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一天，为了钩稽一段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翻译家的旧事，我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书及手稿库查询资料。埋首故纸堆搜求时，突感如一束闪电殛射般震撼：我不期而然地发现了一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袖抗战时期寄到美国来的亲笔书信原件。

除此之外，同时还发现有抗战时期大量宋庆龄、斯诺夫妇、路易·艾黎、宋子文和其他当时赫赫有名并活跃于中国政坛和国际间人物的书信及往还的原始文件，共180余箱资料。

看着这些斑驳发黄、有的甚至纸页一碰就掉渣的文件，一下子把我拽入了近80年前中国那烽火硝烟弥漫的抗战岁月。

仅大略浏览，就使我异常震惊：这批寄往美、英的抗战信件其写作历时七年多，差不多横跨了抗战的全部岁月。而它们的发信地点也各有不同。除毛泽东朱德两封发自延安以外，周恩来信发自汉口，董必武信发自重庆。而宋庆龄的信件则发自香港、广州、内地和海外各地不等。

它们静静地躺在这儿，近80年间几乎从未被触动过。

为什么这些珍贵书信和中共党史第一手原始资料会来到远隔万水千山的美国？又为什么它们会被送到哥伦比亚大学？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为什么要给美国写信，他们这些信件是寄给谁、为什么寄，又为着什么样的目的而写呢？当时，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这些领袖人物要写这些信、寄出后的结果如何……这些都是那个瞬间涌进我脑海的问题。

几个月来，通过大量原始资料的阅读、信息搜寻和查证文献，我努力还原历史，试图从错综复杂的史实中爬梳脉络、去芜存菁；结合大部分当事人的背景资料从纵横两个坐标切入事件和背景，算是基本还原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秘辛。

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为什么要写信？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些信件的原始内容。这批信件中，最早映入我眼帘的是周恩来的信，因为那上面“诺尔曼·白求恩”这几个字一下子抓住了我的眼球——这是从我童年时在中国就人人皆知的名字啊！

“朋友们：

如我们几星期前写信所告知，诺尔曼·白求恩医生从五台山地区给我们发来了无线电报，他和另一位志愿为我军做医务工作的外国医生理查德·布朗先生已经抵达那个地区。白求恩医生告知，在过去几个月里，他跟布朗医生一起已经在那儿施行了110多例手术。白求恩医生请求贵处能汇给他们一千美元为那个地区的医疗和手术器械所用。他请求将这笔款项寄到延安的马医生那儿。

我们多么希望能向贵处报告你处通知我们的那14箱医疗手术器材已经来到了延安并被输送到了五台山地区！这14箱器材是红十字医疗救援委员会送给陕北战地医院的，有足够配备300到500张战地医院床位的手术设备和相应的医疗器械、敷料等。那样的话，白求恩和布朗医生的手术设备问题就会解决了。而此刻，我们将寻求其他办法来解决如何替代这14箱设备的问题。我们盼望能够尽快获得这些设备来解决五台山地区的亟需。

至于上面提到的一千美元，八路军的设备和资金接收处是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马医生是延安的一个外国医生。您不能寄钱给他，因为这不是他真正的名字。我们在书信上、电报上和金钱收据上也不能写上他真正的名字。同时，我们也认为将金钱寄给个人是不恰当的。因此，请将贵处能支持白求恩医生的款项寄给我们的香港办公室，它会被用于我们五台山根据地的工作。

您的真诚的，周恩来，八路军代表”

此信写于1938年8月4日，从八路军汉口办事处寄出。收信人是“美国援华委员会、美国和平民主同盟（前身是美国反战和反法西斯同盟）”

紧接着，是毛泽东的信：

“亲爱的先生们:

