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书扬（1926-2012）为1950年5月31日“台湾省工委会台南县麻豆支部案”受刑人，坐牢34年7个月后，即1984年12月假释出狱后，从事翻译、写作不辍，复活日据以来的台湾左翼思想传统。林书扬并投入社会改造实践，组织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参与劳工运动及中国和平统一运动。除此以外，林先生积极投入东亚人民团结连带事业。本文为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王睿参加“林书扬的文论与实践纪念研讨会”，与谈林书杨先生关于“二二八”省思的内容，以及相关的补充。在台湾二二八事件70周年之际读来，值得两岸同胞再省思。】

2016年12月10日，夏潮联合会在台北主办“林书扬的文论与实践纪念研讨会”，共发表十多篇论文。其中有《如何让过去成为真正的过去──林书扬先生“二二八省思”的启发》（以下简称《如何》）一文，值得读者再省思。

担任周恩来日语口译的台湾姑娘怎么看二二八

台湾有人喜欢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导向“省籍压迫”或“族群冲突”的历史解释，并因而主张“二二八事件是‘台独’运动的起点”。不过日本作家本田善彦认为，二二八事件所引起台人对国民党的憎恶，并非直线地导向台独。他说：“当时其实有许多海外和台湾岛内的台湾人，希望和中共联手，打倒国民党。”【1】

曾担任蒋介石政府驻日外交官、陈水扁政府顾问的林金茎，1923年生于台南佳里，二二八事件时以公费生身分就读上海复旦大学。据林金茎回忆，二二八事件后，有些在大陆的台籍学生转向认同中共。解放军逼近长江北岸时，他的很多同学更决定“留在大陆，加入中共继续学业”。【2】从二二八事件到1949年，林金茎回忆在那段时间没听过要台独的话，反而盛传中共“解放台湾”、“做掉国民党”的传闻与期待。【3】

台联会首任会长、曾担任周恩来日语口译的林丽韫，1933年生于台中清水，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她就读于日本神户中华同文学校。1952年高中毕业后，林丽韫决定从日本转赴中国大陆，原因是日本社会对华侨的歧视待遇，以及建设新中国的梦想。她说：“我们这些华侨学生，对毛主席在建国宣言中所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这句话，打从心底受到感动。我想要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梦想是不会被浇熄的。”【4】林丽韫回忆二二八事件对神户华侨的影响，是转向认同中共的台湾人变多了。【5】

从战后两名分别选择国、共的台湾指标性人物的一致说法，可知二二八事件的意义绝非仅止于岛内的偶发冲突而已，它是在“帝国主义世纪”里，中华民族面临全球性殖民压迫，而反映民族独立与阶级解放的双重愿望的缩影。

只有在这样的视野中，才能理解战后台湾知识人的政治认同与选择，才能恢复二二八事件在两岸共同脉络中的记忆，从而认识“两岸分断体制”对二二八历史诠释产生殊异和变形的影响，认识《无悔》的主人陈明忠为何经过二二八武装斗争的洗礼后会加入建立新中国的地下组织，【6】也认识二二八事件70年来两岸共同脉络中挫的源头。

二二八悲剧的三个源头

《如何》的作者说，林书扬对于二二八事件的解释，使她“在主流的‘省籍压迫’理解中无法忽略‘阶级’的历史解释”。对于台湾读者来说，二二八事件当中互为表里的“阶级”和“省籍”矛盾，究竟何者才是主体性质，确实是无法忽略的疑问。而“省籍压迫”成为台湾社会长期的二二八主流解释的问题，则是阅读《如何》时无法回避的历史和现实思考。

林书扬从历史宏观的角度说，二二八悲剧的源头有三个方面：落后型态的特异的权力运作体系；帝国主义世纪中的一种国家异化现象；战争文化范畴中的矛盾典型。【7】其中，林书扬着重指出在上世纪中叶，半封建半殖民地体质的中国大陆在帝国主义世纪所承受的摧残情况，比如1946年饿死者数目近千万，以及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后两个月，大陆有38座城市连锁发生贫民抢粮骚动等。【8】

根据多名经济评论家指出，战后中国大陆继日帝剥削退场后，刚刚在形式上恢复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民族资本企业，又在美国将战后剩余物资倾销中国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挤压下，相继破产关闭。而面对失业贫民的动荡，顺从美国经济榨取的国府只有拿出“社会秩序维护办法”一途，从而进一步恶化官民矛盾。林书扬指出，战后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同时也发生粮荒、反共、镇压罢工等事件，台湾二二八在战后东亚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在美国霸权伸张的战略意图影响下，具有世界史座标上的位置。【9】

换句话说，在上世纪帝国主义摧残中国这个工业及资本主义落后地区的背景下，国府的体质陷入残暴与脆弱的恶性循环中，阶级矛盾恶化的悲剧遂难以避免。【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