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普通一兵，可能对于战争的进程影响甚微，但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每个人的独特记忆，并不等同于历史教科书上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和刻板的记载。

　　1953年7月27日一早，志愿军23军《战地报》记者洪炉，得到了上级的通知：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将在今天上午10点签订，12小时后，也就是晚上10点（北京时间晚9点），双方正式停火。

　　洪炉立刻意识到，一个历史时刻到来了，他要立刻赶到前线的最前沿去。作为记者，他应该在现场见证这个历史时刻。让他无比兴奋的是，此刻领导不但派出了他，同行的还有摄影记者等几人，他们各揣了几个馒头马上出发，火速奔赴前沿——石砚洞北山阵地。

　　死尸堆成的惨烈阵地

　　北山阵地离军部有一百多华里，他们是步行前往。白天走在这条交通线上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美军的飞机和炮火随时可能轰炸，而在7月27日这天，轰炸炮火就格外猛烈，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到了距离前线只有十几里时，炮弹到处开花。“我们很幸运，没有被打到，但是身边就眼看有运送弹药粮食的战友，就在这停战前的最后时刻倒下。”洪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

　　为什么选择石砚洞北山阵地？不仅是这个阵地位置处于战线最前端，而且这里发生过极为残酷的战斗。洪炉虽然当时只有22岁，但已经是入伍9年的老兵了。他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参加过淮海战役和解放杭州、上海和舟山群岛等战役，然而在朝鲜战场所经历的战斗，却是有生以来最为惨烈的。

　　朝鲜战争爆发时，洪炉所在的23军正在东南沿海准备打台湾。战事的爆发使得攻台作战停了下来，1952年他们的部队开到了朝鲜。这时候，五次战役早已经打完，上甘岭战役也将进行，当23军到三八线上接手38军防线时，双方的战线已经相对固定了。

　　石砚洞北山，本来是由美军占领着的，那里驻守着美七师的一个连。志愿军23军上了阵地以后，决定把它拿下来，就开始了反复的争夺。一般来说，都是志愿军在夜里发起攻击，以避开敌人的飞机轰炸和炮火，将阵地攻下；到了白天，敌人又凭着强大的空中优势和炮火掩护把阵地夺回去。到了1953年4月的一天，当志愿军第三次攻上北山时，阵地上发生了壮烈的一幕。

　　那次攻上北山的志愿军中，有一名叫做蒋庆泉的步话机员。所谓步话机员，我们在反映抗美援朝的电影中已经看得比较熟悉了，他本身不带武器，是通过步话机在阵地调动炮兵的炮火来消灭敌人。那一天，打到最后，阵地上除了蒋庆泉，只剩下几个伤员，而敌人却越来越近，在指挥所与蒋庆泉联络的另一名步话机员陆洪坤亲耳听到蒋庆泉在步话机中呼叫：“敌人离我有50米，30米，10米……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战斗期间，洪炉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前线。这场战斗一下来，陆洪坤就告诉洪炉，咱们这里出了一个英雄。洪炉根据蒋庆泉的事迹写了一个报道，部队也准备为蒋庆泉请功——他们都以为蒋庆泉已经牺牲了。

　　“实际上蒋庆泉才是后来电影《英雄儿女》里王成的最早原型。”洪炉说。

　　在志愿军第四次攻上石砚洞北山后，这块阵地才真正为我方占领。这时的北山，用洪炉的话说，“已经是一座人肉堆成的山”，每一次反复争夺，各方都在这里留下尸体，一层又一层。“那个阵地，土都挖不下去，每一锹下去，不是土，都是死人。战士没办法修筑工事，就把比较完整的美国兵的尸体，几个尸体堆成坎坎。战士就趴在死尸上，打仗，吃干粮，喝水……那是夏天啊，还离阵地几里以外，臭味就熏过来了，到了那个地方，人的嗅觉都没有了。那个蛆到处爬……这真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7月27日傍晚，洪炉冒着炮火抵达了石砚洞北山的阵地坑道，与战友们一起等待停战的一刻。

　　战友牺牲在和平到来的前一刻

　　“我们听得坑道外头全是一片火海。快要到停火时刻时，我们看着表，开始了倒计时。突然间，原来不停地响着的枪炮停了，突然世界静止了，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我们连气都不敢出，好像出气声大了就影响停战了似的。”洪炉回忆说，“我记得我身边有位老排长，默默地就哭了。他知道我们死不了了，活下来了！”

　　“后来，我们听到外面的哨兵喊，美国鬼子全出来了，在那欢呼呢！我们也就一个个出了坑道，爬到了山头上。天色开始亮了，平时我们一出洞，总得弯腰低头躲避炮火，从来没有好好打量过这里，这回居然也可以抬头看了，也可以大声说笑了。这些平日最普通的动作，那时让我们感觉真是无穷地幸福啊。人的日子能这么过多好！”

