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稿

网易军事频道独家约稿

艰难却卓绝的生命救护

——美国学者约翰·瓦特眼中的中央红军长征医疗

约翰·瓦特，美国著名中国军事医学史专家。1967年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著有《帝国晚期的中国地方自治》、《台湾公共卫生发展史》等书。先后担任麻省理工学院人文学科部助理教授，雷德兰兹大学 约翰斯顿学院国际合作主任、首席专家，温德汉姆学院院长，美国美中国际关系研究交流委员会执行秘书长等职务。他长期在美国医药援华会工作，先后担任执行理 事、董事、副会长等职务。2012年6月受聘担任成都第三人民医院客座教授、名誉顾问。

他的《战时中国的生命救护：现代医学如何在战争和瘟疫中重构卫生保健体系（1928-1945）》 是一部关于整个中华民国史阶段中国战时军事医疗的权威力作。本书的主题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的医护工作者，包括国共双方的医护工作者，怎样从疾病、贫穷和 战争中拯救生命，做出建设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体系的努力尝试，关注的重点在于军事医疗。瓦特博士在美国医药援华会担任了37年的执行理事、董事和副会长，对于中国近代医学史非常熟悉。

他的这本大作分为8个 章节。分别探讨了：中华民国成立初期战争、瘟疫对于公共卫生体系的挑战，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国民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进步与倒退，中共在江西和长征中的医 疗工作，抗战中的中国军队医疗以及中国红十字会对于促进中国卫生医疗事业的努力，国民政府军事医疗改革的成效，中共在延安建立的保健体系以及1938年到1949年的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最后一个章节探讨了“战时中国的医疗救护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

一、为长征医护工作奠定经验基础的五次反围剿斗争

在介绍瓦特教授关于长征中的红军医疗的研究成果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中央苏区的军事医疗史，因为这个阶段的红军军事医疗工作为长征中的医疗救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瓦 特博士考察的重点并非全部苏区，而是将笔墨重点集中在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身上。瓦特博士认为，尽管中央苏区相对于国民党所占领的地域面积还是很小的，但是 它在所有的根据地里面积最大，且由于中共中央在瑞金，所以中央苏区的问题也相较于别的苏区也更加复杂，它的医疗系统，也更加完备，中央苏区的医疗卫生团队 的也代表着当时中共医疗团队的最高水平。

在严峻的生存环境中，中央苏区的医疗领导者关注的重点是如何用人数较少的医护人员在恶劣的条件下挽 救更多红军官兵的生命。为了扩充医护团队，红军动员中医医生和药剂师到传教士建立的医学院和医院中学习，有些特别优秀的医护人才，甚至被送到莫斯科学习医 学。所以红军自瑞金时代开始之时，就已经形成了一套高效的医疗动员和救护体系。红军还开办了制药厂生产西药，制作中草药，并建立起医生和护士的培训学校。

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贺诚医生在1933年到1934年为中央苏区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备的公共医疗体系。虽然这一套完整的公共医疗体系自长征开始之后，绝大多数内容无法实施，但是它仍然为红军长征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央红军的医护工作者用自己的生命、鲜血和行动为中共赢得长征的胜利保驾护航。

红军的第一所医院是毛泽东在1927年10月在宁冈建立的，它有4名医生，12名护士，和10多个担架兵，可以为40到50个病人同时提供医疗服务。药品和器械奇缺，主要用当地中草药治病。朱德率领的红军1928年4月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后，毛泽东和朱德开始商议，如何更快地让伤兵复原以加强部队的战斗力，他们决定在井冈山腹地建立一所后方医院。这所医院在1928年夏天成立，段治忠担任院长。医院下设四个科室，两个处理战场轻伤，段治忠和伍辉国担任科室主任。另外两个科室看病。医院设有门诊、药房和病房，医生总共10多个人，护士20多个。

1929年，毛泽东又设立了一个可以容纳1000名病人的医院，医生们主要用中草药治病。他们经常使用的药材是黄连和金银花。猪油被当做凡士林使用，鸦片用于镇痛。医疗器械大都用木头和竹子制成，如镊子和病人的便盆。外科手术用缝衣针和杀猪刀来进行。

