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部队的大量“投诚”“起义”，多被描述成国军“深明大义”“弃暗投明”，以1949北平和平解放为例，历来总讲傅作义如何洞晓民族大义……然而，“投诚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游离于两个政权之间，实际的情况恐怕并不那么简单。本文摘自爱思想网，作者于瀚，原题为《鲜为人知的北平“和平解放”真相》。

军事和政治斗争的复杂环境，双方数年的血战，都让身处时局者在抉择时不可避免地充满了矛盾和算计。本专题以傅作义与中共的和谈为例，尝试展现“投诚者”横跨两边时的复杂心态和艰难谋划。

北平和谈：毛泽东拒绝傅作义“平起平坐”的想法

从傅作义打算与中共和谈之日起，为了保证和谈中及“投诚”后能与中共平起平坐，他一共打了三张牌：联合政府、保留军队和利用舆论赢得民意。而中共则一方面利用傅作义的矛盾心理趁机打击其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则对傅许以承诺，促其无条件和谈。最终，在两者的较量中傅作义失算了。

（一）1948年11月毛泽东和谈方针：“稳定傅不走，以便解决傅、蒋两系夺取平津”

1948年11月初，傅作义去南京参加了一次军事会议，会议中蒋介石要求其将华北的军队南撤，但傅认为他的部队到南方后“不会有什么结果”，而此时辽沈战役结束，平津已无法保全，因此，傅作义开始考虑与中共和谈。这一心理转变是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对其嫡系部将董其武亲口说的：

“去年十一月初，辽沈战役一结束，我去南京参加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那时淮海战役也即将开始。蒋先生想抓紧我部力量以挽救残局。他先让何应钦，后是亲自告我，要求将华北部队南撤，并要我任东南军政长官，所有的军队完全归我指挥。我就当时的处境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华北的部队决不能南撤，审时度势，咱们这部分到南方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对蒋的话也不能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我回到北平后，虽然在公开场合一再说：要遵照蒋的命令，力挽华北局势。但是内心却认定南京政府已经丧尽军心，丧尽民心，决不能靠这个政府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董其武《绥远九一九起义》，《平津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P423）

正是在此背景下，11月17日傅极机密地向毛泽东发出要求和谈电报，但电报发出后傅并未得到中共的回复，而毛泽东却将此电报告知了正准备入关作战的林彪、罗荣桓等人，并在11月18日的电报中指示他们利用傅作义想和谈的心态稳定住国民党军队，为消灭或逼降中央军争取时间：“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望你们……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

11月26日，毛泽东在作出军事部署的同时，又就与傅作义的和谈方针指示林彪等人说：“据符定一面谈，在大势上看，傅无出路，有与中共谈和保存实力可能。……我们已用聂荣臻名义致信彭泽湘表示欢迎傅派代表来石家庄谈判，同时由聂找一傅部俘虏军官，数日内派往北平见傅谈此问题。这些做法都是为了稳定傅不走，以便解决傅、蒋两系夺取平津，不是真想与傅谈和。因为不解决傅部，即使占领平津也是不稳固的。但在尚未解决蒋系以前，假如傅真愿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以便分化傅、蒋，首先解决蒋系，但不给傅以任何政治上的借口。”（参见《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2页。）

由此可见，虽然傅作义已经开始转变态度想与中共和谈，但毛泽东认为如果不消灭傅作义的军队，傅作义恐怕没有真正的诚意。但傅作义想和谈说明其暂时不想离开平津南下，而这正中毛泽东下怀，毛随即命令东北野战军出关南下包围平津，解决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傅作义的嫡系部队。

12月14日，西路解放军各部分别占领南口、宛平、丰台、通州、黄村、采育镇，切断平津联系，完成对北平的包围，17日又攻占石景山和南苑机场。至20日，东路解放军先后占领唐山、军粮城，咸水沽、杨柳青、杨村等地及张贵庄机场，堵绝了傅作义系统的海上退路。同时，12月初傅作义发现东北解放军南下后，急令他的主力部队第三十五军回撤北平，但被解放军包围于河北新保安。12月22日解放军攻克新保安，三十五军两个师被全歼，军长郭景云开枪自杀。自己的嫡系主力部队被全歼，傅作义基本失去了和谈的资本。23日，傅作义向毛泽东发出了求和的电报：

