楼于1955年创立开业，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投资兴建的第一座大型百货商店，因此在当时的公开宣传中被誉为“新中国第一店”。

那天，罗马尼亚游客就是在北京市百货大楼首先遭遇围攻的。据事后中国方面的调查，最先注意到罗马尼亚外宾的，是3名东城区反修小学的五年级学生。他们无意间发现了几个正在选购商品的罗马尼亚游客。那个年代的孩子文化学得不咋样，革命警惕性却高，只一看，就一个激灵：这不是苏修吗？

“苏修”是那个年代对于苏联的特别称谓，针对对象可以是苏联国家，也可以是苏联人。从1960年开始，由于苏联突然单方面毁约，中断在中国的援建项目和索讨债务，以及之后跟中共的意识形态大论战，一直到1969年珍宝岛武装冲突，中国人民对“苏修”由冷淡到讨厌又发展到深恶痛绝，民间意识已经把“苏修”和“美帝”视为并列的两大主要敌人。

罗马尼亚人其实跟苏联人长得有所不同，但在自“文革”以来极少亲眼看到欧洲人的中国人眼里，已经难以分辨。当下，那3个小学生一咋唬，马上引起了其他顾客的注意，一看罗马尼亚游客，也马上认作是苏联人了，二话不说，一边骂骂咧咧遣责“老毛子”，一边朝前靠近上去。正在选购商品的二男一女3位罗马尼亚游客这时还没有发觉他们已经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只是专心选购商品。于是就有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喊起了“打倒苏修”的口号，自是一呼百应。这下，罗马尼亚游客当然被惊动了，但他们不懂汉语，不知道中国人在喊什么，但看那神情如此愤懑，料想肯定不会是表示友好。不禁大惑，不是说中国人民对罗马尼亚人民非常友好的吗，前几天的游览活动中已经充分见识感受到了，此刻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中国人对我们选购商品的行为有所误会？

于是，3人稍稍交换意见后便由一位从事医生职业的女游客出面向众人作解释，但她不懂汉语，英语也不流利，比划着说了几句，早让周围的口号声遮盖住了，连她的同伴也不知道她说了些什么。

就这样，这三位游客被愤怒的中国老百姓逼到了一个角落。幸亏在场有几个顾客头脑还算清醒，主张这种面对面的反修斗争应该以说理为主，所以高叫不要推搡人家，问现场是否有通晓英语或者俄语的革命同志，站出来当翻译，我们要跟“老毛子”进行当面辩论。

这边发生上述情况时，另一拨去东风市场游览购物的罗马尼亚游客也开始品尝到了中国老百姓的反修热情。东风市场就是东安市场，创立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是20世纪北京最早出现的一座包括各行各业各类商摊、商号、书店、游艺在内的无所不包的、京城历史最为悠久的著名老字号综合市场，向来是京城百姓和中外游客流连忘返的观光购物乐园，文革时期改名为“东风市场”。

这天，7位罗马尼亚游客前往该市场，也被人误以为是苏联人。最先是一位女营业员发现的，她跟另一营业员嘀咕说，看这拨洋人的长相，敢情是“老毛子”呢！两人的悄声议论惊动了一个名叫顾敬芝的游客。顾敬芝是上海汽轮机厂的一名工人，“文革”前刚从技校毕业，次年赶上造反，折腾了一阵混到了一个车间头目的职位。当时，他被厂革委会临时抽调在专案组，审查一批还没获得解放的老干部，这次是到北京来外调的。

顾敬芝与另两个同伴抢上前去，拦住了罗马尼亚游客。这三人中，其中一位原是厂校英语老师，能够用半生不熟的英语跟外国人作简单交流，于是就上前去开始表现爱国热情了。这主儿也不问人家国籍，开口就问对方对于珍宝岛的主权归属问题。有趣的是那几位罗马尼亚游客也没有表明自己的国籍，而由一位能够说些英语的画家出面回答问题。