1928年11月份，由于战斗受伤、营养不良、缺乏衣物等原因，井冈山的红军部队有800名伤病员。由于缺乏医护人员，红军招募了很多十多岁的孩子进行训练，让他们学会照顾伤病员，比如给伤病员喂饭、洗澡等，他们还要观察伤病员状况，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医生。由于没有足够的医护人员、医药器械，以游击作战为主的井冈山部队，伤病员的治疗效果很不理想。

红三军团攻占大冶县城后，当地的普爱医院的医生何复生加入红军，和他一起加入的还有他在普爱医院的同事。何复生被任命为红三军团总医院院长。这算是中央红军的第一所现代化医院。

朱毛红军攻击南昌失利后，部队退到吉安，毛泽东前去拜访当地著名的医生戴济民，戴济民是基督徒，在汉口的基督教医院中学习过10年，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会员。毛泽东以“革命的人道主义”说服了他，戴济民将自己的诊所改名成工农革命红色医院，医院里有7名西医，7名中医，还有相当数量的护士和担架兵。

第一次反围剿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央苏区的4万名指战员，面对着国民党10万敌军。在红一、三军团攻占吉安之前，两军团整编成红一方面军，处于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之下。当时红一方面军的每一个军都设有专门的医疗部门，各团均设医务室还有一个后方医院，医疗机构驻地都距离前线不远，适应野战需求。

除了军队医院外，红一方面军还在井冈山、龙岩等地设立多个地区性的后方医院。由于需要不断转移，红一方面军的医院需要经常转换地点，医护人员被分散到农民家中和当地寺庙中设立小型医务室，这些医务室正常有3个医生和11个护士。此时，红一方面军的医护学校已经建立。红三军团的医护学校培养了100名医生和几百名护士。

第一次反围剿失败后，国民党纠结了20万部队，在军政部长何应钦统帅之下围攻中央苏区。战役自1931年4月打响。为了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红一方面军的医疗领导人将红军总医院移到邻近主战场的富田。从第一次反围剿中取得的药品和俘获的原国民党医护人员被分配到各个部队的卫生队。红一方面军从当地老百姓中征集担架兵和护士。这些准备工作提高了野战医疗的水平。

救护队穿梭于战场和后方医院，尽力挽救所有生命。卫生队在前线设立伤口包扎点。野战医院主要工作是止血、处理弹片伤、清理伤口。部队转移时，野战医院随部队转移，但是会留下小部分医护人员用于应付前线部队后撤时可能产生的伤员。从民间征召的担架手，抬着伤兵转移。

1931年5月，中共中央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随中共中央转移而来的有三位学医的共产党员，他们是贺诚、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生陈志方、以及上海南洋医学院毕业生彭真。

1931年6月，蒋介石组织了30万兵力，发动了第三次围剿。此时红军只剩下3万 作战部队，且疲惫不堪。第三次反围剿是对红一方面军医疗团队的巨大考验，战场救护队需要在陡峭的山路上抬着中暑的、罹患足疾、疟疾和痢疾的病人紧急送往救 护所。政治宣传队也被组织起来，为救护队鼓劲，当地老百姓也被动员起来，帮助抬送重伤员和病号。由于政工部门强调精神力量，一些轻伤员又被动员回到前线， 相应的医护部门在前线也设置了处理轻伤的医疗点。

由于前两次反围剿提供了经验，红军的医护人员此时已经可以做到迅速地从前线往后方医院转移伤员。红军医护人员根据战场救护类选法，优先让担架队将重伤员抬到前线救护所做简单处理，随后转移到后方医院。这一救护系统的存在，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医 护人员还借助于群众路线，将当地老百姓变成了志愿担架手和家庭护理员。此时红一方面军的医疗系统已经成功地将医学治疗和政治动员结合了起来，将西医和中医 结合起来。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学习西医的医生从事战场救治，他们也负责根据地的公共卫生工作，而中医在帮病人看病。这就让中西医各发挥自己之所长。

