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轧糖”

　　牛兰夫妇被捕的危险性不言而喻，但事情发展至此，原本还不至于给共产国际的中国机构造成致命威胁。牛兰夫妇是老资格的“契卡”（苏联情报组织），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乃至被捕入狱的经验。他们始终保持沉默，没有暴露真实身份。

　　牛兰，本名雅各布·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1894年3月出生在乌克兰，一战期间被送到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1917年2月加入布尔什维克担任芬兰团的政委，十月革命时曾率队攻打冬宫。1918年他被推选参加“契卡”， 成为一位执行秘密任务的地下工作者。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他被共产国际派遣到中国。牛兰携带大量现金，先是以经商为由到欧洲“漂白”身份，其间来过上海经商探路。1930年3月，牛兰带着妻子汪得利曾由莫斯科经哈尔滨、大连重返上海。

　　此前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刚刚由海参崴迁至上海。经盛鸿告诉记者，共产国际之所以选择上海为远东局的落脚点，是因为上海租界林立，“外国侨民在这里享有种种特权，中国政府无权管辖。所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被各国情报人员视作自己的乐土。”

　　牛兰的夫人汪得利曾，原名达吉亚娜·尼克莱维亚·玛依仙珂，出生在俄国圣彼得堡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位数理逻辑的教师。她极富语言天赋，精通法、德、英、意等多国语言，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5年她与牛兰在维也纳结婚，两年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叫吉米。由于隐蔽工作的需要，牛兰夫妻从不在吉米面前讲俄语，只说德语。吉米的国籍是德国，也说一口纯正的德语。

　　牛兰在上海的一个公开职务，是担任“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的秘书。所谓“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就是“国际红色工会远东分会”。这是1927年成立的一个公开的国际工人组织，总部原也设在海参崴，1930年迁入上海，主要任务是支持与资助远东各国的工人运动与红色工会组织，尤以中国工人运动为主要工作对象，帮助“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展工作。

　　此外，牛兰还在上海开了好几家商铺。当然，商人的身份只是掩护，共产国际通过牛兰的合法公司向亚洲各国左翼政党划拨经费。据公开资料显示，1930年8月至1931年5月期间，共产国际平均每月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资金达2.5万美元。

　　在上海的那段时间里，牛兰夫妇就像是现实版的《史密斯夫妇》。他们二人的特工经验异常丰富，同时持有比利时、瑞士等多国护照，使用过若干假姓名，登记了8个信箱、7个电报号，租用了10处住所。

　　上海英租界巡捕把牛兰夫妇和儿子吉米，以及保姆都关进了牢房。他们对牛兰夫妇进行了多次审讯，但牛兰只承认自己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驻上海办事机构的秘书，其他的一概拒绝回答。警方为了坐实牛兰是共产党，决定从他俩所持的护照入手，查明他俩真实的身份。

　　从现今还保存在上海市公安局的原公共租界牛兰案审讯笔录来看，当时，比利时领馆否认了牛兰夫妇比利时护照的真实性，瑞士领馆对牛兰夫妇的瑞士籍不置可否，德国领馆对他俩的德国国籍确认无疑。而他俩年幼的孩子吉米，除了德语，不会说其他任何语言，这个“乌龙案件”让英国人一头雾水。

　　更令租界警方想不到的是， 法国工会联盟从巴黎拍来电报， 抗议警方逮捕工会秘书牛兰夫妇；国际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贝尔格甚至在全球发起“保卫无罪的工会秘书运动”。

　　英国人压力很大。当时的上海，本身就是“冒险家的乐园”，租界巡捕房对牛兰夫妇这样的神秘人物早已见怪不怪。按照当时公开或者隐蔽的各方力量心照不宣的“规则”，找不出证据证明牛兰夫妇是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重要人士，巡捕房就只能放人。

