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腊子口之战，后来成为共和国开国元帅的聂荣臻元帅曾评论：“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而笔者以为，红军长征的腊子口之战，可谓红军最险的一仗。

　　只有北上一条路

　　腊子口之战，发生在1935年9月16日至17日，而中央红军和红4方面军的懋功会师，是在1935年6月18日。在这将近3个月时间里，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而这些事件，直接让9月16日的腊子口之战，变成必须打赢的一场硬仗。

　　中央红军和红4方面军会师后，全军共10余万人，其中红4方面军人数近10万（正规军达8万多人）。中共中央决定全军北上，进入川陕甘交界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7月，中央红军1、3、5、9军团依次改为第1、3、5、32军。8月，中央红军再次改称红1方面军，与红4方面军混编为左、右2路军，通过川西北的茫茫水草地。

　　然而，随后发生了张国焘拒绝北上、分裂红军的事件。有关这段历史，不少文献、专著都进行过详细介绍，本文不再赘述，只说张国焘分裂红军的后果。9月10日，中共中央率红1方面军1、3军和中央直属队继续北上。12日，在甘肃迭部县的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仅传达至中央委员，但其中已经明确指出“（红军北上、南下之争）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目前分裂红军……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4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在张国焘导致红军分裂的政治环境下，陕甘支队几乎只有北上一条路可以走。

　　俄界会议上，坚持北上的红军部队进行整编，红1方面军第1军和第3军（以原中央红军1、3军团为班底）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总人数不过万人（一说8000余人）。此时的陕甘支队，和曾经两三万人的中央红军，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由于之前两军混编，朱德、刘伯承等原属中央红军的军事领导人，已不在陕甘支队中了，指挥力量也受到了削弱。支队领导岗位的人事安排，体现了这一点：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成立了“5人团”指挥军事。

　　更加严重的是战略空间问题。俄界会议上，中央做出的战略决策是继续北上，“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毛泽东甚至有“部队被打散”的最坏设想。为何会有“最坏设想”？当时，陕甘支队位于四川和甘肃交界地区，属岷山峡谷地带，山峦重叠，土地贫瘠，人口稀少，并不适合大部队长期驻留，周围也没有群众基础好的地区可供发展。强渡大渡河时，红军好歹还有个“到四川打开个局面”的选项。此时，陕甘支队若要求生，只有北上一条路可走。走哪里？只能走腊子口。

　　“绝地中的绝地”

　　9月14日，陕甘支队从俄界出发，16日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东北部的腊子口。腊子口西距迭部县城105公里，北距岷县72公里，是川西北进入甘肃的唯一通道，自古是甘川古道之“咽喉”，兵家必争的“门户天险”。而对于当时的红军来说，腊子口堪称“绝地中的绝地”。

　　腊子口的地形，两边是百丈悬崖陡壁，周围是崇山峻岭，抬头只见一线天；整个隘口长约30米，宽仅8米，中间水流湍急的腊子河由北向南穿过隘口，典型的易守难攻。尤其，腊子口整个地形狭窄，大部队根本施展不开，防守一方只用少数兵力，就能居高临下控制住整个隘口。

　　同时，国民党军已在腊子口附近布下了围堵之网。在甘肃，蒋介石令甘肃军阀鲁大昌的新编第14师驻防岷县、甘南，沿朱李沟口、腊子口、康多、道藏、黑扎一带，分点布设了数道防线，而腊子口正是其布防的支点。在东面，中央军胡宗南的主力正随时准备实施侧击。而红军后面，则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川军。如不能很快突破腊子口，陕甘支队就会面临被敌人四面合围的危险。

　　而在腊子口，敌军则进行了重点布防。甘肃军阀鲁大昌，影响力甚至还不如王家烈，更何况与何健、刘湘、阎锡山那些大军阀相比。而历史却把这个“小人物”，推上了前台——在腊子口，鲁大昌的部队在桥头和两侧山腰均构筑了碉堡，并在山坡上修筑大量防御工事和军需仓库。别看他只是“不入流”的地方军阀，但其阻击红军的部署，倒也算有章法。

　　结合地形和地理位置，鲁大昌依托腊子口据点，排出了一个的梯次布防阵形。在腊子口前，一座木桥连接峡谷的两个绝壁，在桥头筑有碉堡，由2个营驻守；桥东山坡上则有碉堡和工事，桥西是纵深防御阵地，而整个腊子山有1个旅布防；在岷州（现甘肃省岷县）城内，则驻扎着鲁大昌的主力4个团，随时可以增援。这样的部署既可凭险据守，又安排了足够的兵力实施纵深布防，还在主要阵地后安排有机动预备队。对几乎没有重武器的红军陕甘支队来说，鲁大昌此番战术布置，几乎彻底将红军锁死在腊子口。

