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连老战友微信群建立有感

　　音乐被称为人类的第二语言，七个音符演绎出变化万千的优美乐章，更神奇地是她可以超越各自独立的几千种母语，在全人类无障碍的交流。

　　把我们这些人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一种传递信息的神奇语言，也是世界通用且只有三种符号。1837年，美国画家莫尔斯，发明了用一种音调平稳时断时续的电信号来传递信息的代码，开启了人类早期数字通信的先河。

　　这种代码由两种基本信号和不同时间的间隔组成，两种基本信号是，短促的点信号和保持一定时间的长信号，专业术语叫“点”和“划”，读作“嘀”和“嗒”。点、划和间隔时间为，点=1t，划=3t，点划间=1t，数字（字母）间=3t，组（词）间=5t。用点划的不同组合表示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就是莫尔斯电码，这种传递信息的方式叫做电报。

　　使用英语的国家，可以用莫尔斯电码直接传递文字信息。在中国，由于汉字的特殊结构，收发电报不可能直接用电码表示文字，而是采用由四个阿拉伯数字代表一个汉字的方法，简称“四码电报”。

　　1844年5月，莫尔斯在华盛顿国会大厦最高法院会议庭里，用他研制的电报机，向64公里之外的巴尔的摩发送了世界上第一封电报，电文内容是《圣经》中的一句话：“上帝啊，你创造了何等的奇迹”。几十年后，人类发明了电话。

　　莫尔斯的科学创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当时，火车和轮船已经发明了几十年，社会运行开始提速，人类迫切需要一种不受恶劣天气等自然条件限制，远距离高速的通信方式。1832年，已经担任美国画家协会主席的莫尔斯，在一次返回美国的轮船上，被同行的电学博士杰克逊神奇的电磁讲述所吸引，立志要完成许多科学家梦寐以求的用电来传递信息的梦想。

　　他从学习物理学、电磁学的基本知识开始，倾其所有投入到研究和实验中，期间因为经费不足，一度返回大学教授绘画，最终凭借他丰富的想象力和数年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41岁时获得成功。1858年，欧洲许多国家联合给莫尔斯一笔40万法郎的奖金。在莫尔斯垂暮之年，纽约市在中央公园为他塑造了雕像，以巨大的荣誉，来补偿曾使这位科学家陷于饥饿境地的过错。

　　电报最初是通过有线传送，18世纪下半叶，电磁波被发现，无线电的概念逐渐走进了科学研究的视野。1900年10月，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在英国的康沃尔，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10千瓦音响火花式电报发射机，架起了巨大的天线。第二年12月，马可尼在横跨大西洋的加拿大，用风筝牵引竖起400英尺的天线（当时科学家认为电磁波都是直线或沿着地球表面传播，直到1927年证实了电离层的存在），成功地接收到从英国传来的莫尔斯电码——S，三个短促的点信号，两地相距3600公里。马可尼190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被誉为“无线电之父”。

　　无线电通信从短波频段的发现和使用开始，短波是利用距地面50至1000-公里电离层的反射、折射、散射传播的电磁波，因此也有人称之为天波。

　　莫尔斯电码与短波通信技术的完美组合，创造了全新的通信手段——无线电报。无线电与有线电通信相比的优势显而易见。同时，传送莫尔斯电码只需要一个平稳的不变调的无线电信号，所以它的无线电通讯设备比其他方式的更简单，并且只需要很窄的频宽，能在高噪声、低信号的环境中使用。

　　无线电通信在我人民军队的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1年1月，毛泽东、朱德明确指出，“无线电的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都更重要些”。1941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通信战士》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解放战争大决战阶段，周恩来曾感慨地说：“在西柏坡，我们不发枪，不发粮，不发人，只发电报”。

　　无线连前辈们在战争年代创造过经典战例。第38军老军长在回忆录里记载，抗美援朝二次战役中，113师338团前卫团占领三所里后，“团长朱月华让师报务主任张甫马上发报，。。…。张甫他们……立刻架机发报。因为电报的几项内容都是出发前按规定编好的号码，所以只要发出几个信号就行了。张甫熟练地发出几组信号，……5分钟之内就沟通了团、师、军和志愿军司令部的联系，对保证上级指挥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通信兵在战斗中的一个创造，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张甫同志也荣立了战功。”同时，亦为彭总批示的“万岁军”做出重要贡献。