“毛先生：（一）令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责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哲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诱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傅作义致毛泽东电（12月23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51页。）

尽管是求和电报，傅作义仍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作出了一些要求，想为自己争取一定的政治和军事地位，这必然不能为毛泽东接受。

（二）傅作义想与中共组建联合政府，保留自己的军队，均被拒绝

傅作义的嫡系主力被全歼，他开始真正考虑和谈了。坐拥数十万军队，傅作义为其个人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提出了想与中共平起平坐的条件，但被中共一一拒绝。

1、傅作义建议“成立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毛泽东：“不要使阴谋得逞”

1948年12月17日，傅作义首次与中共接洽和谈时，所提条件之一即“确定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的时机，建议成立联合政府，傅参加联合政府，其部队交联合政府指挥。”。（《平津战役》，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177页。）1949年1月13日，邓宝珊在与林彪等人的谈判中，又一次转达了傅作义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罗荣桓年谱》，第677页）联合政府本是中共用于打破国民党一党训政制度的口号，现在傅想用此口号反制中共以求与中共分权。

其实，联合政府的想法是有背景的。早些时候，曾有美国记者就美国国务院对中共的政策放风称：“美国国务院现政策之中心，在于如何在新的联合政府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以抵抗中共力量，美国则在某种方式下承认新的联合政府，恢复与中国贸易，对新中国投资，以此方式分化中共统一战线，竭力支持联合政府中之非共产分子。美国承认联合政府的条件是政府的构成须为美国可接受者，联合政府得承认美海军、陆军在上海、青岛等地的基地权”。这个消息引起毛泽东的警惕，1948年12月初，毛批示说：“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0、411页。）这就是说，还在傅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毛就已经对联合政府的问题产生警觉了。

而据王之相回忆，傅作义提出这一政治条件是有人教的：“有人向傅将军建议，作为和平解决北平的条件，要提出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即由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以及志愿参加的国民党人士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保留傅作义的现有部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共同维持治安。据说这是为了’缓和国内战争，防止国际战争‘的暂时办法，将来如何，要看局势而定，如能达到国共合作，就成立统一的联合政府。”（王之相：《傅邓马会谈与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亲历记》第340~341页。）

对于傅作义的这一条件，中共基本上是完全拒绝了。12月19日，刘亚楼与傅方代表交谈时明确表示：“发通电成立华北联合政府，目的在于傅先生及其军队参加联合政府，我们绝不接受。”[详细]毛泽东在1月15日为林彪、罗荣桓草定了一封措辞十分严厉的对傅作义的书面通碟，并致电林彪说：“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权之意。因此仍须将致傅通碟交与傅方代表。”（《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7页）

最终，双方决定“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而1月29日，北平联合办事处召开筹备会议，中共代表叶剑英对傅方代表郭宗汾明确表示：“此机构是在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工作机关，不是政权机关。”叶建议改名为“北平联合接交办事处”。（《彭真年谱》上卷，第530页）加上接交二字，这就从形式上和性质上都否定了任何分权的可能。

2、军队改编：傅想其“二十万人不能动”；中共坚持“部队分散与我合编”

军队可以说是傅作义谈判的资本，因此，在关于军队改编方面的谈判，傅作义还是很谨慎的。

1948年12月17日双方初次谈判时，傅作义想保存实力，特别是想中共放回他被围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对此，19日刘亚楼明确说出了和谈中中共在军事方面的条件：“1.通过谈判解决战事，我们赞成，但是傅先生必须丢掉幻想，解除华北”剿总“所辖部队的全部武装，这是和谈的前提，以任何形式保存武装的做法，我们绝不接受；……3.可以给傅先生留两个军，把中央军的军、师长统统逮捕，然后宣布起义。和平解决后，我们保障傅先生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如此严苛的条件傅作义显然无法接受，因此他选择了搁置和谈。

随着12月22日第三十五军被歼，傅作义态度有所软化，他在23日给毛泽东发电报提出：“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全秩序。……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

