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初冬，重庆黄山委员长官邸。蒋介石正在伏案阅读一份至关重要的延安观察报告。说不清他是第几次重读，以前漏掉的、现在认为是重要的他都用毛笔画上横杠或注上眉批。

　　一份报告引出的徐佛观

　　阅后在报告的扉页作了如下批示：“此乃本党某同志对中共情形实地考查所得之结论。某同志一面为三民主义之忠实信徒，一面对党派问题，素无成见；故其所得结论，较客观而深刻。某建议部分，亦颇有独到之处，可发人深省，故特为印发，供本党负责同志之阅读研究。其中所加之圈点，皆寓有深意。深望因此而能有所启发奋勉也。”随后按铃叫进侍从室秘书唐纵，要他速将这份报告连同批示印成小册子配发全党高级干部；同时调来报告执笔人徐佛观的全部个人资料。

　　徐佛观，湖北浠水人，生于1903年，原名秉常，字佛观。徐佛观出身耕读人家，父亲以乡间塾师为业，20岁以前跟着父亲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

　　1923年，徐佛观从武昌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担任过小学教员。不久，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北国学馆。当时的阅卷人是国学大师黄侃，他十分欣赏徐佛观的答卷。在讲评中说：“我们湖北在满清一代，没有一个有大成就的学者，现在发现一位最有希望的青年，并且是我们黄州府的人……”据徐佛观当年的同学回忆：“徐先生天资过人，任何繁复文字，看过一遍，即能道出其中要领。限于时代环境和家庭条件，徐佛观读书期间还兼任小学教员，以弥补生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留学日本的徐佛观因为参加抗议日本侵略活动，被日本当局逮捕监禁后，驱逐回国。为了生计，他经人介绍到广西的国民革命军中任职。两年后离职，成为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黄绍竑的幕僚。

　　到延安看清国共底牌

　　1943年5月8日，徐佛观、郭仲容同时受派担任联络参谋，从重庆来到延安。他们经西安，进入陕甘宁边区后，雇用毛驴骑到延安。

蒋介石资料图蒋介石资料图
　　徐佛观作为军令部委派担任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联络参谋，也是到延安军衔级别最高的联络参谋，不摆架子，不唱高调，竟然骑着毛驴进延安，与前几任的拙劣相比，中共方面当刮目相看。

　　这期间，正是国民党借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要求中共退出政治纷争，服从于以蒋介石为首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正处于整风运动高潮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在延安掀起更加猛烈的抗议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示威活动。在国共双方政治纷争的历史舞台上，徐佛观更有机会亲身把脉两个政党阵营里的政治现状，他将中共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和他在延安看到的真实情况与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一作对比，便发现共产党主政的边区与国统区的差别之大令人咋舌：共产党号召减租减息，国民党强迫征粮征税；共产党实施平均地权，国民党任其土豪兼并；共产党启发人民自觉参军抗日，国民党依靠堡长抓丁拉夫；中共与老百姓是军民一家水乳交融，国民党不择手段，人心向背。在他看来，现在的国民党就是“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的秋后“醉蟹”，虽然“铁甲长戈”却完全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淖之中。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坚定站在国民党立场上坚决反共、又有心“补天”的清醒者，对于已陷入政治危机中还不能自省的国民党，他不能不管，在表现出深深的忧虑的同时，使出浑身解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他认真阅读中共二大纲领，并与国民党一大纲领相对照，两党目标似乎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打倒军阀、平均地权、民族解放。孙中山先生也反复讲，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然而，两党的本质区别究竟在哪里呢？他发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共产党植根于平民百姓，国民党在平民百姓中没有根。徐佛观认为，中共之秘诀，在于以农民党员为发展组织之对象，故其组织能深入于社会里层。党之组织深入于社会里层以后，第一步先以各种方式变社会为绝对之战斗体，由此战斗体中以产生军队，发展军队，于是军队遂能与社会结为一体。而国民党则因党未能在广大之社会生根，故政治亦不易在社会生根，因之军事力量亦无法在社会生根，而浮出社会之上。为此，徐佛观提出必须改变国民党的组织发展方向，把已经沦落为局限于知识分子的“书生党”，转化为包括中产阶级、自耕农和其他劳动者在内的全民社会党。

