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16日，盟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尚未结束，有一个人就已经意识到了失败的结局，这个人就是史迪威。史迪威，美国派往中国战区的参谋长，蒋介石身边最为倚重的美方军事顾问。

　　美国将军史迪威

　　史迪威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1920-1923年美陆军部任命他为语言教官前往当时的北平学习汉语，1926-1933年任驻天津美军第15步兵团营长。1935-1939年任美国驻华武官。1940年7月1日，他又被任命为美军步7师师长。同年9月，提升为少将。1941夏，由于他指挥步7师在美国全军大演习中的突出表现，晋升为第3军军长，被誉为是美国陆军47名少将中最出色的一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史迪威负责从加州沿海到墨西哥边境整个西部防御司令部南部战区防务。以后，他又被选为美国在战争中第一个进攻战略的指挥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史迪威曾给马歇尔上交过一份《战略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认为“西南太平洋是盟军处于守势的战区，为了把战争导向日本，必须最大限度地动员中国的‘进攻力量’，同时至少投入一个美国军。”但他的设想未能获得罗斯福的批准，支援同盟军物资、资金是一回事，要让自己的子弟，远赴异域，慷慨就义就又是另一回事了。赴陪都重庆前，史迪威接受了罗斯福的最后指示，任命他为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参谋长、租借法案总监督、同盟国战争会议美国代表。他的职责、任务是维持滇缅公路，指挥可能归他节制的中国军队，帮助改进中国陆军的战斗效率，增加美国对中国政府援助的效果以便进行战争。史迪威笑称，自己从罗斯福那里拿走了“八个不同的头衔”，除此之外，为了应付仰光失陷后出现的不利局面，他还要开辟经喜马拉雅山南部到昆明的空中“驼峰”航线，用租借法案物资修建从阿萨姆的利多，经缅甸北部到中国龙陵与滇缅公路连结的中印公路。罗斯福对临行前的史迪威嘱咐道：“告诉蒋介石，我们永远支持中国的事业，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直至中国收回她丧失的全部领土。”

　　永别了，中国

　　1944年10月21日，史迪威登上飞机，他站在舱门口，向重庆阴云翻卷的天空望了最后一眼，然后说“我们还等什么”。这是他和中国的永别。同年11月，史迪威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文章描述他为“一位真正的老中国通”。作为蒋介石的第一位外国人官员，史迪威是中国得到美国援助和友谊的象征。然而这样一位“老中国通”，却在蒋介石的坚持下被华府召回。这个时候，距离他指挥的缅北和滇西战役的最后胜利，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历史上“史迪威事件”极富争议。当时适逢美国国内总统选举进入高潮，竞选双方的互相攻击诋毁已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罗斯福为寻求连任，顶住了军方对他施加的压力，最终还是决定调回史迪威。

　　1944年10月19日马歇尔致电史迪威，传达了罗斯福的旨意，还要求他必须是“秘而不宣地离开中国，不得发表任何公开谈话或声明。”由于事出意外，史迪威不胜愕然。他对自己被蒋介石罢黜一事愤慨满腔，怒不可遏，心中有无数委屈和想法急于要向世人倾诉，说明中国问题的真相，指出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但是马歇尔却要他闭嘴禁声，他怎么受得了。在保山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部，在缅甸的密支那和印度的兰姆伽，在经过了32个月的战斗后，史迪威记下了作为军人被赋予的这项使命的最后一篇日记：“10月24日，离开了，中缅印战区的最后一天。”

　　然而，回国前史迪威还是召见了著名记者白修德和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向他们透露了他被蒋介石排斥回国的内幕。果然，布鲁克斯·阿特金森还是抢在史迪威到达美国之前，于1944年10月31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独家报道——有关史迪威被召回国的内幕，说“这是中国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政治胜利”。文章认为美国政府屈从蒋介石的意志，在召回史迪威的同时还另派一位美国将军去做蒋介石的参谋长，它“实际上是要我们默认一个不开化的残忍的独裁政权”。阿特金森的这篇报道一见报，立即在美国政府及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史迪威出席了在“密苏里”号军舰上的受降仪式，随后又在琉球群岛上亲自主持了日本的投降仪式。这正是对他在缅甸的卓越战功和在琉球群岛作战巨大贡献的回报。他曾要求再次访问中国、探望老友，却遭蒋介石拒绝。此举令史迪威十分失望，他深深感到“（蒋介石）不希望我踏上亚洲的大陆……可能蒋介石认为我会掀起一场革命”。后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满洲的情况难道不是奇观吗？这使我渴望甩掉手中的铁锹，到中国去扛起枪同朱德一道打仗。