日军占领东北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国民政府被迫放松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趁着这个短暂的相对安宁时期，中央苏区的医疗工作领导们将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进一步完善。12月份，宁都起义的国民党地26路军1.7万名官兵加入红军，为红军补充了大量医护人员。军队的后方医院、工农医院、公共医院、贫民诊所、公共卫生诊所、红色药房、制药厂纷纷建立起来。

贺诚医生1931年11月提议中央军委建立一所红军医学院。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建议，医学院随即建立。红军医学院需要学员政治信仰坚定、身体健康、有一定文化程度，首批招收学员150名，其中50名女生。

红军医学院在1932年2月15日正式开学，朱德出席了开学典礼。学 校资源缺乏，课程设置中没有条件开设生理学、解剖学和药理学课程。全部教学仪器只有一个人体骨架、几张图表和两台显微镜。学校强调实践教学，所以学生们经 常参与战场救护，所以他们对于处理战场伤亡学得很快。他们学习的另一重点是，防治痢疾、疟疾、疥疮和腿部溃疡。红军医学院多次搬迁，但是始终跟着红军总医 院走，所以临床实践机会很多。学习了15个月后，19位学员得以毕业。1932年10月，红军医学院改名为红军卫生学校。

1933年8月红军卫生学校转移到瑞金附近，它与傅连暲医生创办的一些小型的医学院合并。学校确立了13个月的课程体系，分析基础医学知识学习阶段、临床医学知识学习阶段和实习期。学员在瑞金的红军总医院进行临床学习和实习。此时卫生学校已经有了7台显微镜和一台X光机，还有5名生理学教师和一名外语教师。1934年之前，红军卫生学校共有670名学员毕业。他们全都参加了长征。

建立药房和制药厂是红军医疗部门领导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最初红军的医药主要是西药，比如阿司匹林、磺胺和碘。后来主要依靠中草药的提取物。1932年初，一个小型的制药厂在附近附近被建立起来，只有几台简单的设备，他们从大黄、樟脑、薄荷和酒精中提取混合物。随后制药厂增加了人手，可以生产这些提取物的药膏、粉剂和片剂。制药厂分为5个车间，一个生产片剂、药膏的车间，第二个生产纱布和绷带。第三个从烧酒中提取酒精。第四个生产液体药剂，如生理盐水、紫药水和碘酒等。第五个生产手术钳、手术刀和镊子。这个制药厂为中央红军长征储备了大量药品，足足支撑了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头三个月的医疗消耗。

苏区的医疗部门主要有三个职责，一是处理战斗伤亡，二是治疗疾病，三是负责公共卫生指导工作。1932年开始，治疗疾病成为苏区医疗部门的重点工作，因为此时疾病是削弱部队战斗力的头号敌人，影响部队士气，控制疾病流行成了公共卫生工作的大问题。1932年苏区超过1000人死于传染病。依靠原来地方上的中医，不足以解决传染病流行的问题。

1932年3月，中央苏区卫生部门号召苏区军民与传染病作斗争，苏区政府将控制传染病视为苏区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为 了宣传防治传染病的卫生知识，医护人员每周都要进行健康知识报告，并利用黑板报、编写歌谣等方式传播这些健康知识。《红星》、《红色中华》、《健康报》、 《红色卫生》、《卫生讲话》等报刊都是卫生知识的宣传平台。卫生学校还出版了一本针对四种主要传染疾病治疗方法的书籍，进行宣传。

1932年6月到10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落入李德手中。李德采取“主动防御”，主动攻击筑有坚固工事的国民党部队。1933年初，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红军攻击抚州和南丰失利，退入中央根据地，采用毛泽东的运动战术，歼敌近3个师。由于日军制造华北事变，国民党军在4月底被迫退兵，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为了准备第四次反围剿，红军医疗部门领导们将卫生队建到了连一级部队。有了这样大规模的基层卫生员，《红星报》报道，中央苏区的10所后方医院及其附属医疗机构，有能力同时处理2万名伤病员。医疗部门还规定战斗结束后，必须火葬尸体，部队需要统一上交俘获的医疗补给。