　　关于执政党对于整个社会控制力方面，徐佛观认为国民党政权只能称得上一个“半吊子”组织，横向不能到边，纵向不能到底，县级政权以下基本上掌控在士绅土劣手中。“县政府以上者为乡原（愿）政治，县政府以下为土劣政治。不仅不能形成国防、经济、文化凝为一体之坚实社会，亦不能与现实之军事要求相适应。”所以，必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建立起来的中共一元化领导体制，“以一元化对一元化”。他关注到这种“党、政、军、民（民众团体）之领导权，一元化于党；而其工作之目标，则一元化于军”，其结果可以大大提高团队执行力。“其领导之方式，在党内确系采取民主集中制，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对于组织纪律性涣散的国民党军队来说，是望尘莫及，自叹弗如的。

　　徐佛观通过观察认为，延安掀起此次针对“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抗议活动，相比较而言，其军事攻势小，政治攻势大，达到的主要效果是，“增强其干部军队对中央之敌忾心，使彼可随时采取任何行动。在自卫口号之下，完成社会组织之彻底军事化”。如果说前者是针对国民党做和谈破裂后的战争准备，后者则是借以完成整风运动的重要推动力。“整风运动即系一元化运动，即系思想一元化、领导一元化、工作机构一元化之运动”。

　　通过上述分析，徐佛观诊脉国民党的症状是“半身不遂”。他说，党团为国家民族之大动脉，新血轮。然血液之循环，若仅及半身而止，则必成为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现象，中央有党团，至省而实际效能已减，至县则仅有虚名，县以下更渺然无形无影，是党团之组织，乃半身不遂之组织，党团之活动，亦成为半身不遂之活动。故奸伪可以控制社会，会门可以控制社会，土劣可以控制社会，迷信团体可以控制社会，而本党团反不能以独力控制社会。此其故，在本党党员团员之成分，仅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于是党团之组织，亦自然仅以上层为对象：故本党今后组织之方向，必须为书生与农民之结合，以书生党员领导农民党员。于是党之组织乃能深入农村，党部乃有事可做。农村与都市乃能成为一体，智力乃能与体力冶为一炉。可不谈民众运动，而民众自能与政府相呼应，以形成国防、经济、文化一元化之实体。在此实体之上，可以战斗，可以民生。此一发现，虽至浅至近，然党团复兴之路不外乎此。

　　所以徐佛观的结论认为，抗战以来，敌后国共两党斗争之现象，“在我方最先为党之失败，其次则为政之失败，最后则为军之失败”，而中共恰恰与国民党的发展过程相反，他们是步步取得胜利。

　　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徐佛观断言，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间必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和较量。对于这种严重危机，他认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以及民主派中间力量，目前所提出的各种政治解决方案，都是无济于事的。

　　既然各种政治方案都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一场军事战争带来的总较量，就不可避免。此刻，徐佛观的脑海里浮现出半年前，正是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际，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对此，毛泽东约见徐佛观时义正词严地警告：蒋先生不相信天上可以同时出两个太阳，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看。“再过五年至八年，看虎（鹿）死谁手！”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徐佛观大声疾呼：“与奸伪之斗争，不全胜即全败”，“国民党像目前这种情形，共产党会夺取全面政权的……不改造国民党，决没有政治前途的。”

　　这个观点，对于执掌国民党的蒋介石极其重要。后来，徐佛观多次重复阐述并加以修订完善，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蒋介石丢弃大陆，退居台湾时期，进行国民党改造运动的重要理论依据。

　　在蒋介石看来，徐佛观指出的问题，正是国民党政权始终没有妥善解决好的难题。徐佛观提供的延安经验，深深震撼蒋介石的心灵，也为他朦胧的意识挑高一盏希望的光亮，尽管有些渺茫，但似乎有解决的希望。

　　为国民党献策“补天”

