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2月，当穆里尔（Muriel Seltman）递交辞呈时，她以为她和丈夫彼得、儿子迈克将很快生活在“乌托邦”世界里了。

成长在英国的穆里尔和丈夫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1952年加入英国共产党。当时这对充满理想主义的夫妇认为，中国和朝鲜是实践信仰最好的地方。随后，穆里尔一家去了朝鲜小住，随后于1965年7月抵达北京。不久后，中国的文革爆发。

他们最终于1966年12月离开中国返英。这段经历虽然不长，却让她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现年90岁的穆里尔近期接受了BBC记者林琳（Lara Owen）的访问，谈及她眼中的文革，以及自己的遭遇。

林琳：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中国在发生变化的？

穆里尔：整个过程似乎从拥护毛主席开始，抵制封建传统和习俗。起初对我和彼得来讲似乎是件好事，因为在文革前却是有封建习俗的残余。

比如，我记得学生对我鞠躬，这很让人震惊，于是我就联合一些学生一起抵制这样的行为。

不过，我们开始意识到糟糕的变化，是在红卫兵出现以后。当时，他们开始摧毁历史物品，而这些物品中蕴含着中国的文化，和漂亮的中国艺术。

林琳：那在你看到中国和你想象的不一样时，你是什么感觉？

穆里尔：这些事情的发生，让人吃惊。但更让人失望的是，其他一些和我们一样左派与中产阶级的英国人对这些事情感到认同。当然，这是出于恐惧。他们似乎在重复共产党的话，我认为人们通常都是随大流，不愿出头的。

林琳：在你开始质疑后，发生了什么？

穆里尔：最糟糕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在中国最后的日子。当时在中国的英国共产党内部发生了大争论。在他们看来，我们为政治阶级提供了错误的阅读材料，因为我们选的不仅是关于毛泽东的，还有马克思与恩格斯。

这本身并没有多大灾难性，但也因此，几周后，我们的名字出现在大字报上。我们之前知道（大字报）是用来批斗中国人的，但我们无法相信这也发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吃惊至极。

我们（最终）决定不去理会大字报。当然，这对我们英国人来说是可以选择的，但对中国人而言却不可以。

林琳：你还目睹了什么？

穆里尔：我们一个朋友的儿子描述了学校发生的事情。他那时才16岁，就读于一所中文学校。他说，学校（学生）让这名女老师跪在地上，并把她的头发剃光，只留下最上方的一个结，然后在她头上倒上胶水。

最糟糕的是，他对这种做法感到赞同，其他听到他这段故事的外国人也都觉得很有意思，感到认同。

我还目睹一群人追打两人，然后我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对我说，因为这两人没有“革命发型”。当时，很多人都剃所谓的“革命发型”来显示自己真正的“革命精神”。这完全就对我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者的曲解。

最可怕的事情是我在临走前去王府井买一套西装，但却发现我被一群手持红宝书的中国人跟踪。随后，我赶紧跑进商场“避难”。

另一件事是，我们去了一场毛主席演说的集会，在场所有女孩都在尖叫，狂热至极。我对这种对社会主义的嘲弄感到恶心。

“回到英国继续闹革命”

对穆里尔和她的家人来说，在情绪高涨的文革中离开中国并不容易。她于1966年9月向中国当局报告欲离开，但最终12月才被批准。期间，穆里尔一家对文革的看法守口如瓶，害怕因为说错话而滞留在北京。

她说，为了得到批准，她必须得到外国专家管理局的批准。代价是：她得与丈夫告诉外专局，能够生活在文革中的中国是多么地“幸运”。不过这还不够，他们接着告诉官方，由于自己已经没有工作了，所以“得离开，回到英国继续闹革命”。

失踪的英语系主任

我又问穆里尔，离开中国后她是怎样想的？她说，千言万语，难尽。但一个朋友这样对她说，“你的沉默，无声胜有声”。

穆里尔还对我说，今天人们看到的有关文革的图片“毫不夸张”。在回到英国后，穆里尔写过一本回忆录《左是什么？右又是什么？》（What’s Left? What’s Right?）。她在这本书中讲述了文革的这段经历如何让她重新思考政治与意识形态。

在这本书中，穆里尔还描写了她曾任教学校的英语系主任孙小荔（英译）。孙小荔曾经与穆里尔的美国朋友，一位男老师合影，但她在文革爆发后就消失了。

穆里尔说，她虽无法证明孙小荔在文革开始后成为被打击的目标，但每当她问及孙小荔的去处时，她都得不到回复，人们沉默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