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打入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的李克农从徐恩曾那里窃得了国民党高级官员相互发电报用的密码本，钱壮飞手里已经掌握了密码本副本，他偷偷将电报译出来，才知道顾顺章已经被捕叛变，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危在旦夕。钱壮飞的心悬到了嗓子眼，但他非常沉着，记下了电文就把原电封好。

　　经过周密思考，钱壮飞先派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到上海，将这个情报报告给李克农。

　　刘杞夫走后，钱壮飞将银钱账目清理好，放在钱柜子里，他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天亮后，他还通知了“民智通讯社”的一个中共情报人员赶快逃走。

　　4月26日上午，钱壮飞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交给了徐恩曾，随即乘火车逃往上海。为防出事，他在位于上海近郊普陀区的真如站就下了车，徒步进入市区。后来钱壮飞安全撤往江西苏区，1935年，牺牲于长征路上的金沙县。

　　刘杞夫连夜到达上海后，在一家旅馆找到了李克农，将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详细向他作了报告。然而，这天不是预定碰头的日子，中央特科同李克农联系的陈赓没有来，但李克农清楚事关重大，一刻也不能耽误。在夜幕下，他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终于找到了陈赓，两人又马上找到周恩来。周恩来和陈云当机立断，立即召集相关人员紧急开会，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首先，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了周密的保卫和转移；其次，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最后，废止顾顺章所熟悉的一切暗号和接头方法。

　　当时，顾顺章的妻子、岳父母等都在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打杂，感情和立场都站在顾顺章这边。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时准备将家属一并带走，周恩来等人告诉顾顺章的家属顾已叛变，要与其划清界线。顾妻当场表示不从，并试图逃走。周恩来等人考虑到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任其出走又会暴露中央行踪，遂决定将其铲除。

　　当时，由周恩来、康生组织中央特科的洪杨生和陈养山带领一批原先与顾没有私交的人执行了这一任务。因为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采取了绳勒的方式。又因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行动时，顾家的9个成年人一个也没放过。而对两个未成年人，顾8岁的女儿顾利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张长庚则放回家。

　　即便如此，心存仁厚的周恩来还是惨然不乐。据当事人陈养山回忆，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说：“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我。”这件事被尼克松写进了他的名著《领袖们》一书中。

　　此后的几十年里，周恩来再也没有碰过烟。

　　然而，周恩来的一念之仁还是酿成了大祸。张长庚回家后，顾顺章向他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张长庚回答不知道。于是，顾让他每天在街口等候，发现熟面孔就立即指认。几个月后，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认出他，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贪生怕死，供出了顾顺章家属的下落，并带着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有一批秘密机关遭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