这种交流一开始就发生了问题，珍宝岛乃是中国方面的称谓，苏联方面称为“达曼斯基岛”，当时欧洲国家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一称谓领会的，因此罗马尼亚游客不知道什么叫“珍宝岛”。于是接下去就更难以交流沟通了，而旁边也早已团团围上了众多中国顾客。也不知是谁，二话不说就高声喊打，于是有人就跃跃欲试想伸手动武了。幸亏顾敬芝等人头脑还没有发热，马上阻止，说咱们是跟苏修进行说理斗争，要文斗不要武斗，哪位同志会俄语的站出来当翻译，咱们不能让苏修分子装傻混过去。

人群中并没有通晓俄语的人，于是继续由那位厂校老师跟对方说蹩脚英语。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一片嘈杂声，有人大声呼叫“打倒苏修”的口号。一叫口号，沟通也就进行不下去了。还有人干脆出主意弄几个纸板箱拆散了上面写上“打倒苏修”的大字后挂在“老毛子”脖子上举行一个现场批斗会。这个主意马上得到了响应，但是，正在折腾的时候，事情发生了转机。

转机是百货大楼那边先发生的，那里的保卫科人员听见店堂里人声嘈杂，便出来察看。这时，那三位罗马尼亚游客不知凭着什么隐约猜出中国人把他们错认为是苏联人了，于是便齐声大叫“罗马尼亚”。这个发音一再重复，引起了要跟他们辩论的那些人的注意。这时，保卫科人员也到了，分开人群走进去，向对方要护照查看。护照一亮，只一看封面就知道不是苏联人了。于是人们这才弄清楚原来这三位并非苏修，而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罗马尼亚外宾，那几位带头分子便乘保卫人员在向对方连说带比划做解释的当儿，悄然溜了。

这三位在“新中国第一店”购物的罗马尼亚游客经此一折腾，已经不敢再停留了，匆匆出门而去。走不多远，正好碰上中国方面的接待人员，见他们神色不对，一问之下方知还有这等事情。吃惊之下，随即想到还有其他外宾不知是否有相同的遭遇，于是马上分头在王府井大街上察看。其中一位来到东风市场时，正撞上那边群众准备了牌子要搞现场批斗会，于是连忙阻止。

江青要求追查此事的后台

罗马尼亚旅游团回国后，对于在王府井大街的遭遇并未在意，他们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提到这一点时还有人赞扬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但是，这件事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件大事，被逐级汇报到了中央。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对此事竟然非常重视，副组长江青在次日便给周恩来打电话，问是否知道了罗马尼亚外宾在王府井大街遭围攻之事。

周恩来自然比江青早知道这件事，而且他已经对中方接待人员未能陪同外宾购物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还要求有关部门举一反三，在今后的接待工作中务必多加注意。本来，这件事也算是结束了，但江青这样一追问，周恩来知道来者不善。

周恩来为此特地约见了江青，询问对这件事的看法。江青说了一阵，周恩来听出她是想利用这件事来发泄对于前一阵外交系统解放一批老干部的不满，因为她要求追查这一事件背后是否有后台。于是，周恩来说那就组织专人对此事进行一番调查，一切结论应当在调查之后作出。

于是，根据周恩来的命令，一个由公安、外事、商业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的调查组成立了，开始了为时43天的调查。当时现场也没有安装录像探头，进入王府井大街也不必登记，外行人想想简直是没法调查的。可是，调查组还是迅速查明了参加百货大楼和东风市场围攻罗马尼亚游客的大部分人员，调查触角甚至一直伸到了上海汽轮机厂，把顾敬芝惊得目瞪口呆，只道要折进局子去吃免费饭了。

调查报告分别送到了江青和周恩来办公室。江青一看这件事并不像她想象的有后台之类，不禁失望，于是就说调查组的立场有问题。周恩来也看了报告，认为比较客观。当总理知道江青对此很有意见后，就召集有关部门举行了一个座谈会，请江青也来参加。到场的还有李先念、姬鹏飞。

周恩来在会上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于这次罗马尼亚私人旅游团来华访问的表态：这是民间外交的一个成功，今后欢迎更多国家的私人旅游团队来中国旅游。在条件成熟时，我们也应当组织类似的团队去海外进行相同的活动。

这就给了与会人员一个信号：毛泽东是肯定这次接待工作的。于是，所谓的“围攻外宾事件”也就没有追究下去，只是把接待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提出来说了说，要求接受教训，以后不能再发生类似情况。江青知道已经不能再做什么文章了，于是也只好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