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协和医院检查出肝癌，治不了了，死在铁狮子胡同。他一死，下面国民党内部就开始分裂了，然后右派就要求清除共产党。首先第一个暗杀矛头就指向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党部门口让凶手几枪打死了，凶手负了伤之后供出来下一步——杀共产党。这时候周恩来就明白了，不建立自己的秘密保卫机构就没有办法保卫自己。廖仲恺遇刺之后，周恩来在中共广东省委内创建了党内最早的保卫工作，1925年就建立了，但是这时候还很不健全。

　　1926年秋，上海筹备组织工人武装起义的时候，在工人纠察队中建立了“红队”，开始“红队”就叫红色恐怖队，后来“恐怖主义”这个词太不好听了，后来就叫“打狗队”了。“红队”主要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工人纠察队队长顾顺章负责，后来这家伙成了叛徒了，就由陈赓负责领导“打狗队”，消灭工人中的叛徒。

　　北方党组织，当年在北京的党组织，长时间习惯于公开的群众宣传，后来张作霖的奉军一进北京，就开始追捕李大钊，李大钊跑到苏联大使馆，当时在东郊民巷，结果张作霖不敢抓，后来得到各国同意之后，派军警冲进去了。把李大钊抓出来之后，北方组织遭到全面破坏。没有秘密活动的经验，生存都生存不了。

　　到了1927年，国民党也翻脸了，关键就是农民运动的问题。国民党大部分军官家是地主，共产党发动运动，打土豪，给他们家老太爷戴了高帽子拉出去游街，他肯定跟你翻脸，翻脸是不可避免的。最后只有用武力解决双方矛盾。1927年春天蒋介石打到南京、上海。他原来联合共产党是靠苏联给他钱，共产党发动工农运动支持他，那时候他还保持了合作，一到了上海，用不着了，有江浙财团给钱、有美英给钱，马上就翻脸了，就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当时周恩来有一些内秘密的内线和一些秘密保卫人员，但是很不健全。有了情报还要有分析机构，情报的分析有时候比情报的收集更重要，这时候没有分析机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也搞不清楚。“四一二”政变的时候，周恩来在上海，突如其来，蒋介石抓人了，开枪了，事先都没有料到。吸收这个教训，周恩来脱险之后，党中央搬到武汉，建立了特务工作处，顾顺章为具体负责人，下辖四个股，情报股、保卫股、特务股、匪运股，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情报机构，其实也叫特务，但是抗日战争中间就不能叫特务了，因为国民党把特务这个词搞臭了。当时，特科的建立对保卫中央的安全还是起到重大作用的。1927年7月份，汪精卫翻脸的时候，事先完全清楚，党中央安全成功地转移，而且开始组织武装斗争，这国民党都不知道。但是这时候破裂，虽然党中央领导人都安全转移了，下面的工农组织、群众组织转移不了，他给你镇压屠杀，损失也很大，所以以后的工作全部转入地下。

　　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统一过。按现在的角度讲，国民党是四分五裂的，蒋介石的势力就是东南几个省，西部的马家军，广西的李宗仁，广东的陈济棠他从来管不了，蒋介石在的时候，他只是个名义领袖，内部四分五裂，而且最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工人城市问题，连孙中山提出的减租都未实行过。正因为他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所以一直不得民心。共产党武装斗争和地下隐蔽斗争有一个最根本的基础。

　　国民党反共之后，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地点在汉口俄租界。八一年我去的时候，还能找到当时的老人，并在现场拍了照片，那个会场布置得也很秘密，当时已经会一些隐蔽斗争，集中代表集中一星期，开会只开了一天。所有代表都不能通知你地点，到码头有交通员带你，只许进不许出，烟也不能抽，那时候八月份热得要命，窗户不能开，防止声音泄出来，在里面呆一个星期，等人凑齐了开了一天会，疏散代表又用了两天，过几个小时出来一个，天黑之后才能出去。这种秘密疏散的办法，都是苏联人教的，邓小平和一个俄国妇女负责采购工作，主要是俄国妇女出来拎篮子买菜，这是一开始探索的一套秘密工作的办法。

　　1927年秋天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发动武装暴动，城市的工作就是为武装斗争服务。但是双方什么关系呢？也不太清楚，都没有解决。开完“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就迁回到上海。这是隐蔽活动和秘密活动的一个规律，哪个地方越乱越容易进行活动，越铁板一块越不容易生存。在汉口武汉的时候，武昌的10万人，汉阳的2、3万人，汉口最大，有100万人。其实100万人也没多大，就是现在沿着汉口江面一片几个租界，汉口坐黄包车，上去跟黄包车夫讲到什么地方，自然就拉到了，毕竟地方小。在上海上了十六铺码头，你跟黄包车夫要讲怎么走怎么走，汉口一百万人，上海有公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国民党统治的华界，人口400多万，各行其政，管辖很混乱，这才为党中央活动提供了一个空隙。

