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第二天，中共中央先后给斯大林发出三次电报，毛泽东含蓄地请莫斯科准他杀蒋，问可不可以“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斯大林认为：“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时，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时避免两线作战。”因此极力反对中共的杀蒋计划，要中共力促事变和平解决，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最终回电反对杀蒋。本文摘自2011年第5期《世纪风采》，作者吕春，原题为《1936年杀蒋与放蒋的秘密争斗》。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1936年12月12日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那一天，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是为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消息一传出，不仅震惊世界，更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当时，中共领导层及国内外各界人士，在如何对待蒋介石即是杀蒋还是放蒋的问题上，曾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争斗！

中共表明应严惩蒋介石

1936年12月12日早晨，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向中共中央发电报，电文如下：

东、来兄：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人士，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指胡宗南）敌南进。

收到张学良发来的急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大为激动。据张国焘回忆，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

朱德最为激动，他一拳砸在桌上，愤慨地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

毛泽东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而周恩来却十分冷静，说：“这件事不能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

毛泽东赞许地喷出一口烟雾，接过周恩来的话题说：“这件事我赞成周恩来的看法，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接着他用征询的口吻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么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

毛泽东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给张学良复电，尊推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干坤”，申明了惩办蒋介石的态度：“……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

西安事变爆发前，日军已经侵占了东三省。在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采取了“反蒋抗日”转向“逼蒋抗日”的方针。

可是，作为拥有强大的军事与政治实力的蒋介石，在国、共联合抗日的谈判桌上，却想利用抗日的机会吞并共产党。因此国共谈判时，蒋介石的代表陈立夫向中共代表提出了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必须解散或并入国民党军中、红军师长以上的领导一律解职等苛刻的条件，企图逼共产党就范。

如今，蒋介石被自己的部下囚禁，形势陡转，中共党内大部分人要求严惩蒋介石，表示不杀蒋介石，不足以平民愤。无疑，党的“逼蒋抗日”的方针受到了干扰。

当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二将军监禁的消息传到陕甘苏区后，根据地军民喜出望外，纷纷要求杀蒋。许多军民自发地跑到街上，奔走相告，跳舞相庆，好像过节一样。就连邓颖超也“高兴地跑到院子里，和同志们一起，又唱又跳。她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

定边军民获悉西安事变消息，欣喜若狂，马上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会议由高岗主持，与会群众高唿口号：“枪毙蒋介石！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会后，定边工委书记李维汉与高岗等人致电党中央反映群众杀蒋的愿望。

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王明，得知蒋介石被张、杨二将军囚禁后，兴奋异常，想致电中共中央，主张把蒋杀掉。但此电被斯大林扣发。

面对党内外多数人士主张杀蒋的形势，中共中央还迅速作出了策应西安的军事部署。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各部队准备随时南下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起抗击中央军的进攻。

14日，为了避免杀蒋而引起军事冲突，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鉴于东北军势孤力单，且内部不稳，极力主张红军主力南下与张、杨靠拢，以“壮其胆而振其气”。

12月15日，西安事变的第三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等15位红军将领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唿吁南京当局“认清形势，自别于蒋氏，把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这一电报大致上反映了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初步方针，一直到12月18日以前，中共中央始终在坚持“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的口号。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从中斡旋

西安事变发生第二天，中共中央先后给斯大林发出三次电报。三封电报除了转述张学良给中共中央来电的内容和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还报告了西安事变的扣蒋情况，同时通报了中共中央准备采取的行动计划。

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还特别提出：“请你们支持我们的上述行动，特别是：1.在世界舆论方面援助我们；2.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中国革命政府与革命的军队；3.请求苏联积极援助中国。”

考虑到蒋介石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毛泽东含蓄地请莫斯科准他杀蒋，问可不可以“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同时说明，为了减少日本汉奸的造谣，中国共产党短期内不发表公开宣言。

1936年中国发生西安事变的时候，苏联面临的形势也十分严峻。在欧洲，德国希特勒正疯狂地扩军备战；在远东，日本对华加紧侵略，对苏联造成威胁。英美切盼把日本侵华的祸水引向苏联，苏联则期望在中国筑起阻挡这股祸水溢向苏联的高堤大坝。

在西安事变发生前不久，即1936年11月，德国和日本刚刚签订了《反共协定》，更使苏联腹背受敌。斯大林基于免遭德日法西斯侵略的考虑，决定组织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其策略是联合各国当权的政府和有实力的人物，在中国就是要拉拢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杀蒋态度是反对的。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复电中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

当时，蒋介石和美国的关系维持得很好，这预示着英国和美国可能会逐渐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斯大林说：“只要蒋介石能够抗日，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斯大林在召开的紧急高层军事会议上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时，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时避免两线作战。”权衡利弊，斯大林极力反对中共的杀蒋计划，要中共力促事变和平解决，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1936年12月16日，斯大林代表苏联政府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电报，后来被称作“莫斯科回电”。电报说：

1.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的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2.既然这次行动已经发生，就应该考虑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要坚决主张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事变：（1）通过吸收几名抗日运动的代表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办法改组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实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实行合作抗击日本侵略；（4）与同情中国人民反击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实行合作。

莫斯科回电反对中共杀蒋，其实，这早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意料之中。后来，斯大林又亲自草拟了电报，劝告毛泽东说：“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在后来苏联解密的有关文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当时的态度，斯大林曾私下与苏联高层领导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中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打倒蒋介石对苏联没有好处。”

释放蒋介石：为国、共二次合作奠定基础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奔赴西安，与张学良会谈，进一步明确了事变只有和平解决，才能对民族、对革命有利。与张会谈后，周当晚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除报告到西安后了解的各方情况外，还对蒋的处置问题提出意见：“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此外，周恩来代表中共向南京国民党发表申明说：“如内战不可避免，西安遭到围攻之前，对蒋则实行‘最后手段’。”由此可见，此时中共对蒋的态度还是处于可杀可不杀之间。周的建议基本上被中共中央采纳。

18日，即西安事变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以第三者调解人的立场指出：“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反而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为了中华民族的大计出发，国民党中央必须立刻实行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是：1.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2.将讨伐张、杨和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3.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在共产国际指示和国内外舆论的影响下，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等人最后改变了先前的“杀蒋”态度，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借此机会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至此，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着想，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接到共产国际释放蒋介石的明确指示后，从“杀蒋”支持者退至“第三者”，提出了释放蒋介石的种种条件。21日，毛泽东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内容转发给了张学良。

25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回了南京。蒋介石临行前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展全国全面抗日战争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