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在中国银行内部审计中，一笔30年前的存款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这笔钱是1967年7月8日存入中国银行的，总额为1.2万英镑，户名是“代周总理存”。根据当年的汇率，一万两千英镑折合成人民币八万两千三百零八元。在60年代的中国这无疑是一笔巨款。本文摘自2012年7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原题为《周总理名下的1.2万英镑存款，寻主30年》。

周恩来1950年留影（图源：VCG）

1997年在中国银行内部审计中，一笔30年前的存款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这笔钱是1967年7月18日存入中国银行的，总额为1.2万英镑，户名是的代周总理存。根据当年的汇率，一万两千英镑折合成人民币八万两千三百零八元。在60年代的中国这无疑是一笔巨款。当时这12,000英镑为什么会以周总理的名义存入中国银行呢？这是总理的私人存款还是另有他用呢？

1967年初，在英国伦敦，一套公寓已12,000英镑的价格出售了，这个价格只相当于当时市价的三分之二，只有急需钱用的人才会以如此底的价钱将房产出手。公寓的主人是一对中年夫妇，丈夫叫刘本昆，妻子叫刘道蕊。他们都是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员工，在伦敦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究竟是什么事让夫妇俩把用半生积蓄购买的房产变卖呢？

刘道蕊：“中国是我们的家，我们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共产党。”这是刘道蕊经常会说的两句话。老人1918年出生在英国伦敦今年89岁，她现在住在北京的一家老年公寓里。她说自己之所以能与中国结缘是因为20世纪的那场战争。

1940年，二战的硝烟弥漫着整个欧洲，那一年德军的飞机对伦敦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大轰炸。

刘道蕊：当二战开始时，我大约才20岁。德军的飞机经常来轰炸伦敦，我的家也被夷为一片平地。

轰炸刚刚结束，很多为生计奔波的伦敦市民纷纷去寻找新的工作。那时一个叫多利-史密斯的年轻姑娘来到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应聘。

刘道蕊：1939年，我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我们与中国银行在一个楼里办公。后来，战争开始了，我的公司停业了，于是我又来到中国银行工作。

20世纪40年代，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是中行三大海外机构之一，它不仅负责英国本土的业务，还管辖着整个欧洲与非洲大陆的银行业务。虽然是战争期间，但作为中国政府特许的唯一一家国际汇兑银行，中国银行一直坚持营业。当时中行伦敦分行的雇员既有中国人也有英国人。多丽被聘用后，除了担任柜台出纳应付日常业务，她每天还要为上百名中国海员发放工资，办理汇款。

刘道蕊：遗憾的是，这些海员都是在国民党管理的俱乐部里活动。在那里，他们都被带坏了，沾染上了英国的坏风气。赌牌。嫖娼。他们把挣来的大部分钱都花在那上面了。

多利生长在一个传统的英国产业工人家庭，从小就养成了节俭的生活习惯。看者中国海员把刚刚领道的工资拿去随意挥霍，多利既气愤又同情，那时只要海员们接受她的劝说把工资寄回国内，多利就会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减免他们汇款的手续费。

转眼间就到了1944年，善良勤奋的英国姑娘多利在中行伦敦分行已经工作4年了，她的工作业绩赢得了经理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但是在那年的冬天她却闯了大祸。

1944年中国国内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中国政府和红十字会都在中行伦敦分行设立了募捐箱，为抗日战争的受害者募捐，而多丽发现负责管理中国政府募捐箱的官员经常会盗取捐款。

刘道蕊：我们那时在柜台上放着两只箱子来募集捐款。一个是蒋介石的夫人设立的，一个是红十字会的。我把蒋介石夫人的那只募捐箱放到了柜台底下，因为我不相信他们，我可以肯定那里的钱都得装进那些官员的腰包。我把红十会的那只募捐箱留在了柜台上面。

多利的举动激怒了募捐官，他以私藏政府募捐箱为由要求银行经理开除多利。虽然经理知道多利是冤枉的，但破于压力也只好同意，在那个时候一位年轻的中国员工勇敢的站了出来，他叫刘本昆，毕业于清华大学，原来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雇员。1943年，受总行指派来到伦敦分行工作。在刘本昆的全力帮助下，多里终于被银行留了下来。

多利的正直善良深深的吸引着刘本昆，而刘本昆的骑士风度也打动了姑娘的心。一次意外让两个来自不同国度的年轻人在伦敦了相知、相爱了。五年以后的1949年，多利与刘本昆在伦敦举行了婚礼。婚后多里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刘道蕊。

1949年，在这对新婚夫妇的世界里，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丈夫刘本昆的祖国诞生了新的政权。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稳定金融市场，保护国家财产成了政府的一件大事。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主持下，中国银行成立了总管理处，总处成立后立即通电各海外分行，要求冻结资产等待接收。而那时伦敦分行的形势却异常复杂。