　　这个时候，党中央名义上的领导人是向忠发，这确实是苏联指定的，找一个码头船运工人，船运工人很多流氓性质是最强的，他是跑江湖的，周恩来讲向忠发是我们党不光彩的总书记，后来嫖娼被人抓住了，后来枪毙了，所以他是非常不称职的，而且他也没有水平领导。苏联看他不争气，派了王明，一个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27岁的学生来负责党，这根本也不行，完全一介书生。具体保卫工作向忠发、顾顺章来负责，我们称之为中国共产党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这期《文史参考》我专门有一篇文章讲顾顺章其人，这个人确实给中共中央带来的威胁太大了，而且能找到他的照片只有这一张，这个人从来不照相的，这是上海市政府成立的时候，没有办法一个合影中间剪下来的，这个人从来不照相。

　　当时党的活动，地下工作最严重的弱点是盲动主义，几个人组织暴动，一暴动就要发动群众，一鼓动暴动马上就被消灭了。《刑场上的婚礼》，周文雍、陈铁军都牺牲了。没有力量的时候，只能隐蔽活动，后来纠正了盲动主义。周恩来从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工作，而且重新建立“特科”，要求党的工作完全职业化、社会化。在国民党敌战区工作，最大的首先得有隐蔽的身份。这个人首先要有职业才不受怀疑，你这个人是无业游民，连房东都怀疑，你是干什么的，尤其是单身汉就更糟了。他当时在上海工作，租了个房子住，结果跟房东讲，我是个记者，其实他整天也不从事采访，又怕引起怀疑，有事无事都出去转几个小时，实际上他干的不是记者，没有隐蔽的身份是最困难的。当时一个庞大的机关，中宣部一二十人租一个小楼，你们是干什么的？周围邻居就怀疑了，因为没有正当的合法的掩饰身份。周恩来讲必须职业化、社会化，开始还做了这方面的工作，这使党的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另外特科建立起来了，保卫党中央，周恩来规定了三条基本原则，第一不能乱打叛徒，危害大了才打，这个人带着党的机密，要投降了，可以消灭。一般的人，对革命悲观失望了，不愿意干了就算了，如果这样要杀起来就没有头了，只能是个别的。再一个不许打公开的特务，特务潜伏到机关里了，那不消灭不行，像国民党有名的特务头戴笠、毛人凤等，共产党从来没派人暗杀过他们。不许搞绑票，这就是特科在隐蔽斗争中间有一个明确的政治方向，不然变成恐怖组织了。从建立开始，周恩来就给端正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当时中央特科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领导，实际上周恩来为正，顾顺章为副。后来顾顺章一叛变特科工作整个不行了。特科一科科长洪扬生，80年代上海活着，后来叛变了，解放后还给一碗饭吃。二科是陈赓。特科也是分四个科，一科是总务，负责党中央日常活动，怎么租房子之类的，财务开销都是一科管。二科是情报，三科是行动，杀叛徒，四科是通讯，跟各个城市联络，电台之类的。另外，当时特科的工作主要派苏联学习过“格别乌”的陈赓、顾顺章等人授课，苏联最早叫契卡，后来是政治保安总局叫“格别乌”，1953年改成“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中共最早建立的情报机构学的苏联的“格别乌”的经验，周恩来按中国特色规定了任务，就是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这个意义重大。以后几年内，保证了党内党的生活基本健康，另外跟恐怖主义划清界线。毛泽东后来坚持一个原则，毛主席在的时候从来都是党内不许搞侦察，党内斗争当时很频繁，毛泽东跟刘少奇、彭德怀都有意见，但毛泽东从来没有到刘少奇家、彭德怀家安个窃听器，从来不许搞侦察手段，侦察手段只能对敌不能在党内，这是最基本的人权保证。美国也是一样，联邦政府要求全国所有电话都能侦听，这不严重侵犯人权吗，那还有什么隐私可言？你确定这个人是恐怖分子，是嫌疑人，可以侦听他，普通老百姓都侦听怎么得了？那不整个严重的特务政治了吗？苏联很糟糕的一点也在这儿。另外周恩来规定，不能像反动阶级那样靠金钱、美色引诱取得情报，而要靠政治信仰发展情报组织。