　　本人1969年入伍的时候，还处在随时准备打仗的年代，那时无线电报通信是师本级对上对下唯一可靠的联络手段，无线连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连队干部经常自豪地夸耀，师长说了，给我几个“钢八连”，也不换一个无线连。张卫平在微信中说，参加军区竞赛动员会上，副军长说，打仗的时候，宁可丢了一个团，也不能丢掉一部电台。那一代有战争经验的将军，虽然不具备现代军事理论，但在潜意识里他们明白，通信是指挥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电报在社会生活中的覆盖面远远大于电话，普通家庭遇到远距离紧急通讯需求时，首先想到的是发电报。1958年10月1日落成的北京电报大楼，是连接全国和世界的电报通信枢纽，每到整点就响起的东方红乐曲，曾经是新中国、新北京的象征，向人们展示着电报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报务员和报务训练

　　师通信营担负的是战役级别的通信保障任务，电话和电报是最基本的通信手段，相应的专业是话务员和报务员。话务通信使用母语，从这个意义上讲，话务员的第一任教官不是班长或教员，而是他（她）的父母；话务员的第一课堂不在部队，在家庭和学校。培养报务员运用莫尔斯电码传递信息，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成为一名优秀的人工手键报务员，不需要很高的文化水平，其中也没有多少科技含量，但她确实是一种对人体某些部位的技能要求极高，把潜能发挥到极限，同时对综合素质有较高要求的专业技能，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艰苦训练，如果想保持较高的水平，必须坚持高水平的训练。当时有陆军的报务员、空军飞行员和海军潜水员最难培养的说法。

　　以发报为例，每分钟100码的速度，单从速度上看，是介于优秀和良好之间的水平。按照莫尔斯电码的规定，1到0的10个阿拉伯数字需要拍发36个“点”和“划”，100码的速度，就需要拍发360个点划，每拍发一个点或划，手腕都要做从水平线到上水平线，再到下水平线三种水平的重复运动，这样一分钟报务员要做1080个动作。每个点或划手腕运动的幅度、力度和时间要一样，这中间还有将近400个间隔，分别有三种不同时间的要求，都要均匀的控制好。难度可以想象。

　　报务训练的准备阶段，从认识26个英文字母和重新定义的阿拉伯数字读音开始，学习按照标准的笔顺书写，铅笔削到什么程度有明确要求，书写报文时转铅笔的时机和力度那是有讲究的。这一阶段的重点是熟记莫尔斯电码，那时如果业余时间在营房的背静处，看到手里拿着卡片，眯着眼睛，口中念念有词的，一定是报训队的学员。

　　收报训练初期并不难，因为速度比较慢，学员之间差距不大。但随着速度的提高，对听力、大脑反应能力和快速书写能力不断提出更高要求。压码抄收是收报教员反复强调的问题，因为将莫尔斯电码反应为数字和把这个数字书写出来是两个过程，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把这两个过程依次完成后，再去反应和书写下一个数字。压码训练的本质是让两个过程平行展开，这就是专业技能训练的魅力。从报文整洁的角度，压码也是必要的，因为拍发莫尔斯电码代表的数字，每个数字需要的时间有长有短，听一个写一个显然不如压码后均匀书写的效果好。要成为合格的报务员，起码要学会压码一到两个，如果能压到四个，那就是高手了。

　　抗干扰抄报令所有报务员都头疼，按照中等干扰的标准，在主信号外有三个干扰信号，其中一个信号强度与主信号相当，一堂课下来脑袋都是嗡嗡的。随着电台数量的增加，有限的短波频段越来越拥挤，实际工作中互相干扰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对报务员抗干扰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上世纪四十年代，前辈们使用15瓦电台且非制式的简易天线，从上海与延安保持联络，那时电磁环境干净是重要因素，现在什么高手都做不到了。

　　当收报达到每分钟60码的时候，发报训练开始了。发报训练对新报务员来说很神秘，已经持续近一个月的收报训练中，固定在每个人面前的电键，接触点的间距被固定死，谁都不许碰，更不允许调。