1949年1月6日，据周恩来给林彪的电报称：傅方代表“崔载之一再表示傅可放弃军权，但要求我们在政治上给以地位与名义，傅对投降或起义两者都不愿意，而愿取得一个国民党进步分子的地位，以作将来在政治舞台上的资本。”（松植《平津战役秘密战》第十三章，当代中国出版社）

对此毛泽东7日指示林彪：“我们基本方针是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傅部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0~431页）

8日，周北峰向林彪等转述傅作义的意见：“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取有步骤的办法，即是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1页注）

1月9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军委复林彪、聂荣臻电，就傅作义所提条件作出明确的指示：“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1月12日下午1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

但傅作义似乎对此条件不甚满意，因此以“不能指挥中央军”为由拖延，就在双方僵持阶段，14日，解放军攻占天津，全歼天津守军13万人。

天津失守，北平成为孤城，傅作义不得不接受中共条件，北平和平解决的谈判开始迅速达成。15日双方“对北平国民党军开出城外的指定地点，进行改编的方案，华北剿总和部队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北平国民党军政机构的接收办法等”达成了基本协议。

19日，在华北“剿总”机关及军以上人员会议上，傅作义宣布接受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并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22日，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开始移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到31日全部移动完毕。

和平协议规定对傅部实行整编，然而对于整编的核心问题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即以什么单位整编。傅作义的方案是“剿总取消，兵团、军师依然存在，像曾泽生部一样原封不动”（《陶铸关于改编傅作义部队问题的报告》，1949年3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71页），即他对徐永昌所说的“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

但傅的方案未被中共接受。1月27日，林、罗、聂就傅部改编问题向军委建议：“我们须坚持军官集中受训，部队分散与我合编的原则。但在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此意见。”“对军官个人则专门拉拢与优待，对部队则须坚持革命性质的改编原则……并准备届时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决。”当日，军委复电：“完全同意你们对待出城部队的根本方针及在开始二十天内所采取的宣传解释拉拢分化等政策。”（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0、691页。）所谓“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就是说中共最初没有向傅泄露打散合编的方针。

总之，傅原本指望“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结果其部在很短时间内被迅速分解。傅失算了。

综上所述，傅在联合政府和军队改编问题上的两点打算，均未能如愿实现。

（三）傅作义首先宣布和谈协议赢取舆论；毛泽东两篇文章严词警告

傅作义不仅在谈判中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且在谈判后也不失时机为自己赢取民意以便获取政治资本。

1月22日，傅部开始撤离北平。而在和平协议按约生效当天，傅即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文告，公布了北平和平协议中与民众生产、生活以及文物、外侨等有关的13条条款，表示和平之举的动因在于：“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傅作义发表文告公布协议十三项》，《世界日报》1949年1月23日，第1版。）

邓野认为：“傅抢在中共之前，单方面有选择地公布协议，就是要抢先造成北平和平以他为主的舆论。傅以和平协议的原文发布文告，其巧妙之处在于既将自己接受和平的动因，完全归结于出自公众利益的考虑，同时又使中共无话可说。这篇文告的意图就是自抬身价，造成在即将与中共的合作中有资格谈条件。此举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战败。”（邓野《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

对傅作义的这一举动，中共方面的反应如何呢？1月31日，林彪等致电中央，称傅作义“利用报纸大宣传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总之，他极力在收买人心，制造政治资本，想在联合政府中仍能插一脚（其亲信已有此表示）”。（《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42、143页）

而毛泽东本人则对此更为震怒，他采取了两项措施：

其一，2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了公布由毛泽东亲笔撰写，以林、罗名义致傅的公函。公函历数傅作义的罪责并提出警告和通牒：“贵将军……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北平被围，业已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林彪、罗荣桓为敦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致傅作义函》，《北平和平解放前前后后》P62）

其二，2月1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和平结束北平战事经过》的新闻稿，对傅作义1月22日文告中的政治性表白进行了批驳，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说：“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比较好的一条出路，是军队离城改编，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和平地接收城防和市政，这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为什么天津不肯这样做呢？难道天津的”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不应当保全吗？难道天津的”国家元气“应当受损伤吗？……天津打败了……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新华社：《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中央统战部等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326-328页；参见《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9页。）