但 是当时红军的主动进攻战略，部队距离后方医院距离遥远，让伤员回到后方医院的难度增加很多，而且战斗在冬天打响，风雪让担架手运送伤员的难度增大。为了适 应这一变化，红军医疗部门与政工部门合作创立了一套新的伤员救护体制，医护人员与政工人员混编，在运送沿途设立治疗站，医疗站通常配备一个政工军官，一个 医生和10个护士。后方医院从野战医院收治伤员，康复中心帮助轻伤员重新返回部队。主动进攻战略导致了伤员的生还率的降低，因为前线包扎所和野战医院同场相距至少15到20公里，这么遥远的距离会导致伤员失血过多和伤口感染而死亡。这么长的距离，也让止血绷带入不敷出，且降低了师、团级医护人员，特别是担架兵的使用率。

为 了解决这些问题，红军医疗部门负责人提醒师、团级军事主官加强和野战医院的联系，提前制定好战斗计划，并告知野战医院，以便让野战医院及时前移。军级的军 事主官也要与下辖的军级医疗机构建立密切联系，告知相关信息，便于医院做好准备工作。进攻战斗打响之后，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要立即前移。战斗部队要提前组 织好担架队，便于运送伤员。这些措施为红军医护人员积累了随部队运动治疗伤员的经验，以及战场后撤伤员的经验。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央红军新的军事领导的“御敌于国民之外”的新军事战略导致了红军的军事失利。蒋介石这次围剿动员了80到100万人，50万人进攻苏区，其他的则进行封锁。而中央红军只有10万名接受过训练的兵员，还有差不多20万人的辅助性军事力量。

在 消耗了红军的大量有生力量之后，新的军事领导不得不进行长征这一战略性撤退。当然战略撤退也是国民党绝对的优势兵力面前的必然选择。数量众多的无法转移的 伤病员被送到老百姓家中隐藏起来。和第四次反围剿一样，这次“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新军事战略给红军的医疗部门带来了很大困难。前线距离后方医院的距离太过 于漫长，崎岖的山路又增加了转运伤员的麻烦。天气情况也很糟糕，战士们经常露天宿营，这让伤兵的伤情恶化速度加快。敌人进攻，红军部队仓促撤退，有些时候 来不及带走的伤员就落入敌人手中。

第五次反围剿让中央红军不仅损失了大量的战斗兵员，也损失了大量的医护人员。在严峻的军事形势面前，力量 本来就很弱小的红军医疗部门无法面对短时间内巨量增加的红军伤亡。红军的医疗部门所能采取的有效应对措施是组建了一个保护党和军队高级领导的特别团队，当 时很多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正处于病中，比如说毛泽东正深受疟疾的折磨。此外，红军医疗部门的领导者们还预留了一部分医护人员，他们将留在沦陷的中央苏区， 他们的任务是秘密治疗护理隐藏于民间的红军伤病员。

二、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医疗

1934年10月，红军从江西开始长征，1936年 底到达陕北。在长征过程中，红军经历了很多场残酷的战斗。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飞机的空袭，很多时候红军官兵们昼伏夜行，为了扰乱国民党追兵。红军为了摆脱国 民党追兵，时常进行迂回运动，有些时候甚至朝着国民党追兵的方向运动，以扰乱国民党追兵的追击判断，所以这导致红军长征的行进线路长达两万五千里。

为 了打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红军医疗工作的领导们在赣县南部山区重新规划适应了长征需求的医疗队伍。沿着事先规划好的两条进军路线，红军游击部队将伤员分散 隐藏行军线路附近的乡村中。在长征开始的最艰难的四天中，这种运作机制告诉运转，当地农民被动员起来转运重伤员。这样做的好处是重伤员都被隐藏在农民家 里，不会返回部队，不会影响部队的前进速度。轻伤员随同主力部队行动。四天后，重伤员的处置办法也发生了变化，红军的流动医院携带重伤员行军，并对他们进 行治疗。如果这些重伤员在短期内无法复原，他们就会被送到广东和江西的交界地带，住在农民家里，红军支付给收留伤员的农民8元钱作为伤员在他们家复原的费用。红军部队运动到广东和湖南两省交界的时候，他们与江西留守伤员的联系被完全切断。

