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立刻出访苏联，与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苏联是领土最大的国家。这两个国家的结盟，对改变世界格局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作用。但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没有维持几年就土崩瓦解；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于是，就在中苏关系剑拔弩张的时候，一位苏联籍记者秘密造访台湾，并受到蒋经国接见。该记者访问台湾的目的，是想了解苏联与台湾联手“除掉毛泽东”的可能性。由于这件事极其敏感，再加上当时的苏联和台湾还处于敌对状态，因此这是一次鲜为人知的“外交活动”。

　　两个关键的人物

　　在这次神秘的外交活动中，时任台湾“新闻局”局长的魏景蒙和《伦敦晚报》驻莫斯科的记者维克多·路易斯是两个关键人物。

　　魏景蒙是浙江杭州人。他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天津《庸报》和上海《时事报》记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专门委员。抗日战争中，他应邀访问延安，并受到毛泽东接见。当他问及苏共与中共的关系，并指出第三国际的解散不过是“一种戏法”时，致使毛泽东很不高兴。他指责说：“魏先生，你的话极不妥当！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在心灵上永远团结一致，虽然我们已不再重视结构上的团结。”1949年以后，魏景蒙随国民党到了台湾，担任英文《中国日报》发行人和中央通讯社社长等重要职务。维克多·路易斯造访时，他正在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局长任上，安排接待了这位神秘的客人。

　　相比之下，维克多·路易斯的经历和身份则更为复杂。他1928年出生于莫斯科，1949年在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因遭遇斯大林“大清洗”而被捕入狱。1956年出狱后，他曾经为美国《时代周刊》驻莫斯科记者充当翻译，后来担任《伦敦晚报》驻莫斯科的记者达20年之久。此外，他还与英国籍妻子珍妮佛开了一家出版社，专门为外籍人士出版《苏联指南》和《莫斯科资讯》。路易斯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口齿伶俐，做事老练。据说他在乡下拥有一所豪宅，里面不仅有室内游泳池、室外网球场，还有数不清的古董、名画和雕像，因此他经常在家中接待外交界和新闻界的朋友。

　　作为新闻记者，路易斯的采访报道经常是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比如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他是西方媒体中第一个得知此事的人。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后，他曾经向中国领导人发出警告：如果不主动修复双边关系，苏联很可能会使用核弹进行袭击。此外，他还以独家报道的形式披露了苏联国家领导人的变更、持不同政见者的动向和其他重要的社会新闻。正因为如此，有人说他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工作人员，有人说他即便不是KGB特务也是他们的传声筒，还有人说他是双重或多重间谍。

　　一次试探性接触

　　1968年10月中旬，台湾驻日大使陈之迈给魏景蒙发来电报，说《伦敦晚报》记者维克多·路易斯希望访问台湾。为此，魏景蒙立刻向蒋经国作了汇报。蒋经国请示蒋介石之后对魏说，他们同意路易斯来台湾访问。

　　在此之前，台湾驻日本大使馆外交官曾经把蒋介石所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送给路易斯。路易斯看过后，认为这本书对苏俄的评论很不公平。他对这位外交官说：你们不要一味地把苏联当作敌人，而应该主动与莫斯科进行接触。在这方面，他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10月22日下午3点半，魏景蒙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路易斯。刚一落座路易斯就明确表示，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探寻苏联与台湾建立正常交往的可能性。他强调：“虽然我不是俄国政府派来的，但至少我可以起到传话的作用。”

　　听完路易斯的表白之后，魏景蒙不无忧虑地说：“我们过去与苏俄合作有惨痛的经验教训。”这话与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表达的思想完全一致。路易斯解释道：“那些事情都是斯大林干的，现在的苏联早已今非昔比了。你们不要对那些不愉快的往事耿耿于怀，应该在寻求又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两国关系。比如双方不仅可以建立会谈，还可以在新闻、贸易和文化等领域开展广泛的交流活动。”

　　此外，路易斯还提到毛泽东、国际共运和“两个中国”等敏感的政治问题。这次会面给魏景蒙留下的印象是：“俄国有个计划，希望在毛泽东覆亡后有一个由他们操纵的中国，另一个中国则由国民政府统治。”临别时，路易斯还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能够会见蒋经国并与蒋合影留念。路易斯说，这样做是为了在“传话”时增加自己的可信度。

　　蒋经国会见路易斯

　　魏景蒙与路易斯会谈后，马上向蒋经国作了汇报。蒋经国同意与对方见面，但为了不引起外界的猜测，他先接见了几名来访的外国记者。在此期间，魏景蒙特意安排路易斯到台湾各地观光游览，以展示台湾的各种成就和自由氛围。

　　根据路易斯带来的各种信息，魏景蒙为蒋经国接见路易斯草拟了一个谈话提纲：

　　1我们愿在实际行动之前和莫斯科磋商反攻大陆的计划。

　　2在反攻大陆时请你们严守中立，或者索性帮助我们。

　　3双方要建立固定联络地点，东京大使馆应该是较好选择。

　　4苏联要立即废除与中共签订的友好互助条约。

　　此外，他还根据路易斯的观点提请蒋经国注意以下两个问题：第一，要想搞“两个中国”是绝对不可能的；第二，美国、苏联、日本都没有理由动手除掉毛泽东，只有台湾才具备除掉毛泽东的合法性。