　　发报训练关键是掌握正确的用力要领。发报用力，是以小臂带动手腕、手指作相互协调配合的运动。腕力是指手腕在三条水平线范围内微微上抬和迅速垂直向下的力量。随着拍发速度的提高，电键逐渐调低调软，手腕运动的幅度也就逐渐减小，上下水平线的界线也就越来越不明显。指力是指在发报过程中，手腕运动的力量和小臂肌肉收缩的力量通过手指的传导作用，以及在控制电键触点启闭过程中手指支撑和反弹动作的力量。

　　能否成为优秀报务员的关键，是从低速发报向快速发报提高的过程中，这时发报用力从以腕力为主，过渡到以小臂肌肉的收缩力为主。这个过程应该是自然和渐进的，贸然提速，或者刻意追求肌肉收缩，违背了小臂带动手腕、手指协调运动的基本用力要领，容易出现抽筋式发报、用手指“捏”报等现象，甚至导致“坏手”。

　　这一阶段的发报训练需要学员有一定悟性，腕力运动教员可以做出直观，甚至夸张的示范动作，学员认真模仿一般都会成功；肌肉收缩运动语言不容易说明白，示范动作也没有那么直观。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应该也适用于发报训练吧。崔智和石兵都担任过两届发报教员，他们对发报教学有更深的理解。

　　优秀报务员发报就是优秀的艺术品，几乎与“快机”水平相当，即使上“波纹机”也看不出多少破绽。听他们发报就是一种享受，像高雅的音乐，悦耳动听、余音绕梁；像梨园名角的戏，字正腔圆、韵味无穷。我到连队的时候，孙庆山、张元吉、陈道全是大家公认的发报高手，后来就高手如云了。

　　更高层次的报务员不仅自己发的好，而且能在每分钟点划和间隔加起来上千个之多的快速发报中，准确地分辨出点的大小虚实，划的长短，点划是否脱节，间隔是否均匀等等。后来在观看高水平的艺术和竞技体育比赛时，我对评委或裁判都怀有敬畏之心，知道他们能对普通人，甚至一般专业人员看不出来的细微差别做出精确判断。

　　报训队时期的课堂训练很枯燥，很辛苦，但没有退缩的战友，对这个职业的向往和成功的渴望在前面牵引着，每个训练阶段都要淘汰一批学员的残酷现实在后边鞭策和激励着，所有人都自觉加班加点，训练后期有些学员凌晨三、四点钟就起来，翻窗进入课堂训练。

　　当报训队训练结束分到连队后，你才知道，即使是最优秀的学员也只是入门级的水平，抛开机上训练不说，就是课堂收发报，特别是干扰报的训练，要跟上老兵的水平，还需要一年半载的艰苦训练。如果想在连队领先，甚至参加上级组织的比武竞赛，你需要付出超常的努力，需要不断地挑战自己的极限，两三年后或许会成功。

　　上机实习和值班，才真正加入到使用无线电报的行列中。各级每年都会组织教练实习网，先以各团驻地为依托，相距几十公里，逐渐加大到几百公里的距离；先“专向”通信，后组网大家轮流担任“主台”和“属台”；先白天后夜间；先由干部或老兵“带班”，慢慢的单独值班。

　　这时你可能担负军师间教练实习或战备网的值班，如果“主台”破例先与你校对报文，并在结束联络时说声再见，说明你在各师报务员中开始领先了。你也可能担负“主台”的任务，如果你迅速地叫通6个团属台，用漂亮的手法发完通播电报，干净利索的逐一校对报文，结束联络，整个过程“属台”都静静地等着，没有人敢抢，没有人敢多发一个点划，或许从第一次通播呼号开始，他们就被你的气场罩住，这样的功夫没有三年五载的历练是不可能的。

　　莫尔斯电码传递的是文字信息，但对于报务员来说，她是会说话能听懂的语言。高手发报很标准但各有各的“报调”，就像不会把赵忠祥与罗京混淆一样。大多数报务员发报或多或少都有痼癖毛病，问题出在多点双划的3和7，以及多点的4、5、6中比较多，相互熟悉的报务员，只闻其“声”，便知其人。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叛徒在众多侦听的信号中，一下子就能辨别出哪一个是李侠，莫尔斯电码是不是很神奇啊！