史沫特莱女士通知八路军医疗服务处，七月份有一笔给八路军前线战地医院数目为650美元的款项被付与了汉口市美国纽约花旗银行。八路军医疗服务处已知悉此事并收讫此款项。

七月份的余下款项被兑换成了中国货币2571.43元，正式的收据已经寄去。

我们也已经寄去了关于战地医院的初步详细报告。此后，我们会按月寄去逐月的报告。

八路军医疗服务处深愿借此机会表达他们对即将得到的巨大支持之诚挚谢意，并希望今后这样的帮助能够持续下去。这谢意不仅仅是发自医疗部，而且也发自那些伤员和承受苦难和需要您处帮助的人们那里。

送上诚挚的问候。

毛泽东，李富春”

这封信是从延安寄出的，美国收信人和地址跟周恩来的信一样。寄出时间是8月20日，比周恩来信晚十六天，可谓前后契合。显然，这两封信中间有呼应关系。

至于信中提到的人物和事件，由于其中主人公白求恩医生已成了后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此处我不必多赘。信中提到的八路军亟需却被截留的救死扶伤医疗器械，我随后会详谈。而信中提到的那位神秘的外国“马医生”就是后来闻名中国的美国人马海德。

从这里我们显而易见地可以看到，毛泽东的信跟周恩来谈的几乎是一回事，但内容却稍稍有别。读此我们不禁要问，当时正值抗战初期而且战争正处于最残酷的阶段，中共这两个核心的领袖人物为什么会万里迢迢写信给美国报告这些医疗器材和战地医院之类的事情呢？

如果回顾一下当时抗战的大背景，就不难得知为何会有这样两封信。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信

这两封中共当时最高领袖的信为什么寄到美国？它们承载着什么样的使命和目的？为此，我开始调阅这浩如烟海的百多箱文件。

经过悉心梳理，我终于搞清了线索。1938年，毛周写这些信时，中国共产党和其军队刚刚度过了一场巨大的生死灾难。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到蒋介石全力剿共红军被迫长征，再到艰难地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二次国共合作，中间磨炼多多，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困境。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仍然遭到蒋介石不遗余力地追杀剿灭。但是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呼声和紧接着的西安事变又逼蒋必须妥协和倾听民意。表面上国共抗战达成了，但是不久就又发生了皖南事变；蒋介石念念不忘釜底抽薪，而毛泽东周恩来则需要韬晦隐忍、卧薪尝胆跟蒋介石周旋，利用这暂时获得的宝贵时光抗日图存。

毛泽东和周恩来给美国的信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书写的。

可又基于什么样的具体原因呢？

抗战伊始，是中国军队最困难的时期，面对武器水平远高于自己的日寇，中国军队虽顽强抗敌但死伤惨重。那时全国的主要战争资源都控制在蒋介石政府手里，他们在刻意限制和封锁延安；不只是武器弹药，甚至在医药和医疗器械等方面也封锁八路军根据地。当时中共陕甘宁和晋察冀根据地战场因为缺医少药造成军队伤员死伤惨重。八路军在山西河北交界的五台山地区展开浴血奋战，后取得了平型关和阳明堡大捷；但国共表面上的合作并不稳固，国民党政府控制着战争资源，处处掣肘八路军新四军。

自1938年起，一些海外支持的中国抗战资源开始进入中国，特别是宋庆龄号呼转徙，从欧美、东南亚支持中国抗战的组织和广大华侨处获捐了大量的医药医疗器材，并准备输送八路军抗日前线。与此同时，以白求恩为代表的加美医疗队也到了八路军前线。但这批医药医疗器材的输送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干扰和扣留。毛泽东、周恩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信寄到美国，一方面是配合宋庆龄的努力，同时汇报、落实应用情况，以利下一步的行动。

当时国共刚刚进行第二次合作，时代的大趋势和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人应该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抵抗日本侵略者。蒋介石的伎俩和封锁直接伤害到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对此，中共如果隐忍就等于默认；但如果抗议或抵制，会被不解真相的民众或外国人看成内讧，影响民气而且被国际舆论误解。

共产党的友人宋庆龄，凭借她的影响力为中共和八路军争取的国际资源，屡屡被劫，毛周寄往美国的信，既是一种争取国际舆论的重要政治策略，也是必要的申诉。

宋庆龄的“保盟”和“工合”