　　偏偏就在租界巡捕抓住牛兰夫妇的同时，还有一股力量也在追查着牛兰——刚刚抓住了顾顺章的国民党中统局。

　　就在牛兰夫妇被捕前两个月，顾顺章在武汉被逮捕，随即叛变。

　　顾顺章，就是那个“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顾顺章向国民党和盘托出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几乎所有的秘密，幸而“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及时传出警报，中央机关和人员紧急转移撤离。但是顾顺章掌握的中共秘密太多，还是给党组织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顾顺章不仅出卖了中共中央，还出卖了当时正在上海活动的共产国际远东局。

　　顾顺章向国民党方面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负责人是个绰号叫“牛轧糖”的德国人。牛兰（Noulens）的发音与德文牛轧糖（Nougat）相近。

　　国民党中统局是否向上海租界巡捕提供过抓捕“牛轧糖”的线索，目前还不能确认。不过，牛兰夫妇的身份暴露，确实是中统局所为。

　　正在上海英租界对牛兰案进退维谷的关键时刻，中统局的特务突然带着一张照片来到了英租界巡捕房。

　　那是1927年第三国际在南非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的合影，其中就有牛兰与汪得利曾。中统局的特工在英租界巡捕房里，用这张照片和真人进行了仔细比对，确认了被捕的牛兰夫妇就是照片中共产国际的重要活动分子。

　　进一步让英租界和国民党当局确认牛兰“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身份的，是另一份极为“高层”的“口供”。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当年6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捕，随即叛变，出卖了组织和同志。他同顾顺章一道，成为了中共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周恩来曾这样评价向忠发：“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作为中共中央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向忠发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有直接接触，他也供出了“牛轧糖”，并第一次明确交代了牛兰的真实身份：“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

　　国民党方面迅速认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语、国籍得不到确认的牛兰，就是“牛轧糖”——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负责人。

　　舆论风暴

　　英国对国际共运持敌对态度，上海英租界自然也反共，但他们的反共心态远没有一门心思“剿共”的国民党当局迫切。牛兰对国民党当局的价值更大——他们企图以此破获中国共产党上层机关，切断其国际联络渠道。

　　于是，国民党中统局很快和上海租界巡捕房达成了交易。1931年8月9日，在租界的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审判牛兰夫妇。这场审判没有真正的判决，只是宣布将牛兰夫妇引渡给南京国民政府。

　　8月12日，牛兰一家三口从上海被押解到南京。

　　就在押解当天，危难中的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动了数千名群众赴上海北火车站示威，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牛兰夫妇和他们的孩子。

　　先期已被释放的保姆赵杨氏也通过律师发表公开声明，抗议当局的不人道，表示愿意将小吉米从狱中接出来妥为照料，直至牛兰夫妇无罪开释。

　　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回应。牛兰夫妇被引渡到国民党手里后，就失去了一切信息，从公众的视线里消失了。

　　直到一位身份特殊的重要人士介入牛兰案。她就是宋庆龄。

　　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从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一直致力于民族进步和解放事业，在国际国内都享有极高声望。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积极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反帝活动，1927年12月和1929年8月两次被选为国际反帝同盟名誉主席，之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她在国民党政府中没有担任实职，却有着不能忽视的特殊影响力。

　　1931年7月末，宋庆龄离开德国，回国为母奔丧。她于8月13日抵达上海的时候，牛兰一家已被押解到南京。

　　南京国民政府在将牛兰夫妇投入监狱后，拖延多日不予正式司法审判，反而在监狱中对牛兰夫妇百般折磨。牛兰夫妇曾先后多次绝食以示抗议。

　　与此同时，国际进步组织与进步人士也积极采取行动，他们纷纷致电宋庆龄，把营救牛兰的希望寄托在刚从海外归国的宋庆龄身上。

　　据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透露：“当她还在柏林或返国途经莫斯科时，就已有人告诉她关于牛兰夫妇的危难并请她援助。”

　　8月18日，美国作家德莱塞等32人联名致电宋庆龄，恳请她对牛兰夫妇“予以援助，免除不良待遇及求得释放”。劳动妇女领袖、国际红色救济会主席蔡特金以个人名义致电宋庆龄，希望她设法营救牛兰夫妇。

