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资料显示，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最早的联系始于1926年6月3日，当时广东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电邀人在苏联的冯玉祥赴广东共筹“北伐”大计。其后更于1928年2月18日，“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 。自此一直到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黑海敖德萨港附近因苏联“胜利号”轮船起火去世，两人交往一共二十年又六个多月。

　　正如台湾“中研院”陶英惠在《蒋介石冯玉祥交往实录：蒋冯书简新篇》中所言：“在这二十多年中，他们两人、时而兵戎相见，时而握手言和，反复较量，可以说恩怨一直不断，最后终于分道扬镳，彻底决裂。”

　　众所周知，蒋介石和冯玉祥，在中国近代史上曾是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是民国时期左右政局之人，分别代表了中央（黄埔）、国民（西北）两个军系的领袖。他们同另外两大派系阎锡山（晋军）、李宗仁（桂系）一起，各自手握重兵，雄踞一方。

　　蒋冯两人之分合，影响民国政局至深。正是如此，有关两人公私来往函电，颇具史料价值。然而，如果不加以详细的注解，实在难以说明他们二人之间交往的真相。所幸任职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辑注者陶英惠教授，终于为这批函电整理出一条清晰可辨的脉络。同一封电函内容，陶英惠会对照相关书籍资料，力求找出电函所指究竟为何，以及电函内容产生的前因后果和各方的真实意图，让读者在阅读时，对蒋冯两人的历史角色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并对研究中国现代史者，提供一份难得的资料。

　　正是通过陶英惠对1926-1948年间蒋冯书简的搜集、整理和注释，不难发现：蒋冯两人从北伐战争时期南北呼应相见恨晚、惺惺相惜而义结金兰；到中原大战期间为了不同利益而相互倾轧，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兵戈相向；进而到抗日战争时期，再度携手，推心置腹；最终却在国共内战时期因政见不同而彻底决裂。正所谓，蒋冯之间复杂关系，堪称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北伐时期：蒋“捧”冯到郑州结盟

　　1927年之时，蒋介石和冯玉祥头上都顶着“总司令”的头衔，这是早期蒋冯电文多以蒋总司令、国民联军冯总司令开头的原因。

　　不同之处在于，蒋介石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冯玉祥是国民联军的总司令。

　　蒋介石的崛起同黄埔军校分不开。孙中山为建立革命武力，于1924年6月成立黄埔军官学校，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同年10月，军校学生平定广州商团事变，蒋介石的黄埔系开始崭露头角。1925年2月，蒋介石率军校教导团以及粤军第一次东征，连战皆捷；6月，蒋介石又讨平了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巩固了广东这块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也为自己后来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冯玉祥成为国民联军的总司令颇有一番曲折。

　　冯玉祥本名冯基善，字焕章。1882年出生于河北保定，十一岁因家境贫寒失学，只得住在父亲的营盘里自修功课，其父希望替他补上兵额，领得一些“恩饷”以补助家庭用度。当时他父亲所在的清朝保练军是著名的“父子兵”，一般人是很难补得上的。后来营中终于有了一个缺额，管带苗某就说：“这回该叫冯大爷的儿子补上去。”主管人员问：“叫什么名字？”苗管带一时想不起来，又怕耽误这一机会，就随手写了“冯玉祥”三字。从此，这个名字就正式使用起来。

　　从军之后，冯玉祥历任哨长、队官、管带、协统、师长，一直做到陕西督军、河南督军、陆军检阅使等，以治兵严厉闻名。1924年9月，北洋军阀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以直系部将，率所部自古北口班师回京，与老同盟会员胡景翼、孙岳两军会合，号国民一、二、三军，趁机倒戈，反吴佩孚发动首都革命。从此，国民军成为新兴崛起的独立军系。1925年1月，冯玉祥专任西北边防督办，将国民一军各部统辖于西北边防督办署，改称为西北陆军。

　　1926年初，由于曹锟、吴佩孚的直系联合张作霖的奉系在华北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广东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指出，“国民军退出京津，尚未被完全消灭前，英、日两国比协定以奉军对西北之国民军，以吴佩孚对南方之广东革命军，故应联络国民军，使其退守西北，保留固有之势力；并于三个月内出兵北伐，在吴势力尚未充足之际，一举占领武汉。”

　　正是如此，1926年6月3日，蒋介石电邀冯玉祥来粤共筹大计。6月11日，人在苏联莫斯科的冯玉祥复电：“我救国军队非会师武汉，不能达救国之目的。”并电文派李鸣钟、刘骥全权赴粤会商。按照陶英惠教授的理解，蒋介石与冯玉祥互通函电，“可能自此始”。