　　史迪威经常在日记中把蒋介石叫做“花生米”，在1943年1月19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金钱、影响和职位是领导人唯一考虑的事情。阴谋诡计，欺骗出卖，虚假报道。索要他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他们独一无二的念头是让别人打仗；对他们的“英勇斗争”做假宣传；“领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税，全然愚蠢无知的参谋机构，无力控制派系争斗，继续压迫民众。拯救他们的唯一因素是老百姓的麻木服从。“知识分子”和富人把他们宝贝的崽子送去美国，农家子弟离家去死──没有关怀、训练或领导。而我们则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只能支持这个腐败的政权并赞美其挂名首脑，那个英明的爱国者和战士──“花生米”。天啊。

　　在一个美国职业军人的眼中，一方面，几乎人人都在蒋的面前唯唯诺诺，大气也不敢出。1月26日，史迪威和蒋一起进餐，就领教了“那种气氛”：　　很简单的饭菜，没有什么仪式，但是天啊！那种气氛。在这个至高无上的人面前没人敢说一句话或发表一个观点。寂默一直延续到一颗智慧之珠落下，或是某个鲁莽的外国人询问西瓜是否出自哈密。你从僵直的姿势和紧张的表情中可以想见，汗水正从这些家伙们的后背淌下。一旦最终开了腔，这一荣誉的接受者就会低声恭敬地做出明了的回答。没有争论，没有提问：只有毫无表情的脸和冰冷的端庄举止。

　　7月的某日，史迪威日记中记录了一位中国内阁官员的谈话，其中这样评论蒋介石：他想成为一名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领袖，一位哲人。但他没受过教育！如果他受过4年大学教育，他也许就能理解现代世界的情况，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根本不懂。假如他懂的话，情况是会好一些的，因为他想干好。没人对他讲真话……没人。他不爱听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讲他爱听的。不可能和他讲理……跟孙中山可以……但这个人！如果谁顶撞了他，他会勃然大怒。所有人都绕着圈子避开危险和难题。他不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他大量发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个人都唯唯诺诺，他从不知道实际上做到了哪些事。他害怕老百姓，怕人们议论。于是他竭力阻止他们讲话。这很愚蠢。这就像是不打死响尾蛇却又不想让它出响动。他没有理由怕什么。让他们说好了。他也不必怕共产党。他本可以利用他们。

　　另有一件小事也暴露了蒋性格中易怒、琐碎的一面。开罗会议归来不久，12月的某一天，蒋出席陆军大学毕业典礼：在“花生米”登上讲坛时乐队指挥数着1─2─3，不幸的是乐队在数到2时就奏起了音乐。“花生米”怒气冲冲地让乐队停止演奏，对乐队指挥一阵大骂：“要么开始就奏乐，要么从3开始。别从2开始！”后来，一个发言人从裤兜里掏出了讲稿。这又惹火了“花生米”。他对他一阵大骂，对他说，在外国你可以往裤兜里放手帕但不能放讲稿。讲稿应放在外衣的下兜，如果是秘密的就放在外衣的上兜里。再后来，有个人在仪式的过程中绊了一下，“花生米”大怒，大叫道他应该枪毙……枪毙，用他最高的调门重复地喊着。

　　6月25日，史迪威在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开会时，惊讶地发现蒋竟然没有与何讨论过重要的“茶碟计划”：显然，如果何不知道，军政部里是没人知道了，那么，“花生米”同谁协商呢？同厨师，也许，或是他的伙伴，上帝。这高于一切。这个自大的小东西将决定几个国家的命运。

　　作为一个美国人，史迪威想不明白的是，蒋处理军政大事居然可以绕开正常体制，策划于密室之中。他嘲弄、感叹──这个伟大的独裁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9月13日）

　　史记下了一位中国官员的话：他（蒋）以为他是主的化身。实际上他是个顽固的小蠢驴。

　　当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陷于僵局之时，出面周旋的是宋氏姐妹，战争和政治仿佛只是她们的“家庭事务”。“花生米”越来越不像是个独裁者，倒更像是个政治上的骑墙派。他除了树立了他的声誉之外没有什么权力，他的家人了解这一点。……再者，“花生米”要比我所想的更加反复无常和怪诞。梅总是说，他很难把握……他得出结论时不太考虑证据。（9月25日）

　　好景不长，1944年10月，史与蒋的冲突已不可调和，史最终被解职离开中国。9月26日的史迪威日记不无凄凉：两年零八个月的奋斗，得到的是一个嘴巴。日本人广播说我阴谋废黜蒋介石，自己在中国当王。聪明极了。仅此就可使蒋介石产生疑团。（或是重庆制造的，以使他的行为显得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