伦敦分行作为中国银行最大的海外机构之一，掌握着大量外汇。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很多人还对这个政权还持怀疑态度。伦敦分行的经理不但拒绝接受中行新总处的领导，还准备把中行在欧洲储存的大量外汇转移到台湾。

在我国人民的革命节节胜利，蒋介石反动政权不断败退的情况下，保卫当时伦敦中行持有的我国人民的财产便成为了一个紧要的任务。楼、郭、周、席和我五个人不止一次地就这个问题在楼的家中开会讨论处理的办法。

这是刘本昆的自述材料中对当时形式的描述，那时伦敦分行的大部分员工已被遣散，只有不足十人留守。其中刘本昆等五位员工的亲属都在国内所以他们对新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为了保护中国银行在欧洲的资产，经过反复考虑刘本昆等五人决定起义。

1949年冬天，对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员工刘本昆来说是极不平凡的，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政府通告各海外金融机构，要求保护财产，等待接收。但当时中行伦敦分行的经理拒绝接受中国政府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刘本昆与另外4名员工为了保护银行在欧洲的外汇存款发动了起义。

我们按照总处的指示，以中行的名义在伦敦汇丰银行另外开设了一个英镑帐户，并规定使用这个帐户必须有我们五人当中一人签字方为有效。

五人起义小组成功的保护了国家的财产，起义胜利后，刘本昆被中行总行任命为襄理。总行考虑到他刚结婚不久，而且妻子又是英国人，就安排他继续留在伦敦工作。

二战结束后英国的经济迅速复苏，刘本昆和妻子刘道蕊都是银行的工作人员，收入都不低，夫妇两先后在伦敦购买了公寓，汽车。生活虽然过得富足安逸。但刘本昆的心理却并不踏实。他的老家是中国天津，父母及家人都在国内，自从1943年来到英国工作后10多年过去了，他始终没有机会回国，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刘本昆非常想回去看看祖国的变化，那时他在给总行领导写了一封信：

我希望回国工作，我的爱人也极愿同我回到中国。对新中国的成就，或是在电影上看到的，或者是在报章上读到的，我们都感觉非常高兴。

刘道蕊：当我们在伦敦时，我们经常去中国大使馆，在那里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电影。那时，粮食很紧缺，是中国人民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

作为一名英国人，刘道蕊很清楚，当时中国的条件远远不及英国，但作为妻子，她最终还是尊重了丈夫的选择。而且，为了能和丈夫一起回到中国，她还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放弃英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但在当时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

1957年，我决定改变我的国籍，成为一名中国公民。但是阻力很大，英国政府要求我必须先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接收我为公民的文件。否则他们拒绝解除我的公民身份。我立即把情况向中国大使馆做了汇报，他们积极受理了我的申请，很快向我颁发了入籍证明。当我向英国移民官出示了这份证明时，他们感到震惊，但也只能同意我放弃英国国籍的申请。

刘道蕊：我是在伦敦时加入中国国籍的。在1957年。已经50年了。

经过多方努力，刘道蕊终于在1957年成为一名中国公民。

1967年初，在刘本昆的一再申请下，中行总行最终同意让他们夫妇回国工作，接到通知后归心似箭的刘本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变卖了全部家产，因为过于仓促很多东西都是半卖半送，就连自己的一套品质很好的公寓也只以12,000英镑的低价出售了。满怀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夫妇俩踏上了行程。

回国后刘本昆被分配到中国银行总行国际部工作，刘道蕊在总行进口部欧美组负责制作各种单据，当时刘道蕊是中行总行唯一一位外国面孔的员工，格外引人注目。

在工作上夫妇两人都是一流的，但1967年的中国，正是文革时期，那时很多与刘道蕊夫妇经历相似的归国人员都受到了冲击，在来中国之前虽然刘道蕊已经做好了降低生活标准过艰苦生活的心理准备。可让她始料不及的是。夕日的老朋友、老同事转眼间就成了特务、叛徒，就连丈夫和她本人也受到了怀疑。

刘道蕊：他们都是特务和叛徒。以前亲密的朋友都成了坏人，这样的事实我们很难接受。我记得有一次开批斗会，批斗一位在伦敦工作过的朋友，散会后，他来到我身边，我听到他十分平静地说，“道蕊，我没有错啦！”在那时，我不能说我知道你没有错，因为那是文革时期。那是我在文革期间惟一一次和老朋友的接触。不幸的是，他们现在都已经去世了，可能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刘道蕊和丈夫刘本昆回国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1967年6月的一天，周恩来总理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中写到：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今天通过银行给您汇去一万两千英镑。这些钱是我们这些年来从我们工资内节省下来的。我们早就打定了主意，要把这些陆续积累下来的钱交给国家，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但是由于目前的情况，我们还不很清楚应该通过何人将这笔钱交给国家才是稳妥可靠。万不得以，我们才将此事交您处理，因为我们深深知道，您是忠实地执行毛主席路线的。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是我们群众可以信赖的人。”