　　报务训练和无线连工作的经历，让我对职业教育有了切实感受。人的专业技能潜力很大，没有经过高水平长时间的专业训练，一般适用“二八原则”，用二闲八。德国的孩子们，只有20%进入学术性大学，大部分孩子进入专科高等学校（相当于中国的高职），学制4年，毕业授予专业硕士学位。我们在人才观念上差距太大，缺乏和浪费人才并存，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报务员，很多又返回农村务农，可惜啊！

　　1969年2月，第38军由骡马化改装为摩托化。无线连原来编制6个台，均为短波等幅报电台，其中一台为九一式车载150瓦电台，二台为八一式车载15瓦电台，其余为八一便携式15瓦电台，两瓦班装备的是七一式报话机。改装后扩编为8个台，电台全部换装。一、二、三台为车载式150瓦短波电台，四、五、六、七台为车载式15瓦短波电台，八台为车载式250瓦短波单边带电台。

　　这次换装，标志着我军无线电通信装备，从模仿美苏第一代电子管装备，向以半导体器材为主的第二代装备的过渡。150瓦电台车由载重车变为乘用车，新15瓦和两瓦电台。分别被称为“小八一”和“硅两瓦”。但250瓦单边带电台还是电子管式的，发射机有一人高，宽度将近1米；收信和电源部分在一起，体积也小不了多少。那一年我入伍，当年秋天连队换装完毕，到八十年代初我离开，连队编制和装备没有大的变化。

　　传递莫尔斯电码的特殊连队

　　我在无线连那段时间，是连队干部人数最多，官兵比例和义务兵超期服役比例最高，人员超编最严重的时期。全连69人的编制，实有人数常年保持在100人左右。除此之外，还超编一个主要为无线连培养新报务员的报务训练队，虽然每年只有半年时间的培训任务，但队部配备相对固定的工作人员，有专门的课堂和生活设施。连队干部编制最多时29人，其中250瓦单边带电台编制8人，只有司机和电工两个人是战士，台长、报务主任和4名报务员均为干部编制。这样的官兵比例，以及几乎是为一个连队常年超编一个训练机构，在当时陆军连队中绝无仅有。战士中超期服役的比例很高，“连队兵王”崔继岭以义务兵的身份，兢兢业业地工作了整整十年。

　　上述情况说明了无线电报通信的重要性，也是报务员难培养不易保留情况的真实反映。因此，这个因莫尔斯电码而结缘的群体，既具备人民解放军普通连队的共性，也有许多她自己鲜明的个性。

　　那时的战友情深让你终生难忘。我入伍在一台，当时新兵的褥子和军大衣部分是旧品，已经是当兵第五年的司机房文玉，当天就把我的旧褥子拆洗了，把大衣缺的扣子补好，晚上把他的褥子让给我，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报训队毕业分到五台，一个月后，因为胃痛要去104医院检查，姜八龙，一位比我大15岁的朝鲜族老台长，用自行车把我从五里铺营房一直带到医院。盛夏的七月，近三十公里的路程啊！我好像连句“谢谢”都没说。

　　后来在部队工作的日子，只要有机会我就把这些故事讲给新兵班长们听，渐渐感觉到听故事的人觉得我真的是在讲故事，但我还是执着的讲着，因为很大程度上是讲给自己听的，述说的是对老班长的思念之情，直到离开部队。

　　那时的工作和生活有着深深地时代印记。当兵第一年，有时早操集合后，值班员宣布，昨天晚上连队的军马跑了，通常会派出两拨人出北大门找马，西路沿着辛章屯村向西辛章村，东路向汤村方向寻找。当时还处在文革时期，尽管周围村庄许多群众与部队不是一派，但善良的老乡们会告诉你军马的行踪。

　　在报训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为了防止造反派抢枪，晚上睡觉不许脱衣服，有时半夜哨音响起，全队紧急集合到东门外师弹药库。那时与群众接触的原则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枪不能被抢走。大家手挽手排成数道人墙，堵住库房防爆墙的门，反复演练呼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会看到几百米外师家属院附近，从市区开来的造反派汽车的灯光，好在都是有惊无险。