　　国民党这一点特别不好的是，同盟会开始，孙中山讲同盟会三大任务之一就是暗杀。到北京暗杀摄政王，还视为一个壮举。暗杀是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的，进行革命是推翻一个阶级，而不是消灭一个个人。当年国民党左派柳亚子一看蒋介石在广州的时候就飞扬跋扈，有危险，找到毛泽东、恽代英讲，花重金雇枪手把他干掉，毛泽东说不能这么干，马克思主义反对这么干，你杀了蒋介石还有张介石、李介石，暗杀是不行的。国民党愿意干一套，蒋介石搞军统、中统、宪兵，而且经常搞暗杀。他搞暗杀更不得人心了，你是国家统治者，你对反对你的人不敢公开审判，派人去暗暗的干掉，这不更坏了吗？这不是国家恐怖主义吗？这在国民党内搞得离心离德。为什么国民党分这么多派，而蒋介石都不满，重要一条就是特务政治。后来国民党的特务自己把自己搞臭了，一听说特务，人人痛恨，关键就是手段区别。李宗仁是蒋介石二把手，天天骂特务，因为他身边的位置都是蒋介石派的特务，天天向蒋介石报告，他对身边的人都搞这套东西，他当然不得人心了。

　　苏联的契卡这一点后来也很糟，列宁在的时候只是对外的，斯大林后来把它变成对内，最后用来监视其他领导人，造成后来恐怖大清洗。苏联情报机构，格别乌只属于领袖个人。列宁格勒市的格别乌，政治保卫总局，列宁格勒市委管不着，他还监视列宁格勒市委，他只向斯大林个人汇报，他派出的格别乌外驻机构，当地政府管不着的，只属于领袖个人，不属于特务机构了，跟明朝“东厂”、“西厂”一样的。中国共产党历来的原则就是这样，北京市的安全局、各省的公安厅，必须在省市党委政府领导之下，怎么能侦察省市党委？中国共产党从周恩来建立特科开始，就不允许搞这一套。

　　周恩来禁止党内搞侦察，后来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中国共产党后来搞“左”路线的时候也够厉害的，但是起码有一条，情报组织从来不涉党内斗争，这一条还是坚持的。

　　当年党内保卫主要对付什么人呢？都是那些带着党的机密要出卖了，这批人你不消灭不行。我们讲何家兴、贺芝华，贺芝华是朱德的前妻了，因为后来跟着朱德讲她觉得享不了荣华富贵，她不干了。跟着一个何家兴大块头，这俩人到德国、苏联留学回来之后，过惯了西方生活，当时地下工作人员每个月给他发三十块钱生活费，根本不够整天享受，他们俩负责党中央搞接待，接待谁就偷偷把谁地址记下来，六大之前正好要安排代表上苏联去开会，他们一下记好几百人的地址，党中央领导人地址差不多都记下来。然后拿到巡捕房开始卖，巡捕房根本就不相信，你这两个人能掌握几百个领导人的地址？他说好吧，先给你一个政治局常委罗亦农地址，你抓抓试试，然后我们再谈。一抓真抓到了，抓到立刻枪毙了。但是他去卖的话，巡捕房有内线，立刻就报告了，一对夫妻，说着很流利的德文，就是他们两个，红队立刻去把何家兴打死，贺芝华打成重伤了，把名单也搜出来了，这个来讲是必须的，不然党中央连生存都生存不了。再一个是白鑫，当年军委秘书，军委开会的时候他秘密报告了，幸亏周恩来那天有事没有去，要不然周恩来也完了，著名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党军委书记都被抓住，然后都被杀了。周恩来说必须把白鑫干掉，对党的出卖太厉害了。击毙白鑫的地点就合和坊，他一出来，红队一拥而上，当年红队十几个人就四支手枪，真把他当场击毙，上海各报都是头条，叛徒特务闻风丧胆，后来不干公开活动了，起了威慑的作用。

　　党中央当时的主要活动还是发动群众，开展文化运动，宣传革命思想，争取群众，这是最主要的活动，还有搞文学创作之类的。另外，毛泽东这个人不搞地下活动了，上了井冈山了，搞工农武装割据了，当时主要的斗争是在农村的斗争，解决了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建立军队、建立根据地这三个核心问题，但是党的秘密工作按道理应该为武装斗争服务的。

　　这时候怎么服务也还不太清楚。刘少奇当年负责搞白区的工人运动，搞工人运动就要建立工会。根据苏联的指示，因为国民党政权也在工厂建立工会，当时被称为“黄色工会”，按照苏联的指示你要建立一个“赤色工会”，刘少奇说根本就办不到，建立了赤色工会马上就被抓起来了，只能是赤色工会成员加入黄色工会，利用合法身份交朋友，争取群众，条件成熟，可以使黄色工会转变为赤色工会。刘少奇当年说，斗争形成应该是分散的、合法的，组织形式应该是隐蔽的、地下的，免受摧残。斗争策略是搞小斗争，不搞大斗争。