随信寄去的还有一张1.2万英镑的汇票。

根据1967年的汇率，一万两千英镑折合成人民币价值八万两千三百零八元。那个时候在中国，一个普通国家干部的月收入一般不会超过一百元。即使是周总理本人，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四百多元。1.2万英镑的捐款无疑是个巨大的数字。周总理很快做出了批示：个人存款，国家不能收。要尽快查到捐款人，将钱退回去。

由于钱是从中国银行汇出的，总理就指示中行的工作人员找到捐款人，把钱退回去，但因为文革的影响，查找捐款人的事，无法正常开展。当时为了捐款的安全，负责调查捐款人的工作人员以周总理的名义，将钱存入了中国银行。可谁也没有想到，这笔钱竟然存了30年。

文革结束后，刘道蕊和刘本昆夫妇的工作都有了新的变动，刘本昆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际部副总经理，刘道蕊也已经不再做打字员了，她的新工作是培训银行的年轻职工。时代变了，工作变了，但刘道蕊的脾气却丝毫没有改变。

刘道蕊：我在全心全意地履行我的职责，我不允许自己在工作上出现任何错误。我自己的工作，从不出错。在那时，我教一些年轻人学习英语和业务，我希望他们对待工作有同样的热忱，并能严格要求自己。我想，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喜欢我太严厉，但是那些取得进步，取得良好成绩的人，我想，他们会理解我的。

严格要求自己，工作认真负责。这些都是同事们对刘道蕊的评价。其实在刘道蕊看来，那都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一个平常的中国人起码应该做到的事情。

在中国银行工作期间，刘道蕊曾9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2次被评为系统内标兵，3次成为全国劳动模范。

党支部：我现在以无限崇敬的心情正式提出入党申请。多年来，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但是由于以前我的处境不太好，所以我不敢提出申请。现在反党的“四人帮”已被粉碎，我觉得是向党提出申请的时候了。尽管我已经60多岁了，但我仍然希望我能够达到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

这是刘道蕊用英文写的入党申请书。1986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道蕊：我热爱中国共产党。但是，我觉得我还得好好学习，要尽我的最大努力做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时间到了1997年，刘道蕊和刘本昆夫妇都已经退休快10年了。谁也没有想到，两位老人会因为一件往事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那年在中国银行内部的一次审计工作中，发现了一笔30年前以周总理名义存入的存款，经过查实，这笔钱是1967年周总理收到的捐款。当年总理曾指示将钱退还，但由于捐款是匿名的，又赶上了文革，查找捐款人的工作被迫停止，后来中行的一位员工于1967年7月8日将这笔捐款存入了银行。

1967年到1997年，时间已过去了整整30年，将英镑折合成人民币并加上利息，这些钱在97年价值四十六万七千元。情况核实后，上级单位命令中国银行继续执行30年前周总理的指示，找到捐款人，把钱退回去。

经过反复调查，最终证实，刘道蕊和刘本昆夫妇很可能就是30年前的捐款人。

刘道蕊：在中国，我们不需要那笔钱，我们认为，我们最好把钱捐给国家，通过周总理捐给国家。那时我们对其他人不了解，但是，我们了解周总理，我们信任他。

1967年，刘道蕊、刘本昆夫妇变卖了自己的家产，从伦敦回到北京。回国后夫妇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出售公寓所得的1.2万英镑以匿名的方式寄给了周总理，他们希望这笔钱能对祖国的建设做出贡献。可没有想到的是30年后中国银行又派人连本带息把钱送了回来。

刘道蕊：中国银行的代表来找我们，他们问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笔钱。我们告诉他们，这笔钱已经捐出去了。但他们说钱仍然在我们名下，因为周总理并没有接受这笔捐款。他们问我们的意见，可我们不同意收回，我们拒绝了。

刘道蕊夫妇其实并不富裕，在很多老同事的眼中，他们一直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

刘道蕊和丈夫在80年代末相继退休，家里的经济来源就只有退休金，那时丈夫刘本昆长期患病，经常需要住院治疗，可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两位老人还是坚决不肯收回捐款。

刘道蕊：她提议以我丈夫的名义建立一个基金会，用来表彰银行的优秀的员工，我们表示同意。

两位老人最终决定把自己的捐款奉献给中国银行，奉献给他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地方。1997年8名青年职工成为了第一届刘本昆基金获得者。

2007年1月6日是刘道蕊89岁的生日，中国银行的青年员工们为她举办了热闹的生日聚会。

从1967年刘道蕊与丈夫一起来到中国时算起整整40年过去了，40年间她一直生活在北京，没有再回过自己的故乡英国。刘道蕊说10年后，她还要在北京过自己99岁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