2月3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林彪说：“傅不应当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要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9、450页）

（四）“为了争取便宜的合算的解决其他地区的敌人”，毛泽东开始安抚傅作义

毛泽东撰写的公函和新闻稿发表后，引起傅作义强烈反应。2月4日，林、罗、聂致电中央，提到傅“对我方的通牒内容表示不满，颇有气愤之慨”。林等建议：“为了争取便宜的合算的解决太原、绥远及其他地区的敌人，我们意见，在过去业已很正确地而且很适时地在政治上（宣布战犯名单、发出通牒）军事上（歼灭了天津、张家口、新保安等处之敌）打击了傅作义之后，目前则应采取以拉为主，以斗为次的方针。”林等认为：“以敌我现有之情况，我军有绝对把握做到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凭战争解决问题……但如能争取某些地方像北平式的解决问题，则较之使用战争便宜合算得多。”（邓野《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

2月5日毛泽东复电认同他们的说法：“依整个形势看，武汉、京、沪、长沙、南昌、广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决的可能。虽然仍有再打几仗的可能，但是各地逐一和平解决的可能是很大的，太原亦有此种可能性。因此争取傅作义站在我们方面有十分必要。”（《罗荣桓年谱》，第694-696页）

因此，在舆论上对傅作义进行打击之后，出于减少压力的考虑，毛泽东开始安抚傅作义。

2月22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傅作义，据说会见甚为愉快，谈话中毛泽东对傅作义说：“北平和平解放要谢谢你，你的功劳很大嘛！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掉的。北平和平解放得最好，可以归纳三点好处：……北平和平解放没有打仗，北平城里的文物古迹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完全保住了……双方的军队都保存下来，双方数万发炮弹也都保存下来了。这就是北平和平解放，傅将军立的三大功劳。”（王兰英、赵景才《毛泽东写给傅作义的三封亲笔信》）

此次见面基本上平息了傅作义的怨气，其对和谈的态度变得积极起来，但一直到4月份，傅作义一直没有发表毛泽东所期待的“站在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

（五）傅作义在和谈过程中曾有三次打算出逃

虽然傅作义在与中共和谈过程中数次拒绝了国民政府的撤退要求，但这并不表示傅作义就完全断绝了与国民政府的来往。他在和谈过程中曾有三次打算出逃，都被劝阻或者因时机不对而未成行。

1、1949年1月傅作义曾打算“自行解除兵权，去南京向蒋请罪”

1949年1月6日傅作义曾对其参谋长李世杰说：“我们研究了几天，想出一个办法，今天就准备发一个和平通电，为人民请命，以促进和平。我就自行解除兵权，交由李文代理，去南京向蒋请罪，听候处理。这样做法，北平可以免去兵灾，又可以倡导全面和平。我想这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你觉得怎样？”

李世杰对傅作义有此想法很意外，他不客气地说：“这样做法是不负责的办法，任何方面都对不起。对军队，对人民，都对不起。你把几十万如狼似虎的军队集中到北平城郊，既不战又不和，说了几句空话就跑了，这些队伍叫李文怎样办？领导着和罢，势不可能，一定会出大乱子；领导着战罢，兵灾结果必然毁灭了北平。如此，你首先对不起北平居民，也对不起这几十万军队。再就蒋介石说罢，你既不愿走革命的路子，你就得走效忠蒋介石的路子，陪伴他殉葬。但你又不愿走打的路子，发一和平通电就走，蒋介石一定认为你是临阵脱逃，也不会原谅你的。再就共产党方面说，你的和平通电是会得到同情的，你不起来执行和平，而放了一炮就走了，我想也会认为这个做法是有始无终的，既怕打仗，又怕和平的一种行为。再就对自己说，也对不起自己，到南京去向蒋请罪，蒋一定不客气的交军法处理，到那时又怎样说理呢？这个做法我找不出赞成的理由。”后来傅作义就放弃了这一想法。（李世杰《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我的经历和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1980年版，P83）