　　其后，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誓师北伐。这年的9月16日，冯玉祥自苏联归抵五原，17日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实际上，国民政府誓师北伐之时，国民军正在与直奉联军酣战。誓师之后的冯玉祥，收拾残局，重整旗鼓，正式加入国民革命行列，平定甘陕，出潼关而鏖战中原。

　　这一时期，蒋介石对冯玉祥可谓“赞誉有加”，其在1926年12月6日的电文中就写道：比闻督师出陕，节麾载道，风威所播，遐迩钦崇。吾兄救国之赤诚，奋斗之热忱，西北推为柱石，同僚视为导师。

　　1927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分裂成武汉和南京两派—宁汉分流，再加上占据北方的张作霖，出现了3个政权对峙的局面。统辖豫陕甘三省，控制着陇海、京汉铁路交叉口的国民党员冯玉祥，一下子成为南京蒋介石和武汉汪精卫都极力争取的对象。

　　对于双方的拉拢，冯玉祥采取了两面手法，一边派刘骥为驻武汉代表，一边派熊斌为驻南京代表。当宁汉两方都委任他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时，他均不就职，仍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自居。

　　蒋介石最终用“雪中送炭”打动了冯的心。坐拥重兵的冯玉祥也有烦恼—西北穷苦，40万大军的军需供应始终是个难题。在宁汉之间，冯玉祥选择支持蒋介石，虽然婉拒后者要他“向武汉进兵”的提议，但在“清党”和联合北伐上都决定和蒋结盟。

　　宁汉合流后，蒋介石于1927年8月13日被迫下野，南京群龙无首，冯玉祥为张宗昌奉鲁联军进犯所苦。于是，他于1927年8月14日、9月25日、12月1日再三呼吁迎蒋复职，并约阎锡山一起于12月11日拥蒋出山，还派出部下张之江等东渡日本迎蒋回国，电文说“介公一身紧系党国安危，无论如何艰辛，无论如何谤毁，必须努力完成革命工作。”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通电冯玉祥、阎锡山等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同时，冯玉祥大败张宗昌，蒋介石再次专程从南京到河南与冯相会。在郑州，两人交换兰谱，作了盟兄弟。蒋送冯的帖子上写着“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冯回赠“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

　　从此，蒋给冯来电必称“冯总司令焕兄”，冯去电必称“蒋总司令介石我弟”，煞是亲密。

　　特别是1928年4月6日的一封蒋介石答谢冯玉祥赠马的电文尤见两人关系之密切。其文如下：冯总司令焕兄同志勋鉴：章密。赐电敬悉。承赐马匹，无任欣感。如此间派员往运，来往费时，候用甚急，务请兄派员送来为荷。弟中正。

　　“焕章兄”与“中正弟”分裂端倪

　　1928年4月7日，蒋介石在部署妥当之后下达北伐总攻击令。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担任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挥师北上。6月2日，张作霖宣布退出北京，北伐宣告成功。

　　后来的历史很清楚：冯玉祥先是于1929年5月19日布置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国民军）反蒋；又与第三集团军的阎锡山一起于1929年10月10日通电讨蒋；再和阎锡山、第四集团军的李宗仁一起于1930年4月1日通电反蒋，并掀起了1930年的“中原大战”。

　　“焕章兄”与“中正弟”的亲密不再。这一点我们从1929年冯玉祥呈蒋主席第一封电文即是请假函可看出：

　　（1929年2月14日）介石主席我弟如握：年来用兵，因兄失于检点，致操劳太过，体气大不如昔。……不料一时不慎，至今每日午后五时前后便发热一次，以为初愈以后之态，不久当大愈也。

　　到了南京的冯玉祥“空欢喜”一场，其实早在1928年的电文中同样可以看出端倪。

　　在1928年5月22日的蒋介石致冯总司令请赞成由阎锡山和平接受京津电写道：奉军退出关外，阎部和平接收京津，事属可行。电文还称：如果冯玉祥接管京津，会让日本、英国等北京的外交使团对他心生芥蒂。可是，之前蒋介石向冯玉祥许下诺言：如攻克平津，即以冯部将领鹿钟麟担任平津卫戍总司令、韩复榘任河北省政府主席。

　　《冯玉祥日记》记载，此事令冯玉祥大为光火。一直称病，不参加北平举行的善后会议。后在李宗仁“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调停劝说之下，才动身北上。而蒋介石自知亏待了冯，为安抚他的情绪，任命冯的部将孙良诚为山东省主席、何其巩为北平特别市市长。