　　但是有一段时间内，周恩来不在，李立三组织中央工作，因为向忠发无能，李立三组织，李立三把党的地下工作重心放在组织暴动，各省市大城市1930年的时候利用蒋冯闫混战，国民党忙着自己，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他们互相打的时候，各城市组织暴动，那时候也没有多少武装力量，怎么组织暴动？武汉当时才五十个地下党员，也让这些人组织暴动，一买枪马上暴露了，让人一网打尽。当时全国地下党员已经不少了，19万人，李立三当政三个月就损失八万人，自我暴露了，损失大量的干部。当时周恩来领导下，情报保卫工作搞得还是比较好的，在敌人内部发展情报关系是最出色的，采取一个是打进去，一个是拉出来。

　　国民党情报机构建立得比共产党还晚，蒋介石1928年才建立中央党部的调查科就是后来的中统，国民党建立的情报机构最糟糕的是靠老乡关系，国民党的情报系统头子全是浙江人，因为蒋介石就是浙江人，信任的就是浙江人。浙江人自己找的都是浙江人，还分各个派，到国民党军统里，办公语言是浙江话。他拉的全是老乡，找的都是自己的一帮心腹，没有什么政审，就是靠关系，认识的，也不讲什么政治信仰，这样很容易就打进去了。钱壮飞本身是浙江人，李克农、胡底打进去之后，钱壮飞又是徐恩曾的秘书，徐恩曾又出入不健康场所，西服里带着密码本，放在外面挂着，被钱壮飞掏出来之后，李克农在外面弄照相机弄好了，那时候没有复印机，马上照下来，之后国民党核心机密都能破译出来了，这个就意义重大了。

　　1931年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马上叛变，说蒋介石见我，保证我生命安全。顾顺章还留一手，必须见到蒋介石之后才能说，他搞特务知道这一套，特务把他的东西弄到了之后，杀掉灭口之后是我的功劳，他必须见到蒋介石本人，而且蒋介石保证他生命安全。正因为他发了这么一份电报过来之后，又连发六份电报，被钱壮飞全都译出来了，危及关头挽救了党中央。龙潭三杰的故事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了，这个就不用细讲了。土地革命诞生中间，中国地下党，红军输送的人员、物资和通讯器材对武装斗争的支援。地下党获取国民党密码，对红军战争起到重大作用。长征万里没有中过埋伏，因为国民党电报密码百分之百被破译出来。彭德怀讲长征胜利是两点，第一是红军的忠勇，第二位是出色的侦察工作。

　　但是具体行动挽救不了党的总的路线的错误，30年代初期王明、博谷这样留苏的学生回来之后，掌握党中央领导权，后来又派了洋顾问李德，按照苏联模式指挥，这就出现严重问题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本占了东北，这一下全国闹了起来，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学生当时把南京政府包围了，蒋介石后来不得不出来见一面，他不抵抗，宣布下野了一段时间。下野之后，当政的是孙科、陈铭枢，他们提出跟中共谈判，这时候谈判多好，你把抗日旗帜高举起来。

　　这时候中共地下党提出口号，武装保卫苏联。中国的土地被占领了，首先提出的口号是武装保卫苏联，老百姓能接受吗？当时来讲领导救亡运动成立一些群众自发的领导，党的组织在这个时候，你自己倒陷入孤立了，这是指导路线的错误。当年来讲，地下党遭到全面破坏，主要是指导思想错误。工作目标不是立足于长期争取群众，盲于暴动，行动上采取“飞行集会”，走哪儿突然撒个传单，喊个口号就走了。组织上建立脱产的庞大机构。当时中宣部或几十人在一个小楼里，干什么呢？完全没有职业掩护，在地下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不是很容易暴露吗？另外你的口号，盲目按照共产国际指示，脱离本国实际，丧失大多数群众的拥护。最后上海组织连续被破坏，1933年，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生存，只好搬到江西。

　　1934年以后，全国各地整个组织机构都打乱了，零零星星一些党组织、党员存在，剩下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毛泽东讲，“王明这些人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连老百姓的知识也没有，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欺负我党与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而残酷剥削”。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这批专门搬教条，搞的乌烟瘴气，最后把中央苏区也搞垮了，硬打硬拼这套搬到苏区也不行，损害工商业，打击中农，最后只好长征了。长征路上开了一个遵义会议，实现了思想解放。我们讲二十世纪，中国三次思想解放，五四运动，从封建礼教下解放，遵义会议到延安是以苏联的模式解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从迷信下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