　　必须找到对手破绽

　　主攻腊子口的任务，交给了飞夺泸定桥的功勋部队——红1军2师4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9月16日夜，红军开始进攻腊子口。夜袭，是红军的看家本领。红军本意趁夜进攻，以便出其不意拿下腊子口。

　　4团2营（营长张仁初）负责正面突击，任务是：攻下隘口，夺取木桥。然而，鲁大昌的部队警惕性很高，红军一进入隘口，山上敌人就居高临下发现了红军动向。同时，因为地形限制，大部队施展不开，红军一次只能投入很少的兵力。战斗打响以后，2营6连担任突击队，几次强攻都没有打开局面，损失却不小。

　　尽管是腊子口之役的前哨战，但一开始就进入白热化。聂荣臻回忆，在军指挥部就能听到腊子口上传来的手榴弹爆炸声，可见仗打得很艰苦。此时，毛泽东、林彪、聂荣臻等红军高级指挥员也身在腊子口前线附近，毛泽东就多次询问6连突击队的位置，有什么困难，要不要增援。

　　可是，纵使红军总兵力近万，此时却很难发力。由于隘口太窄，红军部队几乎都被限制在两山之间。敌军只用机枪和手榴弹，就控制了木桥前面大约50米的路段；而且，敌军可以从正面两侧实施火力覆盖，没有炮的红军则几乎没有办法威胁到山上的工事。

　　午夜2时（17日）左右，突击队6连不得不撤下来，红军重新组织进攻。但敌军的破绽在哪里呢？红军发现，不知是时间仓促还是其他原因，鲁大昌部队构筑的不少碉堡，都是半开放式或开放式的，上面并没有防御。红军可以派一部正面强攻吸引敌军注意力，另一部则从边上攀崖而上，迂回到敌工事的侧上方，居高临下压制火力。这几乎是敌军腊子口防御阵地上的唯一“破绽”，可这么说也不太准确——腊子口两侧都是悬崖峭壁，红军就算能爬上去，人数也没法太多，而且也带不了太多武器弹药。

　　神兵天降打开生路

　　怎么办？如果没有其他办法，不是办法的办法也得尝试一下。林彪、聂荣臻等高级指挥员赶到4团指挥所，与前线指战员共同定下作战方案：4团政委杨成武率6连正面进攻，团长王开湘亲率1、2连从腊子口右侧攀岩而上，迂回突袭。但“如何登峭壁”的问题接踵而至。一个从贵州入伍、外号“云贵川”的苗族红军战士挺身而出，他用一个带铁钩的长竿子，钩住岩缝，率先登上绝壁。“云贵川”登顶成功后，从上面放下绳索，王开湘亲率突击队靠这条绳索攀爬上山。

　　不久，腊子口背后的半山腰先后升起一白（表示迂回成功）一红（表示总攻开始）2颗信号弹，红军战士犹如神兵天降，两面夹击，敌军魂飞天外。红军一举攻克腊子口，进而乘胜追击，直逼岷州。

　　需要说明的是，红军在腊子口的关键一招——攀登绝壁侧翼迂回，必须与正面进攻相结合才能奏效。正面看似是“佯攻”，实则“虚中有实”，一旦突击队侧翼迂回成功、威胁到敌人侧后，正面红军主力就可趁敌防线动摇之际，发力猛攻。而侧翼部队看似是“主攻”，实则居高临下投掷手榴弹，压制碉堡火力，以掩护正面主力突破防线。

　　此战中，红军部队在战场因势利导，自如进行主客转换、虚实结合，硬是在地形极端不利的战场上，生生从绝壁中杀出一条生路，其战斗素质和大无畏精神可见一斑。

　　17日拂晓，侧翼突击队与正面的6连胜利会师，王开湘在腊子口呐喊：“同志们，天险腊子口被我们砸开了！”聂荣臻来到腊子口，只见隘口前手榴弹的破片足有半尺深。他回忆，“关非不险，路非不难，倘使我们的部队有1营之众纵深防守，纵有10万之师又焉能叩关而入？” 彭德怀经过战场时则连声感叹：“这些英雄怎样爬上这些悬崖峭壁投掷手榴弹的？”

　　但战争总会有牺牲——红2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刘发英牺牲在指挥前线；腊子口之战的英雄王开湘，1935年11月因伤寒牺牲在吴起镇；而那个苗族小战士“云贵川”，则没有留下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