在1934年11月底，红军遭遇到一次危机，当时红军正准备渡过湘江，他们遭遇了蒋介石组织起来的国民党重兵集团以及当地亲国民党势力的武装力量的围追堵截。湘江之战是一场血战，红军产生了巨大的伤亡。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有8万名左右的兵员，经历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人数锐减到3万左右。是什么原因，让红军减员多达5万 人呢？中国大陆官方的说法是绝大多数伤亡来源于残酷的战斗，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一个潜在的原因，也是必须被指出来的，那就是在辗转了江西、广东及湖南 南部的部分地区后，在湘江战役之前，红军指战员有很多已经伤病缠身，具体当时有多少指战员伤病缠身，现在的研究还很难给出确切说法。伤病削弱了红军的战斗 力。当然，西方学界认为红军减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意志不坚定者脱离部队。持这种观点的西方学者人数不少。据美国学者怀特森研究，水土不服、痢疾等疾 病，以及持续行军造成的长期疲劳让红8、9军团和中央纵队在到达湘江之前已经减员了2.5万人。中共方面也承认伤病是红军减员的重要因素之一，伤病加上疲劳行军和作战，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在江西和湖南南部构筑的三道封锁线，就导致红军减员超过2万人。所有中共方面有学者认为，湘江战役是伤病缠身的红军部队在博古和李德错误指挥之下的一场带有冒险主义的作战行动，伤病对于红军战斗失利是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携带重伤员行军，红军医疗领导机构组建了由120部担架和480名担架兵组成的担架队。只要红军到达了人口稠密的地区，红军的医护人员便在当地寻找奎宁和其他药品。中央纵队将即将康复的伤病员组织起来，由何长工领导。在这个部队中有不少年纪较大的红军女战士，其中包括24位红军的高级女性干部，在这个特殊的伤病员部队中甚至还有曾经担任过红军高级军事主官的将领。在到达湘江之前，红军组建了3个康复连。

由 于缺乏医护人员，红军在长征中组建了医护学校培养速成的医护人员。在夜间行军时，医护学校的学员与伤病员寸步不离，时刻关注他们的病情和伤情，对于重病号 则有正式的医生随护左右。在白天行军的时候，医护学校的学员，走在最前头，以便在伤病员歇脚的时候，为他们提供热水和稀粥。在长征中，医生们也给伤病员们 使用宝贵的西药。红军的医护人员在行军途中，还可以给伤员进行简单的小型手术，如处理枪弹的贯穿伤和骨折。

渡过湘江之后，兵力大大减少的红 军部队又连续翻越了几座陡峭的高山，遇到陡峭的路段，重伤员不得不从担架上下来，要么艰难地爬行，要么被人推着往前走，要么被人拖着往前走，要么被人用手 抬着往前走，轻伤员借助拐棍攀爬山路。尽管缺少足够的食物、衣物和担架，可是担架兵们仍然恪尽职守地抬着担架前行。女医生和女护士们时刻准备帮助担架兵 们，只要他们呈现出一点点过于疲劳的征兆，有些时候甚至从担架兵们那里抢过担架，替他们抬一段时间。红军的政工人员唱着进步歌曲，设立茶水供应点。红军的 高级将领和领导们，将他们的坐骑让给伤病员使用。凭借坚强的战斗意志和强大的无畏精神，红军在1934年12月14日，占领贵州东南部的黎平县。在 中央红军领导层的高级军事会议中，毛泽东说服军事三人小组向贵州进军，毛泽东的理由是，贵州防务空虚，红军有可能在贵州建立起一个革命根据地。由于军事战 略发生了转变，部队的医疗系统也随即发生了变化，红军的医疗部门的领导者提出了加强野战医疗的口号，以适应部队不断对敌野战的情势。遵循毛泽东的建议，中 央红军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