　　宋庆龄不负众望，全力以赴投入到营救牛兰夫妇的运动中，并成为这场运动当之无愧的领导人。

　　1931年8月20日，宋庆龄和爱因斯坦、蔡特金、高尔基、史沫特莱等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设在欧洲的“保卫牛兰夫妇委员会”，使营救牛兰的行动演变为一次世界性的运动。

　　国际红色救济会率先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当时该组织是一个非党派性质的国际救援组织，在7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00万会员，以十几种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几十种报刊杂志和救援公告。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组织下，一份份声援牛兰夫妇的呼吁书传到各地，一封封抗议信电发给南京国民党当局。国际知名人士如高尔基、罗曼·罗兰、鲁迅等也加入救援发宣言、提抗议。

　　但是此后近十个月内，南京政府采取沉默态度，始终未作公开答复，甚至否认牛兰夫妇在他们手中。

　　“质子”蒋经国

　　面对汹涌的舆论风暴，国民党政府装聋作哑。作为营救牛兰夫妇运动的领导人，宋庆龄决定以“孙夫人”的特殊身份，与国民党当局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她的妹夫——蒋介石直接对话。

　　在牛兰夫妇被捕五个月后，宋庆龄走进了蒋介石办公室。

　　蒋、宋这次会面的具体情形，从未被人披露， 只有在后来解密的《蒋介石日记》中有只言片语的记录。

　　1931年12月16日会面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所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

　　可见，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拿出了蒋经国作为交换筹码。

　　作为蒋介石的嫡长子，蒋经国深受家族器重，在其16岁时，蒋介石便送他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蒋经国有一个俄国名字：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那时的蒋经国对共产主义有浓厚兴趣，到莫斯科不久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邓小平（当时名叫邓希贤）是他的团小组长。

　　蒋经国在苏联的经历，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他与蒋介石的“决裂”。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宣布实行“清党”，开始“反苏反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举行的声讨蒋介石罪行的大会上，蒋经国跳到主席台上，激动地用俄语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蒋介石！”次日，蒋经国又在苏联《消息报》上发表公开声明：“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

　　也是在这前后，蒋经国大学毕业，申请回国，未获批准；继而又上了军校，3年后毕业再次申请回国，再次被否。共产国际和苏联再三阻止蒋经国回国，当时各有因由，到了1931年要营救牛兰时，蒋经国派上了用场，他的身份已经变成了“质子”或“人质”。

　　显然，只有苏联最高层才能作出这种交换高级人质的决定，才能请动宋庆龄这样高级的“谈判代表”。他们原以为这是个蒋介石无法拒绝的筹码，没想到却被蒋介石一口回绝。

　　蒋介石的这篇日记，写得“大义凛然”，足可以当成第二天公开发布的“大义灭亲”声明。其实哪有什么“法不由我犯，国不由我而卖”，“孙夫人”的面子可以不给，儿子可以不要，蒋介石心心念念的，只有他的“反共大业”。那才是“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的真正原因。

　　事实上，由于牛兰夫妇的被捕，以及大量机密文件与资金被查抄，已经给共产国际在中国与远东的活动造成了极大损失。

　　首先，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各组织几乎全部陷入瘫痪或瓦解状态， 由于牛兰夫妇的被捕，其他成员只得紧急撤离或停止活动；同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一度完全中断。

　　不仅如此，牛兰夫妇的被捕还牵连影响到亚洲其他各国的共产组织。

　　根据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英国租界当局证实了不久前共产国际远东局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南方局”，又称“香港分局”。而恰在牛兰被捕前几天，香港英国警察在香港捕获了一名安南共产党人阮爱国，从牛兰处得到的文件确认，他就是南方局负责人胡志明。

　　同时，国民党当局还在文件中发现了好几名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有联系的日本共产党员，将材料转交给日本警方，日警也投入对日共党员与当时正在日本工作的中共党员的追捕。

　　以牛兰夫妇的身份，他们掌握的秘密远远超过这些文件。国民党政府岂肯放过这条“大鱼”。

　　用蒋经国交换牛兰的计划失败以后，共产国际不得不再寻他法，启用了隐蔽在上海的情报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