2、2月4日前后傅作义想出国，被南京政府拒绝

由于2月1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的公函和新闻稿，惹恼了傅作义，因此傅向南京政府申领护照出国。但国民政府外交部并未批准。对此徐永昌日记2月4日记载说：“杨慎五处长来，述前几天宜生（编者注：傅作义的字）电其向外交部要一护照准备出国未果，询中央对其是否不好。”徐永昌不明其中原因，只是对傅表示“无所谓好不好，先要问何以不向上级报告所以即要出国有是理否”。

徐永昌明白傅作义想出走，虽然出国之事暂时搁浅，但徐永昌建议傅“莫善于先回绥远”。2月15日，杨慎五见徐：“杨出宜生致彼电，要求留绥飞机勿返京，俾彼有机会离平”。（《徐永昌日记》，1949年2月4、15日）也就是说，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飞机，伺机逃离北平。

2月22-24日傅作义与毛泽东会见之后。28日邵力子返回南京对徐永昌说：“傅宜生甚苦闷，一则以外间对之多有不谅解；一则以为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静，但就有若干人受苦”。（《徐永昌日记》，1949年2月28日）也就是说，傅对走与不走非常矛盾，因为他觉得他若离开北平，其部属将失去庇护。傅作义对出走之事犹豫不决。

3、3月24日，傅作义想离开北平秘密去绥远

3月24日，不知出于何种打算，傅作义密电杨慎五：“杨慎五可亲送徐部长。请派王蔚梧乘机无论如何于明敬日先到绥，以便研究后日如何赴绥，万勿迟误，并须绝对秘密。”也就是说，傅作义想在26日逃离北平。

而就在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并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毛的忽然到来，并恰恰选择在机场阅兵，无意中打断了傅的逃离计划。因此3月26日傅作义致电南京方面称：“承派机来接，至深感佩。因毛来平，著陆场附近共军较多，故此间机场已不能降落。以后另找好著陆场，再行请派。”（《傅作义电》，1949年3月24、26日，《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第153页）

逃离行动失败，傅作义不得不再次安心谋划他的出路。最终，他选择完全转向中共方面，4月1日，也就是逃离计划失败后的第五天，傅向全国发表通电表示：“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裁乱政策。我们在实行所谓戳乱的时候，整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所谓戡乱政策，既然完全错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既然完全正确，我们就必须公开反对所谓戡乱政策，真诚的实现和平，不应该再犹豫徘徊，违背人民的愿望。北平的和平就是遵从人民的意志与愿望，勇于自觉，勇于负责的认识和行动，符合干正确的政策，符合于毛泽东先生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是真正的和平。”（《傅作义通电》，《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76、178页）在毛期待近两个月后，傅终于发表了这个完全向中共靠拢的通电。

绥远问题：傅作义想寓兵于农，等中共困难时东山再起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傅作义经营多年的绥远该如何处理，成为重要问题。而傅作义虽然在北平和谈与中共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但在绥远，他同样不放弃任何可利用的时机。

（一）中共在绥远兵力不足，毛泽东提出“绥远模式”

北平和平解放后，随着傅作义转向中共，如何处理绥远问题便提上日程。鉴于傅作义已争取过来，毛泽东认为在绥远问题上就不用着急，可以慢慢解决。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同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会谈，他问毛绥远问题怎么办时，毛说：“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傅又问：什么叫“绥远方式”？毛又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主席慢慢做好他的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了，贸易起来，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董其武《绥远九一九起义》）

关于“绥远方式”，毛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里做过详细阐述。他说：“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董其武《绥远九一九起义》）

其实，之所以采取“绥远方式”，很大程度上跟中共要争取傅作义有关，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当时中共在绥远方面的军事力量不足。据1949年1月23日毛泽东给林彪的电报称：“绥远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4页。另据董其武记载，当时绥远各类国民政府驻军将近10万。）

（二）傅作义想保存绥远兵力，赞成“暂维现状”

恰在毛泽东提出维持现状之际，1949年1月25日，邓宝珊转告林彪等：“傅作义的意见，绥远部队不采取北平式的接收，可以采取执行中共的政策（换旗）。”（《罗荣桓年谱》，第690页）双方对此问题出于不同的目的采取了相同的措施。