　　1943年10月，徐佛观结束驻延安观察员身份，获准返回重庆。途经西安时看望胡宗南并作简单交流后，就到宝鸡等候去重庆的汽车。未料胡宗南却派人追到宝鸡，一定要徐佛观再回西安。数次宴请，胡宗南询问有关延安的情况，并希望把自己的做法与延安进行对比。徐佛观不善于溜须拍马，更无意于去做什么对比，只是告诉他：“延安的物质困难，但他们的野心甚大，做法相当有效率；劝他万不可存轻视之心，并应虚心研究他们的长处，尤其是在领导方式上特别值得考虑。”还特别推荐延安整风希望他切实加以研究。为此，徐佛观把毛泽东送给自己的那本《整风文献》转送给胡宗南。

　　从延安返回重庆，徐佛观在自己交往的小圈子里，多次表现出对时局的深深忧患。当初由康泽授命，回来后当然首先向他交差。没想到这次见面，却是“彼此非常不愉快”。徐佛观告诉康泽，“像国民党目前这种情形，共产党会夺取全面政权的；他听了更不以为然”。多年过后，他对此依然耿耿于怀。“回到重庆后，我和当时负有较重要责任的人谈天，认为国民党若不改建为代表社会大众利益的党，共产党即会夺取整个政权；而对付共产党，决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只是斗争的技术问题。当时听我说这种话的人，都以为我是神经过敏，危言耸听，有一位先生还和我大吵一架。”

　　“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一腔热情也难免松懈颓唐。既然“有心栽花花不开”，徐佛观暂借重庆的南方印书馆，每天陪人打湖北的天地人和纸牌，等船东下。他决心一走了之，远离军政，与妻子会齐，以遂还乡隐居之愿。

　　恰巧在这段极度颓唐无聊的日子里，竟然“无意插柳柳成荫”。经乡贤陶子钦引荐，徐佛观见到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何应钦对其陈述听得津津有味。追问：“你还到延安去吗？”

　　“我最近就回鄂东。”徐佛观冷静地回答。

　　“有什么任务吗？”“回去种田。”何应钦给出的回答是：“不必回鄂东，等几天好了。”徐佛观仍然回到嘈杂的南方印书馆，狐疑不定地等待着命运的召唤。不久，就接到电话通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高长官蒋介石定于当日下午五点在曾家岩约见。按时到达委员长官邸后，有位武官招呼他，向委员长报告，最好不要超过五分钟。徐佛观由小客厅走进大客厅，蒋介石已经站在那里。他答复问题时，心情不免紧张，总记着五分钟的时间限制；但实际上蒋介石要他回答的问题，已经超过好几个五分钟。显然，蒋介石很关注徐佛观回答的问题，要他写个书面报告。关于这类报告，已经写过多次，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这时徐佛观还在犹豫之中，没有马上动笔。

　　1943年11月17日晚10点钟，徐佛观突然接到曾家岩通知，委员长立刻召见。原以为是延安方面发生了什么重要问题，需要征求徐佛观的意见。实际上，是蒋介石忙于安排各项工作，次日一早飞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见面后，只问我家里的情形，拿起铅笔来写三千元的条子给我，叫我不要离开重庆。我出来后，觉得有些奇怪，送点钱给我，不是需要紧急处置的事情。”三天之后，从新闻里看到蒋介石飞赴开罗的消息，徐佛观才明白原来是委员长临行前的亲自安排照拂。“这一点，倒确实令我感动，便打消了回鄂东的念头，拿起笔来写他所须（需）要的报告书。”决心为国民党“补天”。

　　徐佛观的报告书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和珍惜，决定重用徐佛观。

　　1943年底，徐佛观被调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工作。三天后，唐纵又把委员长要求调徐佛观到侍从室第六组工作的手令拿出来。徐佛观担心自己一个乡下人，忽然进入最高统帅的侍从室适应不了环境，还是选择了留在参谋总长办公室。1944年，徐佛观随何应钦出任陆军总司令驻节昆明一个月，未能发挥什么作用，回到重庆后，正式进入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工作。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期间，蒋介石调任徐佛观为总裁随从秘书。

　　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看透了这一切，徐佛观回到南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提出辞呈，退出国民党政权的政界圈子。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一笔钱，然后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创办一份纯学术月刊《学原》，逃亡香港后，按照熊十力先生当年将“佛”改为“复”的要求更名徐复观。上世纪八十年代，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两汉思想史》等著述受到学术界、读书界的广泛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