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建政钱毛泽东曾主动提出，希望能够前往美国访问并与罗斯福总统会晤。毛泽东当时的请求是这样的：“延安政府希望派一个非官方的（重复：非官方的）团体去美国，向美国感兴趣的民众及官员解释中国当前的形势和问题。以下是他们绝对秘密的建议：如果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在白宫把他们作为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加以接待，那末，毛和周即愿一同或单独一人立即前往华盛顿举行探讨性的会谈。”然而，毛泽东的这次访美计划最终因何流产了呢？本文摘自腾讯网，作者谌旭彬，原题为《毛泽东的访美计划因何流产？》。

1944年，美国“迪克西使团”（Dixie）进驻延安，对国共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毛泽东主动向使团提出，希望能够前往美国访问并与罗斯福总统会晤，可谓这种影响达到最巅峰的一个标志。据使团成员克罗姆利少校（Raymond Cromley）1945年1月9日致重庆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司令部的电报，毛泽东当时的请求是这样的：

“延安政府希望派一个非官方的（重复：非官方的）团体去美国，向美国感兴趣的民众及官员解释中国当前的形势和问题。以下是他们绝对秘密的建议：如果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在白宫把他们作为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加以接待，那末，毛和周即愿一同或单独一人立即前往华盛顿举行探讨性的会谈。”①

次日上午，周恩来再次找到克罗姆利少校，补充强调：此事只限魏德迈一人处置，“绝对不能让赫尔利将军（Patrick Jay Hurley）得知此事，因为我不相信他的判断力。”克罗姆利少校当即用电报向魏德迈司令部转达了周的这一要求。②

电报涉及到的三位美方人员的职务背景如下：替毛泽东传话的克罗姆利，乃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工③。赫尔利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来华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国共关系。魏德迈刚刚接替史迪威，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驻华美军指挥官。战略情报局当时正致力于获取中共的帮助，以便在华北建立一个代号为“YESSIC4”的情报通讯网络，从这个意义上看，克罗姆利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传话员——虽然克罗姆利本人的政治立场未必亲近延安。④魏德迈取代高度亲延安的史迪威已一月有余，但史迪威当年所倚重的高度亲延安的左右手，如谢伟思（John S.Service）、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包瑞德（David D.Barrett）等，均未遭到撤换，所以，也有理由认为，魏德迈是一个可以信赖的途径，可以将毛泽东的请求呈递给罗斯福总统。至于赫尔利，按苏联驻延安情报人员孙平的说法，其在此前与毛泽东的谈判中一再“失策”，如今正“处境尴尬”，对延安深怀成见。自然，毛泽东访问美国的请求，最好不要让他知道。⑤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希望访问美国并与罗斯福总统会晤，并非异想天开。至少可以认为这种想法的产生，与赫尔利的来访有很大关系。据胡乔木回忆，1944年11月10日，当赫尔利掉进“圈套”（孙平的说法），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在延安愉快签署事关国共两党未来关系的《基本协定》（蒋介石尚未过目）时，曾主动提出，“请毛主席立即写一封信由他带给罗斯福总统”，“他还表示愿意设法使毛主席和罗斯福总统商量问题，以使全世界承认毛主席的地位。”⑤赫尔利的这种主动提议，可能会使延安认为罗斯福总统怀有与毛泽东直接对话的意愿。也正是在此之后，延安开始向美方试探是否有可能获邀访美。⑥

让延安失望的是，克罗姆利传递的消息没有能够保密。赫尔利很快就知晓了此事，他大发雷霆。1月14日，赫尔利直接致电罗斯福总统，控诉自己在华调解国共两党的努力，遭到了来自以魏德迈为首的美国军方的破坏。电报说道：

“在魏德迈将军离开重庆的中国战区司令部时，他属下一部分军官草拟了一个使美军降落伞部队到共党控制区的计划，他们企图将共党部队置于美国军官的指挥之下进行游击战。……这个计划是依据一部分美国军官和共党之间的协议而制定的。他们是想瞒过国民政府而将物资供给共军，并打算直接加以指挥。……这个阴谋是因共产党突然向魏德迈要求让毛泽东和周恩来前往美国和总统（罗斯福）会谈而露出端倪。他们要魏德迈瞒着国民政府和我（赫尔利），可是在魏德迈的合作之下，乃使他们的阴谋完全揭露。”⑦

赫尔利的这封电报，实际上等于变相将毛泽东希望访美的请求，告诉了罗斯福。同时，这一秘密请求的曝光，也在美国总统特使和驻华美军指挥官之间，造成了意外的冲突。正在滇缅前线视察的魏德迈，接到了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极机密”电报，获悉“赫尔利大使向总统报告，我的僚属人员暗中破坏赫尔利与中国共产党的谈判”，马歇尔要他立即就此事的真相进行调查，并做出报告。显然，赫尔利认为，他向延安开出的国共两党合作的条件之所以被拒绝，是因为军方秘密开出了比他更优厚的条件，这一优厚条件，甚至包括运作毛泽东访美会晤罗斯福。赫尔利认为，自己没有办法让国共和解，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始终遇到我们自己的一些外交官和军官的反对”。但魏德迈不同意这一点，所以，“有好几天，他（赫尔利）不和我说话”。⑧

为消除该事件曝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并统一美国军方在华人员的立场，1月17日，魏德迈召集部下训话，明确表态称：他接到总统的指示，“驻华美军的首要使命是支持中国现政府。”亲延安派在魏德迈司令部的话语权也随之骤降。毛泽东访问美国之事，就此不了了之。若干年后，以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为代表的诸多美国左翼作家，一再感慨“If Mao Come to Washington”（如果毛泽东去了华盛顿），中美关系将会有着完全不同的演变路径。参与消息传递的克罗姆利，晚年也觉得这是个“严重的错误”。⑨不过，这种在美国舆论界蔓延了半个多世纪的假设，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罗斯福当日的对华政策，确如魏德迈所传达的那般，“首要使命是支持中国现政府”，所以，即便电报被秘密送抵罗斯福案前，延安当时获邀访美的几率，也是相当小的。

注释

①②克罗姆利1945年1月9、10日给魏德迈的电报，原件藏美国国家档案馆，第332类，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战场档案，中国战区美军档，魏德迈卷。转引自《中国现代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P998。③“迪克西使团”内部非常复杂，每个成员都代表着不同的部门利益，有着相对独立的使命。该使团的终极使命，也仍然迷雾重重。详见：谌旭彬，《“美军观察组”如何评价八路军？》，短史记第387期。④据余茂春（Maochun Yu）《OSS in China： Prelude to Cold War》一书的研究，战略情报局在华负责人为建成这一情报通讯网络，曾扣留了魏德迈给延安的抗议信，容忍了“富平事件”（5名战略情报局工作人员被八路军缴械软禁）。克罗姆利在1月9日给魏德迈司令部的电报中，附有自己的十点分析，“认为中共正寻求在敌后扩展势力，对国民党和美国态度变得强硬了。”⑤《胡乔木回忆毛泽东》，1994，人民出版社，P353。⑥据伊利·雅克·卡恩披露，1944年12月，毛泽东曾向包瑞德等人提及访美会晤罗斯福总统之事。详见：《美国对华外交秘录 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1990，P138。但此事之有无，尚待确认。有可能卡恩是将克罗姆利的请求误植了。⑦《中国现代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P999。⑧《魏德迈报告》，（台）光复书局，P274-280。⑨《The Pentagon‘s Oldest Reporter Has a Great Story of His Own》，华尔街日报，2002年5月30日报道。克罗姆利认为：the decision not to pass it to President Roosevelt was a “terrible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