　　“我身边战友就问我：不打仗了，以后想干什么？我说，我没上过学，在部队都是靠自学，战争结束以后想有机会认认真真学习一下。”就这样，在那一刻，大家各谈各的理想。

　　然而在洪炉憧憬着战后生活的同时，他也特别为那些就在和平到来前夕牺牲的战友悲伤。他最要好的一个战友，名叫仇天，才华横溢，酷爱读书，洪炉说，他走上这条道路，受仇天影响很深。而仇天就牺牲在7月6日，停战前的20天。

　　那是停战前的最后一战“金城战役”。当时，朝鲜战场的谈谈打打已经拖了数年，到最后，“是李承晚不想停战。后来志愿军把李承晚的部队教训了一下，消灭他几个师。李的部队主要在金城一带。而我们的任务，是配合主攻部队作战。”洪炉说。本来，脚上有伤的仇天可以不用参战，但他坚决要求上战场，说再不参加就没有机会了。结果，倒在了敌人的炮火中。

　　“只要仗没有停下来，就要死人”，洪炉说，但他特别痛惜的是，仇天就像他所热爱的捷克作家伏契克一样，死在了胜利前夕的最后一场战斗中，留给洪炉的，是从安东新华书店寄来的一封购书的邮件，一张写下他亲人名字地址的卡片，那是为自己牺牲后通知亲属留的。其中的一个名字，是他心爱的女友，他刚刚在上战场之前，向她表白了心迹。

　　金城战役中南朝鲜军队伤亡5.2万余人，志愿军伤亡2.3万余人。对于今天的读者，这也许只是一个不含感情的数字，但对洪炉来说，这里永远包含着一个23岁的年轻生命。仇天，将终生在洪炉的心里活着。

　　“王成”说：他们为什么不向我开炮？

　　回到祖国以后的岁月里，洪炉果真实现了自己上学读书的愿望，他后来成为一位军旅作家。以后的日子里，他又经历过抗美援越等等重大事件，但是，朝鲜战争的记忆，已经永远地铭刻在他的脑海中，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在他心中挥之不去，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而蒋庆泉——昔日的战场英雄——他也许还活着，这让他多少年来无法释怀。

　　当年他写完关于蒋庆泉报道后，还没见报，上级就来了通知：不要再宣传蒋庆泉了，他被俘了，他的名字出现在战俘名单之中。

　　以当年人们的观念与规定，不管这个人曾经做出过怎样的功绩，只要他被俘了，所有的以往就一阵风吹散了。

　　当年，在蒋庆泉喊过“向我开炮”两个多月后，1953年的7月，洪炉所在部队又出了一位相似的英雄，名叫于树昌。这名步话机员，也是在敌人攻上自己的阵地后，向指挥所喊出了“向我开炮”，在炮火中与一百多名美军同归于尽。

　　于树昌牺牲以后，洪炉拿出原来为蒋庆泉写过的报道，修改了里面的部分内容，以《向我开炮》为题，将于树昌的事迹发表在了报刊上，影响巨大。后来，电影《英雄儿女》在拍摄时，采用了里面的部分情节，王成——这个实际上结合了蒋庆泉、于树昌和杨根思三位英雄的形象，成为了一代中国人心中的偶像。

　　然而，几十年来洪炉一直想找到蒋庆泉，像大海捞针似的，他遇有机会就会向人们说起这个人，虽然他心里也知道希望渺茫——直到今年4月的一天，他的一位在媒体工作的朋友告诉他，人找到了。

　　蒋庆泉回国后，先在专门接收管理志愿军战俘的管理处接受审查，然后，回到了他的辽西农村老家，当了几十年的农民。当记者循迹找到了这个小村，找到已经全然一副老农模样的蒋庆泉时，他竟然一开始还想否认，他就是那个最早喊出“向我开炮”的志愿军战士。

　　“他受的苦太大了，那是三重的苦啊”，洪炉说，“他在战场上经历了整个连队一百多人打到最后就剩几个伤员的残酷战斗；当了俘虏后，又在战俘营里受到非人的折磨；最后回来，马上又受审查……我在锦州的民政局，查到的战俘管理处的材料，他写的检讨，认罪书一大堆啊，他认为自己给祖国丢了人，不配当共产党员。那段受的屈辱痛苦，别的人体会不到的。”