2月下旬傅作义、邓宝珊前往西柏坡会见毛，中共提出“归绥希望他们交出。他们则希望保留归绥。”（《中共中央关于同傅作义、邓宝珊谈话情况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李井泉等电》，1949年2月25日，《平津战役》，第273页）后来两市均暂时划入傅作义部管辖。

3月23日，双方成立“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4月1日，傅方提出《绥远问题协议草案》，其第一条为：“绥远问题以暂维现状为原则，所有董其武所属军、政各部门也思想改造过程，逐渐成为联合政府组成之一部分。”（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56、257页）

把绥远问题与联合政府联系起来，这是傅作义将北京和谈中的故伎重演，不过双方于6月正式签署的《绥远和平协议》中并无此条，因此可见傅作义拿联合政府做文章的想法再次被中共拒绝。

（三）1949年8月，傅作义在绥远仍与国民政府官员会谈

8月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徐永昌飞抵绥西河套地区，想策动董其武部西撤。但董其武是傅作义心腹，对傅言听计从。因此，董其武示意徐永昌，绥军是否西撤，须由傅作义决定。

8月28日，傅作义、邓宝珊返回绥远，两人此行目的是完成绥远易帜起义。9月17日，徐永昌一行飞抵包头与傅作义会谈。徐记载：“午饭饭后与宜生畅谈……谈话间宜生突发议论，以为凡做首领的皆非好人，好人就做不了首领。并及共产党首领尤其没有好人，他们最专治，不令任何人有自由。过去若干倾心于共党者渐有觉悟。”晚饭后二人再谈，傅作义开始询问实质性问题：“颇询国军能否守住广州，美援为何”，傅想从徐永昌那里探知广州的气数是否将尽。紧接着傅作义建言：“若能努力轰炸解放区各大城市的电力厂，则一切大小工业停顿，必能使全体工人发生反共作用。强似无目的滥炸，徒生人民反感多矣。”（《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7日）

9月18日的谈话中，傅再度向徐提出美援问题，徐答：“很有希望。”仅此一句敷衍而空泛的答复，实际上说明了美援并无多大希望。于是傅将话题扯开，说道：“美国人帮我们一分，必宣扬成十分，苏联帮中共总在暗处努力。如现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国人，彼等不但穿中国衣服，并且也不进城，不似美国人，每须为之开辟跳舞场。”徐答：“有无阴谋亦即在此。”此后，傅再也不提广州能否守住一类话题，因为他对美援的情况已经心中有数。

徐永昌紧接着劝傅作义西撤：“蒋先生许以川北为绥军根据地，并指挥西北各军。能开川、陕、甘边界固好，即先开河西，亦令西北各军悉受节制。”傅作义对此冷漠地回答说：“绥军开不动，也不能指挥他人。”

就在徐傅交谈之间，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于18日上午举行。徐当即得知：“此间旅长以上十之九均已签名拥护傅宜生二月（按：应为一月）间和平主张，诋毁政府，赞成共党之宣言，一俟全体签名，即行发表……此其内心趋向可知矣。”（《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8日。）

（四）傅作义曾打算寓兵于农，等中共遇到困难时东山再起

然而，傅作义即便完成了北平和绥远的通电起义，也并非意味着他就完全转向了中共一方，他还有自己的谋划，打算根据时局随时东山再起。

9月19日，即徐永昌在绥远的最后一天，傅作义同徐永昌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傅作义解释绥远必须起义的原因是“今日绥军’守‘力量不够，’攻‘势更不济，’走‘官有二万眷属，毫无安置。尤其大部分士兵为绥远人，一时难于开动。自己一人南去无用，亦复无聊。即使蒋先生叫我指挥别人军队，人家对我亦无信心。所以现在必须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

接下来傅作义像徐永昌透露了一个他精心谋划的策略：“经过一个时期的整理军队，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时期中共以兵压迫时，彼时利用官兵心理却可打出去。今日对蒋先生须求有效果的途径，如系维持现状，绝无生存之理。以联共求得时间，而以革命求进展，利用合作农场，半年数月间可增至二十万人。明年三、四月间将为中共最痛苦之时期，其最重要因素仍在经济，中共绝不能成功。简言之，领导人物大多数皆是坏人。等等。最后结论，中共可能失败”，“（渠）要扩展实力，即是将可用干部放入农村。”