　　你或许坐过驰骋在五里铺营房和火车站之间，大家戏称为“驴尔加”的小驴车；你一定记得干部的手枪就挂在他们自己的床头；你不会忘记那没吃够的忆苦饭；你一定知道为什么每年3月8日是保密教育日；你一定能想起，有时建军节前夕，一群不相识的大妈大嫂上午到连队帮我们拆洗被褥，下午又来帮我们把被褥缝好；我们曾一起伐树，那是为了换取树根的所有权，为连队添置一台波兰产的24寸黑白电视机……。

　　那时的连队住地或者逸闻趣事都会在脑海里留下印迹。如果你在五里铺营房住过，一定记得连队宿舍前那枝头挂满果实的果树，还有伙房门前的葡萄架，记得营房东面郭村那位叫张秋菊的大嫂（当年我师医院为张摘除巨大肿瘤，中央军委命名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卫生科”称号）；如果你在韩村路营房当过兵，就不会忘记楼房北侧的那片核桃林，或许还尝过硅厂的冰水，或许曾用过师招待所的餐具；如果你属于青年路营房的一员，一定会想起那位赶着驴车送豆腐的“龟田”，一位见到穿“四个兜的”一律叫连长，见到“两个兜的”一律叫班长，自称给日本鬼子、国军和解放军都送过豆腐的老汉；十年后，当连队再次返回韩村路营房时，门前新修的七一路，让我们与师部隔路相望了。

　　那是一个忠实履行军人使命的年代。部队在机动时保持不间断的通信联络，是改装摩托化后的新课题，大家在运动中的解放车上练习收报；我军模仿苏军的发报用力在动中发报时体现出了优势；把发电机固定在车头前；不断地为修理所改进天线提供数据、提出建议。

　　为了满足在国道和山路、平原和山区不同条件下，全师多路机动通信保障的需要，也为了给全军摩托化部队机动通信探索经验，实验和训练最多的路线，一路走满城，经神星、西山北、塘湖，另一路走107国道，经高碑店、涞水，两路在易县县城见面后，各自按原路线返回继续训练，单程近百公里，每天一个往返，训练的难度和强度可以想见。

　　高度的使命感、科学探索和刻苦拼搏的精神，使连队机动通信水平走在了全军前列。1975年春天，军区在我师召开机动通信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与会代表分两路轮流登车观摩了实际演练，给予极高评价。

　　记得有一年，全师报务员考核，综合名次前10名中，有9人来自无线连，大家认为这是应该的。经过战友们的共同努力，渐渐在三个师属无线连中排名开始靠前，有些方面也可以与军无线连掰掰手腕，再后来就是在军区比武竞赛中榜上有名了。

　　那是一个按照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加强全面建设的连队。干部队伍建设无疑是关键，印象深刻的是我带队的一次劳动。有一天连队安排“起猪圈”，由于开通多个战备和教练实习网，上午值班和“补觉”的比较多，全连集合后只有13人，其中10人是干部，大家列队从青年路营房步行到相距六、七里路的韩村路连队养猪场，跳进一人多深的猪圈，大多数干部都是一人负责清理一个猪圈，直到圆满完成劳动任务。

　　加强伙食管理，让干部战士吃饱吃好，在那个尚不富裕的年代尤为重要。炊事班保持一定数量的“干部苗子”和党员培养对象；司务长、“上士”、炊事班长形成账目、采购、物资管理的铁三角，相互制约；干部家属来队自购主副食的规定，执行的很严格很认真；不仅逢年过节，几乎每个月都要杀一头猪，连长张治岭亲自操刀，对连队士气是巨大的鼓舞，也令其他连队的战士非常羡慕。报话班的战士们在灰土荒地种植水稻取得丰硕成果。连队率先在全师实现不吃粗粮，在有些连队还为吃饱饭努力的时候，我们已经向吃得好进军了，师后勤部在连队召开过生活管理现场会，推广连队伙食管理的经验。