众 所周知，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红军在遵义也进行了休整，红军部队指战员获得了足够的食物，伤病员们也得到了更好地恢复条件。这段难得的休 整，让红军的医疗部门有时间对于长征开始之后的工作进行了总结，红军的医护工作者们对于历次战役期间对于伤病员的救治进行了反思。由于医疗条件简陋，且部 队处于不断战斗和运动之中，但是红军伤病员的治愈率竟然还高达80%。红军的移动医疗救护队没有待 在相对安全的后方，而是分散编组到红军各个团级战斗部队。师属野战医院被关闭，其医护人员被分散到各个团结战斗部队中去加强一线战斗部队的医疗工作。红军 的医护学校继续开课，并新招收的两百名学员，他们强化学习战场紧急救护、疾病防治和行军过程中的医疗护理。在遵义会议期间，两位老家在四川的红军领导人提 出，部队要向四川西南部和西北部发展，那边的条件更加适合建立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红军进军赤水河。

红军从遵义转进到泸定桥的过程 中，一路伴随着激烈的战斗，也在承受着严重的伤亡。在贵州中部的偏北地区的土城，中央红军遭遇了四川军阀的部队，双方爆发激烈战斗。这场战斗国民党部队设 置了预设阵地，让红军部队付出了惨重的伤亡，很多红军的医护人员失去了生命。为了加快脱离包围圈的速度，伤情极重的伤员被秘密安置到当地老百姓家中休养。 红军领导人意识到国民党军已经封锁了长江，所以部队又回头重新攻占了遵义。这招回马枪成功地打击了国民党部队的进攻势头，不过红军的医疗团队也再度损失了 部分人员。

等到三四月间，红军找到了一条安全度过长江的路线——取道云南，渡过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的金沙江。为加速穿越贵州省，夜间行军成 为常态。在云南省境内，红军的进军比较顺利，医护工作者们主要的任务是防止部队官兵中暑、罹患肠道疾病，此时的红军医护工作者们已经意识到搞好部队营地卫 生的重要性。从5月3日到9日，中央红军主力在皎平渡发现了渡船，成功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省境内。在5月底，红军成功夺取了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继续向北前进。

中 央红军随后翻越了难以逾越的夹金山。他们作为食物的玉米很难消化，他们攀登的山体高度越高，他们的手和嘴唇变得青紫，很多红军战士抵抗不住饥饿、伤病和劳 累，还有寒冷，被活活冻死。国民党的飞机还反复袭扰，有不少红军指战员和医疗工作者死于飞机轰炸和扫射，彭真医生不幸遇难。红军翻越了夹金山后，到了山脚 下，部队发现病号太多，人员都虚脱了，所以领导们决定休整一下再前进。到达山脚之后，一方面军的医护学校又复课了。三周多一点时间后，四方面军的领导张国 焘，与中央红军的毛泽东、朱德就下一步的进军线路产生分歧。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张国焘与毛泽东仍然存在分歧，于是张国焘率部转向四川，红 军的医疗人员也一分为二，划入两支红军部队。中央红军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毛泽东手里。朱德和张国焘待在一起，中央苏区医疗工作的重要领导人贺诚医生被分配 到朱德身边工作。贺诚医生后来被授予中将军衔，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当时坚决地与张国焘的分离主义作斗争。朱德和贺诚后来晚于毛泽东到达陕北，他们直到1936年底才到延安。贺诚医生到延安后，得到命令，被指定为受伤的王稼祥的保健医生，随同王稼祥赴苏联治病。

中 央红军翻越了夹金山后，准备过草地，医疗部门开始为伤病员准备小麦和大麦作为即将迎来的艰苦旅程的口粮。他们还准备了干粮和奶酪、羊皮、储水罐、纱布、棉 签、探针、镊子、消毒手术刀。周恩来在长征的绝大多数时间内，一直生病，有一次还因高烧而昏迷。医生们诊断周恩来患有肺部脓肿和阿米巴痢疾。医生们用依米 丁进行治疗，并且由红军中几个最好的医生护理，周恩来恢复了健康。