　　1968年10月29日，路易斯终于见到了蒋经国。蒋经国对路易斯说：“当今中国大陆没有人可以继承毛泽东，……毛垮台后唯一能够统治中国的，就是国民党。”路易斯说：“据我们所知，如今在中国有一个亲莫斯科的共产党，如果国民党返回大陆后能够容忍他们，那么苏联就会在你们反攻大陆的时候保持中立。”在这次会见中，他们还讨论了未来的联络问题。有意思的是，蒋经国会见路易斯之后，蒋介石还特意召见魏景蒙，向他仔细了解路易斯来访的情况。这说明蒋介石对路易斯带来的信息，特别是“在中国有一个亲莫斯科的共产党”非常重视。

　　魏景蒙两赴欧洲

　　1969年5月1日，正在罗马的路易斯给魏景蒙打来电话，希望在台北或曼谷会面，以便进一步交换意见。魏放下电话后立刻请示蒋经国，蒋认为台北与曼谷目标太大，容易引起注意，因此不如把约会地点定在罗马或维也纳。几天以后，蒋经国陪魏景蒙赴台北士林官邸拜见蒋介石。蒋介石围绕反攻大陆的问题提出了“五点原则”。为此，魏景蒙在日记中写道：“我这次行动最重要的任务，是使他们以具体措词谈如何合作，以及应采（取）何种步骤推翻毛政权。”

　　5月14日，魏景蒙飞抵维也纳并与路易斯共进晚餐。路易斯对他说：莫斯科认为毛泽东背弃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的条款，因此苏联可以做出如下保证：“不论由台湾或中国大陆上发生任何形式的争执，苏联都认为那纯属中国内政，与苏联毫无关系。如果形成内战，苏联是决不会支持毛泽东的。”此外，他们还谈到军事合作、交换情报和进—步联络等问题。

　　十天以后，魏景蒙返回台北，向蒋经国汇报了上述成果。汇报结束后，蒋经国特意嘱咐说：“你告诉魏部长，王平没到维也纳。”蒋经国所说的“魏部长”，是台湾的“外交部长”魏道明，而所谓“王平”，则是魏景蒙为保密起见为路易斯起的化名。从蒋经国的嘱咐中可以看出，这件事连他们的外交部长者腰回避，足见其机密到何等程度。随后，蒋经国又陪同魏景蒙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根据双方约定，魏景蒙于1969年10月2日飞抵罗马，准备与路易斯再次会面。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本来预定了旅馆的路易斯却没有露面。

　　最后的交往

　　一年以后，神秘的路易斯再次与魏景蒙联系，要求与他会面。当时路易斯又在罗马定了旅馆，但是为了保密，蒋经国让魏景蒙把见面地点改在维也纳。

　　1970年10月26日，魏景蒙抵达维也纳之后才通知对方地点有所改变。四天后，路易斯来到维也纳。见面之后，路易斯首先为去年的事道歉。他解释说，去年失约与周恩来、柯西金的会谈有关。如果他在这个节骨眼上与台湾方面联系，将会使柯西金处于尴尬的地步。

　　魏景蒙问道：“这一次你为什么要约我见面呢？。路易斯说：明年就要召开苏共代表大会了，这次大会将涉及到权力分配的问题。在苏共中央内部，总理柯西金属于鸽派，对北京持温和态度，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属于鹰派，对北京持强硬态度。如果台湾能够提供情报，证明毛泽东为了对抗莫斯科正在准备发动更大战争，那将有利于勃列日涅夫掌握主动。路易斯还说：“过去苏联已经明确表示，如果国共交战，苏联不会帮中共。如今可以做进一步承诺，那就是苏联希望与中华民国联手合作，共同消灭毛泽东。”

　　为保密起见，二人离开餐厅，钻进路易斯租来的一辆汽车。魏景蒙问道：“如果双方实现合作，莫斯科能为我们反攻大陆做些什么？”路易斯回答说：“莫斯科当然不会派遣大批军队到大陆和毛的军队作战，但是他们可以配合台湾的行动，在台湾发动反攻时，先以飞弹摧毁中共的海防基地。”他还说：“很明显，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是不会帮助你们反攻大陆的。何况现在美国已经和北京开始谈判。如果谈判成功，其他国家也会效仿美国，从而使台湾陷于孤立。所以说，如果你们不能在未来两三年之内反攻大陆，就可能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

　　10月31日，路易斯草拟了一个双方合作的方案让魏景蒙过目。其中说，台湾在反攻大陆时，苏联可以先用导弹摧毁中共的海防阵地，然后苏联还可以向台湾飞行员提供轰炸机和空军基地，以便摧毁中共设在罗布泊的导弹基地。路斯还一再强调：美国不会帮助台湾反攻大陆，你们只有在苏联那里才会找到帮助。

　　11月7日，已经回到台北的魏景蒙在蒋经国陪同下赴士林官邸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问他对方的态度是否诚恳，他回答说：“还算诚恳，但有时也摆出掮客的模样。”随后的事情有点虎头蛇尾：路易斯给魏景蒙来信索取报酬，魏向蒋经国请求后答应了对方的要求。拿到报酬之后，路易斯就再也没有露面。

　　于是，路易斯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一个骗局还是真有其事？局外人很难做出正确判断。不过从事情的经过来看，蒋氏父子对整个事件的过程了如指掌，但是苏联政府方面却始终没人露面。因此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外交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