　　连队民主建设的氛围很浓。每周六早操时间经委会订食谱雷打不动，订了的食谱张榜公布谁都不能更改，司务长常常为类似供应的食用油保证不了每周吃一次油条的问题，与经委会成员争论起来，有时把状告到连部，但肯定是无功而返。年终总结时，连队干部认真地向军人大会报告工作，听取大家的批评建议，那是真说啊！三十年后，我同李利中说起他的发言，他笑而避答。

　　文化体育活动是无线连的特色。胡中乐多才多艺，曲柏峰能写会画，他们俩出的板报，其他连无人能比，两个人后来分别被军师机关调走。连队篮球、排球队，一度成为市青年女子篮球和排球队固定的陪练，不仅有到各自住地的主客场比赛，还有在市体育馆，张贴着市青年女排与4886部队82分队排球队赛事海报的比赛，这在解放军连队中是不多见的。当然，能入了“靓妹”们法眼的，不仅仅是同志们的球技，无线连“帅哥”多，举止文明得体是重要因素。

　　上世纪七十年代，连队建设进入上升周期，逐渐超越通信连和有线连，最终加入到直属队先进连队的行列。1975年全连荣立集体三等功；1976年连队参加唐山抗震救灾荣立集体三等功（王盛华立二等功）；1980年，在师直属队全面建设十项评比中，连队名列总分第一名，荣立集体三等功；1984年，连队再次荣立集体三等功。

　　连队建设上去了，干部的出路也多了。在我之前的三任指导员，有两位是从营修理所所长或喷火连指导员位置上调过来的，我当指导员的时候，王灿勋、石长友分别担任通信连和有线连指导员，赵盛玉担任指导员的时候，安玉阁、王贵成是营里另外两个连队的指导员。

　　是什么原因让无线连辉煌了一段时期呢？战友们在微信中发表了很多有见地的意见，有一个重要的基础不能忽略，由于特定的年代和特殊的专业，连队中干部、城市兵、文化程度和各方面素质较高的战士，在那一段时期始终保持了很高比例，这部分人思想活跃，人生的目标较为远大，方方面面的人才多，使连队保持着很浓的向上氛围，在众多连队中脱颖而出是迟早的事情。

　　徐航在微信中说，无线连输出了多少优秀人才啊！我想补充的是，无线连聚集了多少优秀人才啊！他们在锻造自己的同时，也锻造了一个令所有参与者都获益匪浅的优秀群体。

　　永不消逝的电波

　　当我还是报务员的时候，世界新一轮通信技术革命已经风起云涌，无线电波中的长波、中波、微波频段的通信技术越来越成熟，短波话务、数据传输技术也越来越可靠，传输手段越来越多元化，短波电报通信不再是唯一可靠的保障手段。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国家经济科技实力不断增强，军队装备建设进入了快车道，我离开无线连后，连队经历了第三、四代装备的更新。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通信装备特别突出无线电通信装备的网络系统功能，采用多种无线电传输手段，同时加上数字化与各种加密措施，新一代通信系统的可靠性、生存性、抗毁性能力更高，更加适应未来高科技战争的需要。

　　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使莫尔斯电报通信逐渐失去了优势，其通信需要经过报务员传递和译电员翻译，程序多、速度慢的问题开始显现。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技术、移动通信迅速覆盖了整个社会，莫尔斯电码和电报通信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

　　1998年，部队开始装备电子键，人工发报训练逐渐退出了全军通信兵训练大纲；1999年国际上停止使用莫尔斯电码；2001年8月1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宣布取消公众电报业务中的“特急”和“加急”业务；2004年1月1日，香港电讯盈科宣布终止香港境内外所有电报服务。

　　伴随着我军向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迈进的步伐，军队整体科技水平迅速提高，无线连的地位不再那么突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无线连干部编制达到最低点，只有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和两个排长共5人，电台台长一律由志愿兵担任。

　　随着离开无线连的时间越来越长，打电话、上qq、发微博、聊微信已经成为生活一部分的时候，似乎那熟悉的嘀嘀嗒嗒的声音已经离我而去，除了在“神剧”中看到将无密可言的莫尔斯电码与译电密码混为一谈，对收发电报常识的无知，对电报以外运用莫尔斯电码传递情报的滥用，偶尔发些感慨外，好像莫尔斯电码在人们的生命中消失了一样。

