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逝世20周年的时间节点。提起邓小平，“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等都被认为是留给中国的政治遗产。或许是因为已经内化为某种常识，邓小平在1978年为中共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却或多或少的被人们忽视。反观当下，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官场中的一些乱象，恰恰需要用“实事求是”原则来对照与纠偏。在这个意义上，“实事求是”或许是邓小平留给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一条改变中国的原则

“实事求是”并非邓小平的原创，最早出现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指的是一种严谨、客观的治学态度。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用“实事求是”来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目的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他还亲笔题写了“实事求是”作为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强调从实际情况出发，寻找“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一定程度上，这既是当时毛泽东对中共党员的要求，也是他在革命实践、军事实践与党建实践中对自己思想阶段性的总结。

邓小平后来继承了这种理念，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我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强调的同样是尊重客观规律，而反对的，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未能做到“实事求是”而犯下的错误，以及当时一些人对于毛泽东的盲从。

2017年是邓小平逝世20周年（图源：VCG）

邓小平正式提出“实事求是”，是在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微妙而敏感的时刻：从1958年的“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共在建政后连续经历两次重大挫折。就在中国社会上下都普遍期望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反有理”等意识形态混乱中恢复过来时，又遇到了“两个凡是”的“阻击”。大陆学者普遍将1976-1978年的“两年徘徊”视为中共的第三次重大挫折。

高层与民间思想混乱的根源，根本上在于能否正视中共在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一些错误做法，特别是毛泽东本人是否应该“走下神坛”。在民间还因为“反右”、文革等诸多伤痛而心存恐惧，社会普遍陷入迷思的情况下，邓小平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率先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批判，并推动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其中将“实事求是”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这篇讲话成为了几天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实事求是”也由此成为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后来的“小岗村实验”、“黑猫白猫论”、“摸石头过河论”等等，皆在“实事求是”中找到了理论基础，国民经济由此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当下意义不减反增

之所以说“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留给后人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不仅在于它在彼时发挥的作用，更在于它对今天中国“再启迪”的意义。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留给后人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图源：VCG)

中共十八大以来，从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个全面”的执政框架已经完成了四梁八柱的搭建。外界评论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以往的改革已经“把好改的都改了、简单的都解决了”，接下来针对的全是“硬骨头”、“深水区”。然而就是这样的时刻，中共的执政队伍中却不时曝出严重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乱象。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2017年1月，辽宁省长陈求发“自曝家丑”，对外坦陈数据造假。在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上，陈求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辽宁省所辖市、县，在2011至2014年存在财政数据造假的问题，经济数据被注入水分。

分析人士认为，辽宁可能是中国30多个省级地区统计数据造假最严重的一个，但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官媒也在报道此事时表示，“也不光是辽宁严重，整个东北地区都曾流传这样一副对联：‘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哄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

2016年1月，中央第八巡视组在向国家统计局党组反馈专项巡视情况时，也曾指出：有的领导干部以“数”谋私，搞权力寻租。而多年来，“中国各季度经通胀调整后的GDP增速惊人地稳定”，“省级GDP增速数据的平均值经常大大超过官方的全国GDP增速”也一直是世界各国经济学者与投资者诟病的对象。

数据造假背后的动机，在于官员的仕途与经济数据高度相关，“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中国官员往往对“文革遗风”有着相当的警惕，但他们似乎忘了，如果为了政绩漂亮就可以置“实事求是”于不顾，这与“大跃进”时期“亩产万斤”、“赶英超美”的浮夸风，以及文革中“全人类等着我们去解放”的口号又有什么区别？

陈求发在报告中称“背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不只体现在数据造假这一方面。中共中央巡视组近年来在多地、多部门的巡视反馈意见不止一次提到的“铺张浪费”、“享乐主义盛行”等问题；目前中国县级以上的拟建新城新区已经超过3500个，在2030年可供34亿人居住，几乎是当下全球人口的一半，在这种一味追求“高大全”的施政心态下，各地“建设XX第一高楼”的形象工程不断出现，更别提将荒山用颜料涂成绿色的荒唐做法。凡此种种体现出典型的官僚作风与扭曲的官场心态，不仅是理想信仰缺失的问题，更包含了对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这一现实视而不见的傲慢与冷漠。

改革开放使国民经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图源：Getty/VCG)

而在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的法治建设上，背离“实事求是”的趋向尤其值得注意。2017年1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表示要敢于向西方“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亮剑，引发了舆论巨大争议。众多法律人士指出，“司法独立”是具有特定涵义的法律术语，本身并无东西方分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此前在接受多维记者采访时表示，周强的讲话反映了执政者在充分释放司法的工具治理理性的同时，又“严格戒备司法权威的自主成长及对政治体制的反向规训”的双重逻辑。但事实上，“不可能只有工具的司法，而无宪政的结构性进步”。

也就是说，当今中国所处的现实是，中共所推行的全面依法治国才是最大的“实事”；过于强调东西方的制度差别，将“司法独立”视为禁忌、洪水勐兽，反而陷入了教条、本本主义的陷阱。执政者需要去“求”的“是”，按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的话说，是“司法的相对独立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实事求是”的英文译作“seek truth from facts”，即“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改革开放初期对于这条原则的坚持，打破了1958年后逐渐形成的简单粗暴、畏首畏尾的僵化思维；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发展遇到了新局面、新问题，新的利益集团分布与阶层分化形成了同以往不一样的社会现实，依然沿用1978年以来形成的固有思维，自然也就导致前文所述的种种乱象。

在这个意义上，“实事求是”仍然是中共需要不断对照、不断实践的原则。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给中国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