　　据说，当阎锡山极力劝说蒋把平津分给他，蒋还非常犹豫。阎说：你看看谁没有吃过他的亏。蒋听闻此言，立刻下了决心。后来的历史学家解释，这是冯玉祥后来反蒋介石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伐成功后，身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的冯玉祥率先入都，其重要文武干部，也都带到了南京。原来，北中央为促成全国统一，对冯玉祥、阎锡山、李济琛、李宗仁等高级将领，分别给予专职。

　　此时，冯玉祥手握40万重兵，又是蒋介石的结拜大哥，前思后想觉得蒋介石不会亏待自己；而蒋介石此时也需要冯玉祥作出表率，造成两人结盟以压迫阎锡山、李宗仁等势力的目的。

　　但是，编遣会议在南京一召开，冯玉祥就意识到了蒋介石对他早有戒备之心。

　　当时，身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的冯玉祥提出了“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的方案，主张各集团军部队混合来编，军权归中央统一掌握，各军总司令均到中央供职。特别在自己的方案中提到，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12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8师人马。

　　结果阎锡山提出四大集团军各编11个师，另设立一个中央编遣区，也编11个师，归蒋介石掌握，这样，“拆散了冯蒋合作关系，最大程度地便宜了自己，也讨好了桂系”，这个方案得到蒋、阎、李的认可。

　　当时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最强大，按这个方案，他首当其冲地成为“削藩”的对象。冯玉祥自然不会认可，最终编遣会议无疾而终。

　　难怪到了3月12日，人已经在河南的冯玉祥干脆给蒋介石发了一封请辞军政部长的电文：南京国民政府蒋主席钧鉴：窃以为军政部为全国军事行政最高机关，范围既大，指责尤重。玉祥猥以菲材，忝长斯职。……卒以才有所不逮，力有所不胜，精神体气，渐觉不支。……伏乞俯体微忱，准予开去军政部部长职位……

　　这又可看做是蒋冯分裂的重要原因。

　　1929年，桂系首先在武汉发难反蒋，蒋桂战争爆发。从3月24日、4月2日、4月3日、4月6日和 4月10日蒋冯之间的电文可以得知，当时冯玉祥出动了13万大军到武胜关。

　　但后来的历史是：冯玉祥的大军一直按兵不动，电文只是为了应付老蒋，表示服从中央。而蒋为防止他两面讨好，公开发表了冯给他的电报。冯又向李宗仁表示，此举只是为了麻痹老蒋。同时密令韩复榘紧急行军，抢夺湖北地盘。韩问布告内容是写“讨桂”还是“讨蒋”，冯说，“哪方都不写。你仔细观察，若桂系胜了，就填上蒋逆，若蒋胜了，就填上李、白逆。”

　　冯玉祥的两面做法惹恼了蒋介石。打败桂系后，蒋介石拉拢冯已没有必要，于是命令部下抢在冯部到达48小时之前占领了武汉三镇、并通电山东省主席孙良诚，不得在日军撤出后接收济南，随后在山东聚集重兵，活生生从冯玉祥手里抢了地盘。

　　原来，困于西北的冯玉祥一直渴望拥有港口和铁路，部下孙良诚虽然担任山东省主席，因为青岛和胶州铁路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始终未能完全如愿。蒋桂开战时，为稳住冯玉祥，蒋介石派邵力子赴豫会谈，除许诺200万，还答应让他完全控制山东全境。

　　山东事件，让“结拜兄弟”公开决裂。于是有了5月19日冯部将领刘郁芬、孙良诚等28人联名通电“护党救国”，要求蒋下野，并拥冯为“护党救国西北路总司令”。另一方面，南京方面宣布开除冯的党籍和一切官职，着令缉拿军办。

　　正当这个关口，不愿听命西撤、放弃地盘的冯玉祥部下韩复榘突然离冯而去。他说服石友三和马鸿逵等几位高级将领一起投靠了蒋介石。三人带走十余万精兵，约占冯玉祥的三分之一。不久，杨虎城也脱离而去。于是就有了冯玉祥1929年5月27日下野的通电。

　　“如果不是山东被夺，他们之间还不至于兵戈相见。”冯玉祥的小儿媳、冯史研究专家余华心曾在《冯玉祥传》中指出。

　　兄弟再携手到最后的决裂

　　正是这三大“过节”直接导致后来的冯玉祥联合阎锡山、李宗仁起来反对蒋介石。并有了冯玉祥的队伍中“蒋介石是敌人，阎老西是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故事。