最后，傅作义说：“蒋先生权当认错了人，权当傅某力量投了敌，但最后必要发生一个大报答。蒋先生此时尽可宣传傅某之罪恶，只要蒋先生知道傅作义的心。此事做下去可能为中共杀害，但并未希望蒋先生为之昭雪。盼望好友之来如此之切，亦并非要好友为之保证，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华民国胜利因素中仍有傅作义一员。傅作义必有轰轰烈烈之功绩以报国家，以报蒋先生，不然有死而已。”（《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谈话之后，傅向徐递交了一份上蒋呈文。这是傅作义就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党建等等问题向蒋提交的一份全面的献策。呈文分为“（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相持阶段之形成”、“我们的做法”三个部分。关于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傅着重指出中共的几个弱点：“外交孤立”：“经济贫困、食粮发生不足”：“军队前进太快，后方空虚”。关于相持阶段的形成，傅重点建议：“封锁，疲困经济”：“轰炸电厂，以扰其人心”：“沿海交互登陆，以分散敌兵力”；同时建议侧重宣传中共“出卖国家民族”。关于“我们的做法”，这是一个重建国民党的意见，核心是“我们应认识我们已经失败，应重新革命、重新复兴”。（呈蒋书全文见《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9月19日徐永昌飞离后，绥远起义通电于4时发表，当晚，傅、邓等登车启程返回北平。

傅作义对徐永昌所言“利用合作农场”是否仅仅是应景之言呢？他是否采取过某种方式以求实施呢？当年主管绥远工作的薄一波记载：“傅作义回到北平以后，有一次和我谈话，谈到绥远今后的工作，表示今后必须做到两件事，一是绥远彻底解放区化，军队彻底解放军化；二是1.8万名干部，必须给以安置，最好的办法是修渠开垦。关于他个人的去处，我告他说，绥远军政委员会仍需成立，由他作主任，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暗示将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可以在政府中工作。他表示怕学识不够，愿意多学习，并且说后套有16万顷地，可耕地为10万顷，而现耕种面积只4万顷，如果政策允许的话，他愿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农场。我把他的意愿报告党中央，不久，毛主席就在傅的意愿的基础上提名他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518页）

也就是说，傅作义的确有如果中共在1950年遇到经济困难时东山再起的打算，这说明，他对中共能否稳定政权也没有信心，因此要为自己做一个万全的谋划。

（五）蒋介石日记中披露1963年曾收到傅作义来信

对于徐永昌所述傅作义“寓兵于农”的计划，傅本人在1950年的一件事也能作为佐证，据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的师哲晚年披露：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让傅作义担任了水利部部长。约一年后的一天，他找到毛泽东，给毛泽东说，他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枝枪，存在什么什么地方。毛泽东说：‘你留着用吧。’他当然不敢‘留着用’。”（师哲：《我的一生——师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8页）傅作义私藏一批武器和电台，证实他的确对中共留了一手。

这还没有结束，据台湾学者郭岱君新近披露出来的蒋介石日记显示，傅作义在1963年还与蒋介石暗中联系过，蒋介石在1963年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傅逆作义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悉贡所能’四字。密告于余，但其并未具名，其字确是真笔，可知匪共内部已至崩溃在即，有不可想象之势，否则此种投机分子，绝不敢出此也。”此后8月份、9月份、10月、11月蒋在日记中都有提及傅作义，例如说下周讨论傅逆之事等等，但后来就无疾而终了。

资料来源：本文的观点和材料主要出自邓野的《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和朱宗震《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决的政治性质初探》两文。

结语

1、无论在北平还是在绥远，中共和傅作义都在根据自己的实力和处境尽力谋求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果。作为“投诚者”，傅作义步步为营，在每一步中都充满着矛盾和复杂的谋划。

2、解放战争中的其他“投诚者”作为“改朝换代”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其处境恐怕不会比傅作义好多少，他们在面临一系列抉择的时候也都充满了犹豫、算计和反复，用一句“弃暗投明”去总结这些人的抉择过程恐怕过于简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