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推进到衡阳保卫战。从7月1日开始，蒋介石就特别关心衡阳战事，并对第10军官兵“能沉着应战，本阵地屹立不摇，足以自慰”。尽管蒋介石不断命令其余部队解衡阳之围，但战局日益恶化，直到8月4日接到衡阳守军电台的“初报救急，继报危急，最后则报‘不好了’以后，即不通报”。虽然这一天守军成功击退了日军，但已伤亡惨重，随时有城破危险。

　　蒋介石因此极为忧虑，进而导致失眠，他在8月5日凌晨一时起床祷告，此后数日皆在凌晨祈祷。7日下午三时，蒋介石接到空军电话转报，称“方军长率各师长具名，以城西北被敌突破，我兵力已尽，无法堵击，惟有来生相见等语”。蒋“不胜忧焚”，以至深夜“前后起床祷告三次，请求衡城战事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8日凌晨四时再次起床，“向天父默祷，保佑我衡城及方军长等之能转危为安”。但仅过了一个多小时，衡阳电台即告中断，上午十时在接空军侦察报告后“乃知衡城已无望矣”。蒋对此“悲伤之切，实为从来所未有”。

　　对于衡阳守军的结局到底如何，无论是蒋介石还是第9战区都不清楚。但蒋介石素闻第10军战绩优良，并对方先觉颇有好感。在这个基础上，蒋介石根据方在7日下午通过空军表达的“来生相见”之意，断定方先觉必在城破之际殉职。于是蒋在8月9日下午即“修正方先觉事略与校阅事略”，11月下午“修正衡阳守军成仁之通电”，准备为方及守军树碑立传。即便当蒋介石通过日军广播得知方先觉“自动树白旗乞降，其方式如星嘉坡（新加坡）英军乞降时相同等语”，并从脱险返回官兵的回报得知方先觉确实投降之后，仍“深信先觉决不至乞降，但其不能以身殉国，竟被敌所俘而屈，使我军誉与军校皆蒙此不白之污辱，殊所不料也”。

　　由于宣传机器已经开动，蒋介石只能继续通过宣传去树立正面形象，并进而将衡阳失守的责任归结为“两广部队战意消失，实际空虚，更无任务与解围之决心”，为方先觉等被俘官兵开脱。也就是说，蒋在判断方先觉战死失误之后，仍然坚持为方竖立正面形象，并在方脱险返回重庆后，颁授其青天白日勋章。

　　1944年12月12日，蒋介石第一次接见了脱险后的方先觉，他在见到方后“不禁如隔世重逢，悲喜交集”。有趣的是，就在同一天，军法总监何成浚第三次向蒋签呈余程万一案，何认为“桂林守将不战而溃，未受处分，余程万在常德苦战二十余日，兵尽弹绝，反不免于罪，外间颇多疑议”，要求蒋再次考虑余程万的刑责。

　　或许是方先觉的归来影响了蒋介石，又或许是失城的桂系将领无一受刑，蒋终在21日正式批复，同意判处余程万“有期徒刑五年”。及至抗战胜利之际，余程万又被予以赦免，终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