说起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和我国那时获得美援的情形，一般读者都知道宋美龄到美国国会演说获得天文数字美援的一段历史；鲜少人知道宋庆龄其实也在美国和欧洲、东南亚甚至新西兰等地进行了大量的募捐、团结国际友人支持中国抗战，并做出了伟大业绩。

在哥伦比亚大学发现的这180多箱信件和手稿原件里，有着大量宋庆龄当年的书信原件。从这些信件里我们可以追寻出宋庆龄全力为抗日救国操劳的脚印。

抗战开始后，宋庆龄就在上海和香港及时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两大组织，向全世界正义人士、反战组织及华侨呼吁募捐、宣传中国的抗战。

在“保盟”成立宗旨宣言中，宋庆龄开宗明义宣称它的任务很明确具体，暨“保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任务很实在、很简捷，就是为了争取医药外援以救助中国抗战军民。

而宋庆龄任名誉主席的工合国际组织，是1937年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夫妇等外国友人与上海的一批爱国人士发起创办的。因为看到日本侵略者彻底破坏了中国工业，而中国若要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必须修复并重振自己的民族工业，故他们希望通过工业合作社的建立，来组织因日本侵华战争而失业的工人和难民进行生产自救，以支援长期抗战。

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很快赢得同情中国抗战的各国正义人士和爱国华侨的热情支持。很快，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的捐款和物资总计价值上千万美元，而且获得了大量的医药和医疗器械，许多外国技术人员亦来华无偿为工合工作。工合国际委员会在促进中国的工业合作社事业、支援中国人民抗战和发展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友谊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中国革命领导人的盛赞。

保盟和工合两大组织的成功得益于几大重要因素。其一是宋庆龄利用其国际视野和资源优势整合了亚、欧、美等正义力量及支持中国抗战的各阶层人士形成了国际性的联动力量。第二则在于宋庆龄巧妙地利用其特殊身份、人脉资源、社会关系和政治影响力，把保盟和工合两大组织纳入了当时的政府体系并得到了当局的认可。由于她的影响力，导致宋子文、宋霭龄、宋美龄等都实际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而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也不得不被动参与、甚至蒋介石对它的活动也不得不默认。第三是因为，宋庆龄曾经接受西方教育，她熟知西方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组织、慈善和非盈利机关的运作规则，能够熟练运用自己的知识赢得外国相关机构的信任和援助。

在前述大背景下，既然蒋介石封锁控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医药医疗资源，宋庆龄就利用这些有效资源竭尽全力为八路军新四军服务。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所以就出现了本文开头中共主要领袖人物都写信配合并支持宋庆龄保盟和工合工作的寄往欧美的信件。

宋庆龄海外捐助支持八路军新四军的行为当然会激怒蒋介石政府，于是有了对运往八路军的医疗器械的暗中扣留和阻挠。宋庆龄则指挥这些医药医疗器械绕道香港甚至越南等地运达八路军根据地。这显然增加了运输难度，且易引起国外捐赠者疑问。毛泽东周恩来的信正是配合宋庆龄的国际募捐活动而写，通过这种方式，及时报告收款细节、资金使用情况，并表达了对这种支持的感念。

除了毛泽东周恩来，这批资料中还有1944年朱德和董必武就同一主题寄到英国和美国的信件。这批信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对外政策和国际联络方面的重要资料。

据考证，本期宋庆龄通过“保盟”和“工合”两大国际组织在国外募捐约5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都输送到了中共抗日根据地。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数字，它极大地支持了中共的抗日战争。

除了替延安获取物质资源，宋庆龄的另一特别贡献还在于介绍外国记者、医生甚至美国代表团中有正义倾向并同情延安的人士在国际上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宣传张目。写《西行漫记》的美国作家斯诺夫妇和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都是宋庆龄直接介绍到延安的。著名的白求恩、马海德、柯棣华医疗队和医生们也都由她直接引荐到根据地。

