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对战略方向进行了多次调整，最终才做出“落脚陕北”的战略决策。这里说的战略方向，或称战略方针、战略目标，也可以称进军方向。这里以遵义会议、懋功会师为分界点，对其间战略方向的重要调整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

　　遵义会议以前的几次战略方向调整

　　中央红军西征突围时的战略方向是到湘西，与在那里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可以视为第一次确定的战略方向。

　　第二次是通道转兵。中央红军西征突围过敌人第一、二、三道封锁线时，因同“南天王”陈济棠的粤军签了停战协议，比较顺利。1934年11月底突破湘江沿线第四道封锁线时，遇到凶猛阻击，红军损失惨重。从西征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这时红军已经失去了到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先机，陷入了困境。过了老山界，前进到通道地区时，红军得到情报，蒋介石已经识破了中央红军前往湘西的战略意图，在湖南、贵州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设了四道防线，形成一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洛甫（张闻天）了解战局变化后即同毛泽东商量解决危局的对策。洛同毛、王（稼祥）一起向周恩来提出：在去湘西的路上老蒋已设重兵，原定前往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先机已失，建议向敌薄弱之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城举行中央领导人紧急会议——通道会议，决定改变原定行动方针，向贵州进军。中革军委即于19点30分发布红军于13日入黔的命令。但博古、李德仍然固执己见，否定多数人的决定，重又命令各军团按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行动。经过斗争，14日中革军委重又命令红军夺取贵州的黎平、锦平，开辟前进道路。
　　第三次调整是黎平决策。1934年12月15日，红军占领黎平。18日在黎平城内，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会上，毛、洛和李、博进行了激烈争论。毛、洛、王的意见被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会议做出《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李德、博古等要中央红军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也否定了有人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张，通过了毛、洛、王在通道地区就已提出并得到周支持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还作出一项重要决定：召开遵义会议——到遵义地区后，中央政治局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第四次调整是猴场会议执行黎平决策。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草塘）开会。会议批评博古、李德一不过乌江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二要回头和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强渡乌江，发布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当天，红军强渡乌江取得胜利。在以后的行军路上，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折点

　　第五次是遵义会议决定北渡长江，赤化四川。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袭占遵义，把十几万追兵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宝贵的时机。1月15日到17日，召开了遵义会议。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向土城方向开进，意在泸州上游一线北渡长江，以便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实行总的反攻，争取“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赤化四川。没想到受到川军顽强抵抗，加之滇军又集中主力在川滇边境防堵，红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乃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

　　第六次是扎西会议作出“回兵黔北”决策。土城战斗失利后，如不改变原定计划，势必在长江边上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果断决定改变战略方向，放弃在泸州、宜宾之间渡江入川计划，利用敌人集中在川南一线，黔北比较空虚的时机，“回兵”黔北，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1935年2月7日在扎西境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回兵黔北”的决策。当天晚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首长发出《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通报了“党中央和军委决定”：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的方针；并命令各军团迅速摆脱四川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云南威信县县城）地区集中。这一战略方向的改变，为红军脱离当时的艰险处境争得了主动。

　　第七次是会理会议决定继续北进。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指挥下经过1935年2、3月四渡赤水，5月抢渡金沙江的胜利，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渡江北上的战略目标。5月12日，在会理城外的铁场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肯定从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批评了怀疑或反对机动作战方针的错误认识和动摇情绪。会议讨论了渡过金沙江后的行动方针，决定红军沿着通往西昌的大道继续北进，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第八次是礼州会议决定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5月19日，在西昌城北数十里的礼州附近铁坑，洛甫主持中央会议，讨论行军路线。鉴于西昌有敌军固守，会议决定放弃原定围攻西昌计划，改为取道冕宁，过彝族区域，到安顺场渡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按会议决定，成立了中央红军先遣队。进入大凉山彝族区后，司令员刘伯承和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部队安全通过彝族区，到达安顺场，强渡了大渡河。

　　第九次是泸定会议决定走雪山一线。1935年5月13日到达泸定县城后，洛甫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的形势与任务。决定向北走雪山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红军部队在向雅安前进途中，得知有川军扼守高地，居高临下等待红军。乃决定改变方向，折向东北前往天全河边。这一改变，红军的行军路线就由大道转入山间小路，并第一次翻越四季积雪的高山。6月7日占天全，8日占芦山。继续前进，翻越了夹金山。6月12日，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师。遵义会议决定的中央红军“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的方针终于实现。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的战略方针的变化

　　第十次是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战略方针的争论。根据当时所处的地理情况和政治军事形势，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是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占领川陕甘。张国焘主张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者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两种方针存在严重分歧。毛、洛、周、朱等，通过电报往来，同张国焘磋商，耐心交换意见。张国焘全不考虑中央方针，坚持他的西进或南下方针。

　　第十一次是两河口会议决定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两河口一座藏传佛寺里召开。会议由洛甫主持。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张国焘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会议确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可是，张国焘并不执行会议决定。以后又经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多次讨论，张国焘仍按兵不动，不执行北上东出方针，以至贻误了战机。

　　第十二次是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事件发生后，两个方面军分开，中央红军缩编为陕甘支队先行北上。张国焘不仅不执行中央命令，还于9月9日密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察觉报毛泽东。毛即与洛、博到周、王治病住地，举行常委会紧急会议，决定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分离，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速出甘南。9月10日脱离险境。9月12日，洛甫在俄界（今甘肃省迭部县高吉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13日，陕甘支队离开俄界，迅速北上。9月17日，夺取了天险腊子口，打开了主力红军北进甘南的通道。

　　第十三次确定落脚陕北。1935年9月18日，红军先头部队进驻没有国民党军守备的甘南小镇哈达铺（今属甘肃省宕昌县）。毛、洛、周、博等翻越岷山，于20日到达。当天，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后，毛、洛、博等读到一批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这些报纸大多是两天前先头部队进入哈达铺时从当地邮局得到的。另外，红军侦察连在军阀鲁大昌部的一个少校军官的行李中也缴获了几份报纸。聂荣臻即送给了叶剑英。叶剑英即找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来核实情况。贾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贾看过报纸后很高兴，向叶谈了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叶即把这些报纸拿给彭德怀。彭看后即带着报纸找到毛泽东。毛、洛、博翻读报纸，真是喜出望外。他们从报纸上登载的消息确切地知道：陕北仍然有红军！有游击队！仍然有苏区根据地！而且比原来有很大的发展！这对于经过万水千山，最终从险境中冲出来的这支八千人的红军队伍来说，其欣喜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那么，到陕北落脚，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作出这个决定，便水到渠成！

　　9月22日，洛甫写下一篇“读报笔记”，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将天津《大公报》上所披露的陕北苏区根据地和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等情况摘引并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表达了中央红军前往陕北落脚的意向。洛甫认为：“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地发展着”，“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入甘南的重要地区”。据此，他提出陕甘支队前进的方向和任务：“响应着陕甘红军和赤色游击队的活动”，“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完成8月20日毛儿盖会议决定提出的任务——“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之苏区”。

　　9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宣布党中央关于挺进陕北的行动方针。他指出：红军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博古也根据报载材料写了《陕甘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和我们支队的任务》一文，提出把发展着的陕西苏维埃运动转变为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是“我们支队的战略目标”。洛甫和博古的文章同时登在9月28日刚刚恢复出版的《前进报》第三期上。这两篇文章传递并解释了中央落脚陕北的意向。

　　1935年9月27日，洛甫在通渭县榜罗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当前形势。会议认为应该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并正式决定到陕北去，在陕北保卫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由此，中央红军落脚陕北，陕北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