8月21日，毛泽东率领的纵队走过了草地，绝大多数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得以幸存，还有部分由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也一起走过了草地。毛-徐纵队，快速前进，在5天后抵达了四川最北部的班佑。从夹金山下来之后的这段路程，沼泽、泥潭以及严寒吞噬了很多红军指战员的生命。第一方面军400多人丧生。红军的医护工作者减员也很厉害，红军的医护工作者在长征之前，人数有1200人，走完草地后，只剩下200人。8月29-31日，右路纵队在包座附近与胡宗南所部49师进行了激烈战斗，以极小伤亡大获全胜，俘获了急需的大批补给，敌军在包座周边兵力逃遁。一周后，张国焘收到了一份让他沮丧的电报，红四方面军被分配到右路纵队由徐向前率领的兵力，减员到8000人以下。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前进。徐向前带领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回到松潘，松潘驻有800名从包座战役中复原的红四方面军的官兵，徐向前在松潘汇合了部队。21位高级政治和军事领袖，以及绝大多数医护工作者和红一方面军部队继续向北前进。

红一方面军继续向东北方向进军，于10月19日 抵达了保安县的吴起镇。令他们失望的是，这个地方非常荒凉，基础设施薄弱，农民贫穷困苦、饥肠辘辘。红军在吴起得不到足够的食物、衣物，也没有足够的房屋 居住，红军大部队安全过冬非常困难。但是对毛泽东来说，保安可以成为一个抗日的基地。中央红军与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出发的红25军即陕北刘志丹所率领的红26、27军合编的红15军团合编，组成新的红一方面军，人数达到11000人左右。此时蒋介石又发起了攻势，红一方面军在11月份于直罗镇歼灭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1个师又1个团，俘获5300多名敌军，缴获各种枪支3500支（挺）。红军教育了俘虏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将他们释放回去，传播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

由于需要更多补给，也为了传播抗战主张，红一方面军组织了对山西的远征。东征在山西广大地区传播了抗战主张，并且扩充了大量兵员。张学良看到了红军的抗日主张，判断红军可以成为他共同对日的同盟，开始秘密地向红军提供现金和枪弹补给。

与此同时，由张国焘和朱德率领的左路纵队，在四川北部的甘孜度过了冬天，于1936年6月与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会师。位于陕北的中共中央制定了“宁夏战役”的作战计划，决定向宁夏发展打通与苏联的交通线，因为当时新疆被亲苏的军阀盛世才所占据。中共中央派遣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部队在甘肃靖远渡过黄河。10月8日，三大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

结论

回顾1928年到1937年的红军医疗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长征中红一方面军医疗救护工作有如下特点。

一 是，红一方面军部队重视对于医护工作者的培养。为了扩充医护人员的队伍，红军吸纳了很多民间的“土医生”进入医护团队，所以中医的医生和中医的药剂师也得 到了红军部队的重视，并积极吸纳。红军注意吸纳社会力量中的医护人员是保持住医护团队人员数量和质量的重要举措。这使得红军的医护团队在长征中能够时刻保 持对新鲜血液的接纳，保证人员队伍的相对稳定。

红军长征中，医护人员不足，只要一有条件，医护学校就会复课。医生们教授非常认真。学员们被 手把手地教授：如何帮病人测体温、测呼吸、测脉搏，如何检查病人得排泄物，如何帮助病人疏通尿道，如何帮助病人灌肠，如何为病人清理眼睛。学员们被灌输 “护士必须时刻在岗”的观念，红军医疗部门一直强调，一旦护士发现了什么异常征兆，必须立即叫来医生。学员们被教会如何守护消化道和呼吸道传染病人。他们 还被教授如何观察病人产生自杀的征兆，如何阻止和避免病人自杀。

红军医疗方面领导人重点关注于野战医疗救护团队的发展，甚至可以这么说，他们更关注围困状态下的野战医疗救护的经验的积累和人才的培养。这是由红军的生存环境所决定的，红军一直处于优势敌人的重兵包围和围追堵截之中。