除此以外，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和工合还努力动员一切友好的国际力量支持中国抗战。除在香港以外，工合在东南亚、欧洲和美国都有分支而且积极发挥着作用。仅这次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存文件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工合在美国大量的工作记录。这个组织在美国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的抗战并发起募捐，而且直接招募专家甚至医生、工程师、普通工人、华侨去中国参加抗战。自美国的宗教草根组织到大亨集团，直至动员邀请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出任工合名誉主席、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出任主席，在美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声援赞助中国抗日活动的浪潮。

抗战时活跃在中国的老外们

仔细研读这一批跟中共领袖信件同时发现的资料，我们可以看见，与中共领导人书信同时出现的，是宋庆龄和她的团队间的秘密文献，而这个团队的主要人物大都有国际背景；换句话说，这些文件泄露了宋庆龄的“朋友圈”和它的组织运作内容、方式以及他们的工作程序。

为了更加清晰地理解宋庆龄和她的工作团队如何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号呼转徙，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抗战以前那段凄风苦雨、“茫茫九派流中国”的岁月。

自清末起，中国就成了西方人的乐土。特别是一些跟海外通商的港口城市大都成了冒险家的乐园，而以当时的上海为最。我们这里叙事的上下文背景中相当多史实都是在这儿发生的；包括我们事件的主角宋庆龄也是生于斯长于斯，这里曾经是她活动的主要舞台。

那时，在旧中国有着一批特殊的人物暨“外国人”。这批人自晚清以来就在中国享受着特殊地位，扮演着特殊角色。因为享有“法外居民”的“特权”，他们利用这样的身份，也做过很多不同寻常的事情。

大致区分，第一大类是有中国背景甚至是 “土生土长”的老外。比如说，国人熟知的司徒雷登、赛珍珠、创刊美国《时代》和《生活》的媒体大亨亨利·鲁斯、宋庆龄的秘书和首创协和医院社会救济工作的蒲爱德等。这批人大都有难以割舍的中国情结和对这片土地的爱——虽然这种挚爱会以不同形式来表达。

第二类则是在乱世闯荡中国的外国人。这里面有商人哈同；政客威廉·端纳；江湖人双枪科恩；学者费正清夫妇；媒体人史沫特莱、斯诺夫妇、爱泼斯坦、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安娜·利泽；作家项美丽及各色人等；更有工程师路易·黎以及著名支持中国抗战的外国医生白求恩、马海德、柯棣华等国际主义战士。

而宋庆龄所联系和打交道的，是其中最具正义感且坚持国际主义精神的一批国际友人。他们中有人亲自投身中国革命或倾向革命，或同情苦难中的中国人民、不遗余力地帮助被侵略和被压迫民族；有的甚至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一百多箱材料和记录文献里，我能读到宋庆龄如何发动华侨，策动海内外政治人物和国际知名人士替中国抗战呼吁，为伤兵、孤儿和流离失所的妇女捐献救助款；如何事无巨细的叮咛、悉心安排每一步具体的行动计划。只有亲自浏览这些当年的书信，才能真正理解这样一个爱国奇女子，知道为什么新中国会如此感激这个在共产党最困苦的时候跟他们相濡以沫的人。

同样，读蒲爱德和斯诺夫人的海量信件，也同样感人。蒲爱德是出生在中国并在中国生活、救助中国穷苦百姓大半生的美国人；而斯诺夫人则是刚刚深入中国、了解战时中国人的不幸并竭尽全力帮助中国的一个正义的国际主义战士。她们身在美国，却时时不忘中国民众，认真投入地募捐和讨论每一次行动步骤。在世界人民支持中国抗战、反法西斯和反对内战的斗争中，我们不止有白求恩，还有很多无名的英雄。

而这批珍贵的书信史料为什么辗转到哥大？

研究发现，哥伦比亚大学所藏这批中共领袖信件和“保盟”“工合”180余箱文献原为宋庆龄亲自建立的“工合”国际组织美国总部干事蒲爱德收藏，后被她捐赠给哥大珍本图书馆手稿库保存。近80年来，它始终沉睡在书库一隅；笔者相信这次对它们的整理和研究将对理解中国现代史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