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华行是抗战期间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沉潜最深的第三线地下机构。广大华行最初是由田鸣皋、卢绪章、杨延修、张平和郑栋林五人合伙创办的一个经营西药销售业务的小公司。他们当时都是上海滩小职员，有很高的政治热情，但又找不到出路，就想到了经商。以为这样不仅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也可以为将来的活动打下一点经济基础。

　　早在1932年秋，田鸣皋看到他所任职的英商合利洋行代内地教会学校和医院采办西药和医疗器械，收取佣金，是一项很不错的生财之道。他联合卢绪章和在上海市商会工作的钱兴中合伙，组织了一个名叫光大行的小公司。后来，在卢绪章、杨延修的提议下，利用原来光大行的基础，上述五人合伙投资300元，成立广大华行。到1934年，广大华行成为一个像模像样的西药销售公司。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后，中共上海地下党开展各种救亡运动，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积极参与。1937年至1938年间，随着卢绪章、杨延修和张平等相继入党，广大华行成为中共上海地下秘密联络点之一。

　　1939年1月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决定通过江苏省委物色干部，在大后方建立党的秘密机构，执行党的交通、情报和经济任务。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刘晓等经过考虑，决定派卢绪章到大后方，以广大华行为依托建立党的秘密机构。1940年6月，通过调整，广大华行业务重心转到了重庆。

　　1939年至1941年，蒋介石集团接连制造了“平江惨案”“皖南事变”等一系列血腥暴行，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面对严峻局势，毛泽东提出白区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周恩来为此重新安排国统区内的党组织：以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公开单位为第一线；原各省、市地下党组织为第二线；再建立绝密性质的第三线机构。万一形势突变，第一线被迫撤退，第二线遭到打击瘫痪时，第三线仍能扎根白区发挥战斗作用。

　　广大华行有较好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商业网点遍及半个中国，便于掩护党的工作，周恩来将它选为第三线机构。从此，广大华行由党的一般地下机构转为隐蔽最深的地下经济事业和秘密机构，专做地下经济工作，为党提供和调节经费。周恩来指示他们“要以灰色的面目长期隐藏下来……在商言商，当好‘资本家’，但又要同流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

　　利用国民党要员做“生意”

　　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人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使广大华行的力量不断壮大，1942年1月公司资本增为500万元。卢绪章等人在扩展业务的同时，也结交了社会各界人物。卢绪章在昆明中和药房董事张军光的介绍下，结识了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和军统少将梁若杰、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等人。施公猛还为卢绪章搞到一个少将参议的头衔。卢绪章和杨延修、张平等人，混在国民党上层的党、政、军、警、特组成的圈子里。他们利用军统和中央银行的关系大量贷款，转手高息放出；依靠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用飞机倒卖黄金、美钞；通过孙科太子系与苏联做生意，获取高额利润……

　　而后加入的舒自清是浙江奉化人，而蒋介石也是奉化人。舒自清利用这一点，常与国民党的“四大家族”人士来往，以此寻找商机，刺探情报。后来，卢绪章又选派舒自清远赴美国创业。在特殊时期，广大华行秘密而有效地为党掌管好了“钱袋子”。

　　撤退到香港并入华润公司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接见卢绪章，指示他继续以“资本家”的身份积极经营广大华行。卢绪章重返上海。1946年是广大华行业务最为兴盛的一年，一年中实现账面净利近百万美元。这一时期，广大华行为中共中央南京局等党组织提供了更多的活动经费。

　　广大华行重返上海后，不断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暗中调查。为防不测，1948年6月之后，广大华行党组织紧急撤退，并放弃在台湾发展的计划，将广大华行转移到了香港。此时，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广大华行完成了历史使命，并入中共设在香港的地下经济机构华润公司。卢绪章、杨延修等陆续北上，开始了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