二是红一方面军医疗部门非常重视传染病的防治，因为红军不断处于作战和行军过程中，部队集体活动，卫生条件简陋，缺少必要的医药，传染病流行如果得不到控制，将极大地削弱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地降低部队的运动力。

长 征中红军医疗领导人们强调保持卫生的重要性。轻伤员必须保持自我清洁的习惯，每天护士要给重伤员进行全身的清洁。病人的食物、衣物和病人的身体也必须保持 干净。对于帮助病人排泄和换衣服，有严格的规定。厨房和厕所必须设置在病房和医护人员住处以外。保持病房干净是护士的责任。病房必须干净，通风良好。医生 和护士的住处也必须干净整洁。

红一方面军的在长征之前就公布了个人卫生守则和公共卫生守则以及防治传染病的守则，在长征中也被医护工作者和 部队官兵严格执行。红一方面军的个人卫生守则号召军民注意个人的饮食、洗浴卫生，勤理发、勤剪指甲、勤换衣服，早睡早起，清晨锻炼。公共卫生守则号召军 民，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保持厨房、厕所和住房的清洁，及时打扫灰尘，给衣服消毒，给传染病人使用过的厕所消毒杀菌，火葬尸体。传染病守则要求军 民，一旦发现传染病人，不论是军人还是普通百姓，必须立即报告。要保护水源，避免污染，有传染病的人不能去厨房工作。传染病人必须被隔离，他们的衣服必须 用沸水煮沸。在苏区的时候，士兵们一年接种一次牛痘，预防霍乱发生，牛痘的功效在长征中也得以保持。这几项守则在长征过程中也被严格执行，有效地降低了传 染病发生概率。

三是红一方面军的医疗体制比较灵活，战伤的紧急处理、后续处理和最终处理三个阶段，非常明确。第四次反围剿之前，红一方面军 将战场紧急救护放到了连一级，培训了连级卫生员，这在当时红军医护人员非常缺乏的情况下，通过紧急培训，造就了大量可以紧急处理战场伤情的新生力量。第四 次反围剿前，红一方面军从每个连抽调一个有文化的士兵去接受了两个星期的普通疾病防治、战场伤亡救护和加强卫生工作的培训。连队卫生员装备有一瓶碘酒、少 量吗啡和鸦片片剂、一瓶高锰酸钾消毒剂，多卷消毒纱布，一把剪刀，一把镊子，一根探针，可以对十个人就行急救。红军医疗部门规定，连级卫生员在完成培训和 装备后，连队禁止调动他们从事其他工作，连级卫生员也有权力调动连队其他普通士兵协助医疗护理。这就为第一时间处理、抢救伤员提供了先决条件。如此配置， 使得部队一旦出现战场伤亡，就可以在前线得到紧急处理，随后伤员后送到团级包扎所，最后再送到军级后方医院。

此外，中央红军长征是战略撤 退，医护人员往往随同伤病员一起行动，医护人员也和战斗部队待在一起，救护伤病员的额距离相对缩短，伤病员生还的几率相对提高。由于之前经历了五次反围 剿，在长征途中，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不断，中央红军医护人员战场抢救伤员的经验非常丰富，这也提高了伤员的生还几率。康复连队的设置也是非常有创意且行之 有效的好办法，康复连队不同于重伤员，有一定的自理能力，且能得到医生的特别照顾，加快了伤病员的康复速度。群众路线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开始建立比较完善的医疗体系，极大地提高了部队伤病员的生存率和康复率。这展示了红军医疗系统领导人精密的计划性以及整个红军医疗工作者的优秀的执行能力。

五次反围剿战斗为参加红军长征的医疗工作者积累了大量在行进中进行手术、治疗、护理的宝贵经验，让医疗工作者提前适应了紧张的战斗环境。这为长征期间，红军的医疗团队发挥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到达陕北的红军医疗团队硕果仅存、减员严重，但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事医疗系统已经完备，而且医护学校也仍然在积极运转，不断为红军培养合格的医护人员。

毫不夸张地说，长征中红军的医疗团队的有效运转，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并且为日后中共军队对日作战的医疗救护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范国平，男，1982年生，复旦大学历史系2012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