　　1965年的时候，已经在辽西农村娶妻生子的蒋庆泉看到了电影《英雄儿女》，他一看就明白，那里说的实际是自己做过的事。但他不敢声张，只是默默地流眼泪。他回家哭了一晚上，第二天又在地里干活时悄悄掉泪，他不能让别人看见，更不能让人知道，因为他心中压着那个“战俘”的重负，他认为，王成是英雄，但那是别人，不是他。

　　2009年，蒋庆泉跟着儿子到丹东参观抗美援朝纪念馆。这么多年一直沉默寡言的老人在现场突然犯了倔脾气，他非要把一张炮兵阵地的照片扯下来，儿子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拦住。后来老人道出原委：他一直对当年的炮兵们满腹怨气：当时我喊“向我开炮”他们为什么不开炮？开了炮我就死了，就不再会当战俘了！

　　“他是不知道，当时炮兵没开炮仅仅是因为炮弹打光了”，洪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2010年夏天，洪炉，陆洪坤，蒋庆泉，这三个当年的志愿军老兵，终于在那场战争过去60年后又见面了。蒋庆泉曾对来采访的媒体说，“他（指洪炉）是将军，我是战士，差多少级呢”，但洪炉说，蒋庆泉才是真正的英雄，“我后来跟地方民政局的人，包括村里的人说，你们这个地方藏着一个大英雄！”

　　“战友啊……”分别近60年后，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们拥抱在一起，痛哭失声。

　　“希望我们不要在战场上再见”

　　让洪炉没想到的是，这一场朝鲜战争，不但把他与他的战友们永远地联在了一起，而且也让他当年战场上的对手找上门来。

　　“几年前，一个香港的朋友到了北京，给我打电话。他说，他认识美国内华达州的州长，麦克·卡拉汉。他是一位残疾人，香港朋友一次问他，怎么只有一条腿，他说是参加朝鲜战争时打掉的。他说，1953年时在三八线，我们攻上了共军阵地，只看到了一个小兵还活着，他没有武器，我按照战争游戏规则，让大家不要打死他。冲到他跟前时，见他拿着步行机在喊，也不懂在喊什么，喊着喊着，炮弹来了，连这个中国兵，连上去的一百多美国兵，全部炸死，只活下来三个，也成了残疾，他便是其中一个。”

　　“我一听，那美国兵说的正是于树昌喊‘向我开炮’的那次战斗啊”，洪炉说。

　　“香港朋友告诉我，卡拉汉曾经对中国人非常愤恨，他觉得，当时我们不打死你，你却调来炮火把我们的人全打死，中国人怎么这样不讲道理？后来香港朋友把《英雄儿女》的碟带给他看，向他解释说，你见到的中国兵在中国是个英雄。最后，卡拉汉说，看来这个中国兵有他的道理。我们仅仅是思想立场不同，价值观不同。他坚持他的立场是对的，确实是英雄。”

　　洪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位美国州长和他的一家人后来都成了中美友好的积极分子，他也想以这段经历拍一部电影，但与《英雄儿女》完全不一样，是以反战为主题的。他想告诉世人，人和人应该是朋友，互相交流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他设想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就从联合国大厦前那个著名的打了结的枪管的反战雕塑开始。这样，洪炉开始了与卡拉汉一家的交往，而且这种友谊还发展到两个家庭的下一代孩子们之间。前几年，卡汉拉去世了，去世前他交待了副州长和家人们，这部影片必须要完成。

　　这其实不是洪炉第一次与自己的战场对手交往。洪炉的脑海中总是清晰地记得，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后的第一个白天，在朝鲜石砚洞北山阵地上发生的那一幕：

　　洪炉和一个摄影干事先下到沟底，也就是两军阵地的中间地带。只见美军那边也陆续下来了人。双方士兵人越聚越多，美国兵把一盒中华烟一抢而光，纷纷珍藏进口袋里，连烟盒也要走了。这时，洪炉就把自己笔记本中一幅“热爱和平”的木刻画片作为礼物送给一个美国兵，而那美国兵搜遍口袋也没找到可以回赠的礼品，就掏出一张美元钞票，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送给洪炉。虽然仅仅在一天前，他们之间还在拼死厮杀，但此刻却都感觉到了洋溢在相互间一种渴望和平的人类共同情感，这一瞬间，他们都还原成了淳朴的年轻人。

　　洪炉他们在送给美军画片时，写上了一句话，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在战场上再见”，当翻译把我们写的话告诉他们时，美军士兵们一下子会意，把这句话一遍遍地重复，直到他们的军官下来，令士兵们回阵地去。

　　多少年了，洪炉总是忘不了这一幕。

　　他知道了，对于战争的意义和战争的记忆，在决策者、历史研究者和亲历战斗的普通士兵间，是不一样的。作为普通一兵，可能他对于战争的进程影响甚微，但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独特记忆，并不等同于历史教科书上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和刻板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