　　事实上，冯和阎之间是有梁子的。早在北伐前，阎锡山曾参与直奉的“讨赤联军”，攻打过冯玉祥的国民军。北伐时，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打到靠近保定，遭遇奉系精锐王牌部队的猛烈攻击，曾向冯玉祥求援，冯以无兵可调拒绝了。

　　特别是1929年在阎的邀请下，冯玉祥兴冲冲地奔赴山西共商反蒋大计。结果，在晋祠，阎锡山一边盛情款待冯玉祥，隔三差五携公子、夫人前去拜访，商谈反蒋策略。另一边到北平“检查身体”，与蒋介石密谈，讨价还价。

　　直到1930年4月，原二、三、四集团军组成反蒋联盟，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就任副总司令。

　　当时冯玉祥的许多部下都反对联阎，认为其阴险狡诈，反复无常，不可与之共事。之前，鹿钟麟曾对何应钦的代表说：“蒋介石是敌人，阎老西是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

　　中原大战因为张学良通电入关，蒋介石大获全胜。失败了的冯玉祥移居泰山脚下，过了一段山居读书生活。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兵力迅速扩大到10万，一度收复、接管察省全境。这引起了南京政府的惊恐。在日蒋联合进攻下，冯被迫通电全国，辞去总司令职务。几个月后，抗日同盟军战败。冯玉祥再回泰山读书。

　　1935年由于日军步步紧逼，蒋介石在抗日态度上有了变化。1935年9月，蒋介石公开表示：“中国对于日本的妥协让步，毕竟有一定的限度。”10月蒋介石再次发电报邀请冯玉祥出山。这年的11月1日，冯玉祥乘专车前往南京，为了表示敬意，蒋介石让出自己在中山陵四方城的官邸，让冯玉祥居住。

　　冯玉祥到南京初期，蒋介石与他几乎朝夕相处，事事向他请教，他每提出一个建议，蒋介石都诺诺答应，甚至用红铅笔记下。

　　正是如此，在这段时间内，冯玉祥致蒋介石的多封书信开头写道“昨晚聚谈，以鄙见所及，荷蒙嘉许”、“昨晚承招饮，相谈甚欢，所陈三事，颇蒙嘉许”、“昨谈各事，快甚！”等的话语。而冯玉祥确也将自己关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甚至包括法律的一些观点，写给蒋介石阅览。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逼蒋抗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冯玉祥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请求释放蒋介石，同时表示，自己愿意去西安做人质，以保证张杨的安全。

　　在12月13日这封致张学良的电文中，冯玉祥写道：“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玉祥选择全力拥护蒋介石，到南京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两人携手走向抗日战场。

　　从陶英惠教授搜集的电文看，淞沪会战期间，冯玉祥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其后冯又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期间冯玉祥举荐的人才如冯治安、鹿钟麟等一概予以录用。

　　自1939年下半年起，蒋介石、冯玉祥的互动日渐减少。对此，陶英惠教授解释：此时冯玉祥经常接触者，多为共党或左派人士。而冯玉祥又遇事好作批评，致蒋介石对其“敬而远之”。

　　此后，冯玉祥基本无公事可办，直至抗战胜利。

　　1945年，冯玉提出出国考察。蒋介石给了他“水利特使”的名头，并给他办了退伍手续—1945年7月31日。“他为这个事很伤心，他可是个终身的职业军人啊。”据余华心介绍，这是冯玉祥后来始终不肯原谅蒋介石、反蒋到底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6年9月14日，冯玉祥携夫人李德全、参议冯纪发等八人抵达美国。

　　不过，蒋冯最后的决裂是在1947年。 这一年的9月9日，冯玉祥在美国组织“华侨和平民主协会”，以促进其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其后，又多次在美国街头发表演讲，呼吁美国民众不要支持蒋介石。

　　1947年11月12日，蒋介石以其反政府言论和行动，过于离谱，撤销了其赴美考察水利专使名义，令即回国。冯玉祥不予理睬，随即国民党开除了冯玉祥的党籍。1948年元旦，李济琛领导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冯玉祥被选为中央委员之一。

　　2月8日，冯玉祥在《纽约下午报》发表了一封致蒋介石的公开信，信中冯玉祥指斥蒋介石撕毁了政治协商会议全部议案和诺言。要求蒋介石，“下野，立刻离开中国，把所有的交还人民！如果你仍是基督信徒的话，那么，你应该向上帝招认你的罪过。”

　　信中，冯玉祥告诉蒋介石，我写给你这一封信，或者是最后一封信。没想到，一语成谶，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黑海敖德萨港附近因苏联“胜利号”轮船起火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