　　去年，当我师无线连战友微信群建立，十几天的时间，从四面八方以至海外，涌进来100多位战友，有些三、四十年没有联系的战友，第一时间打电话过来，大家那种“久别胜似新婚”的感觉让我明白了，对莫尔斯电码的眷恋还在，兄弟般战友的情谊还在，并且已经深深地融入到我们的生命中。

　　那是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段青春。无线连是我们走向社会的起点和最初阶段，是对一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产生重要影响的时期，很多生活习惯，甚至抽烟等不良嗜好都能在那时找到影子。

　　即使是义务兵，三、五年的时间，正是大学学习生活的年龄，也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学业”。毛主席说，军队是个大学校，至少在年龄段上，老人家说得对。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也把毛头小子的那段年华留给了连队。

　　那是一个应该感恩的地方。领导、班长、老兵、同志们各方面的帮助，同事无私的配合，部属倾力的支持，离开了这些不会有当时的进步以及后来的成功。那里有走向社会最初的老师，王德敏营长、杨智勇科长、赵宝丰台长、张玉文连长，还有很多，他们不仅是我在连队成长进步的导师，对其后在部队工作，包括至今为人处世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里有兄弟般的亲情。在人类最基本的亲情、爱情和友情三大感情中，一般把战友情归结为友情。其实战友情在感情上可以分为两类，朝夕相处，有共同生活经历的战友是包含亲情的友情，相处时关系越紧密，时间越长，年龄越小，共同的兴趣爱好越多，互相帮助越多，亲情的成分也就越多；那种上班在一起，下班各自回家的战友，是和同事一样纯粹的友情。

　　亲情和爱情都是超越友情的感情，亲情的特点单向纯真，爱情双向浓烈。有人说，成功夫妻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是共同生活产生的亲情，否则很难解释当一方遇到大难时，另一方不弃不离的坚守。

　　法律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婚姻和继承中，法律把许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权利义务，赋予没有血缘联系的人，在法理上叫做拟制血亲，最重要的条件是共同生活，比如夫妻之间、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的财产继承。

　　中国人格外看重与老师和师傅的感情，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反之，老师对自己心仪的学生，师傅对自己喜欢徒弟也是格外看重。报训队两个教员手把手持续数月，每天十数个小时的教学，是所有学校都没有的，几十年过去了，小学、中学，甚至是大学的许多老师都想不起来了，但收报教员、发报教员的音容笑貌是不是始终留在脑海中啊！

　　回到连队干部老兵传帮带建立的感情，也是一般连队无法比拟的。这种师生情、师徒情也增加了无线连战友之间亲情的成分。

　　微信群中大多数战友年龄都已经五、六十岁，大家在部队或地方经历过很多单位，有些单位比无线连工作的时间还长，有些单位是自己人生事业的顶点，但相比之下，还是无线连的那段感情，那么纯、那么真、那么亲、那么浓，什么时候回味起来都透着缕缕的清香，丝丝的甜意。当无线电波再一次为我们搭起平台的时候，当年携手的追风少年，如今会相伴着一起慢慢变老吗？虽然还在进行时，但答案是明确的。

　　“连队就是我的家”这句话，在的时候体会不深，离开了才知道那是一生中最深的烙印之一。有些连队的事想不起来了，有些战友的印象模糊了，有的战友记不清自己是哪个台的了，但“我是无线连的”，始终确定无疑，只有家的感觉才能如此刻骨铭心！

　　微信群里许多战友素不相识，但只要说是师无线连的，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亲切感，就有一家人的感觉。陈明在微信中说，转业多年后重返连队，远远望见住地楼房窗户透出的灯光已经热泪盈眶。

　　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里，有一句歌词：“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有家的地方才是自己的祖国，有第二个家的地方才能称之为第二故乡，“某某军是我家”、“某某师是我家”，说得对但不精确，那是故乡的大院，大院里还有其他战友的家，无线连是我们成长的地方，那里才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那是我们一生都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职业。对人生第一个职业的热爱，报训队数月的强化训练，连队专业的单一，楼道里连业余时间和节假日都从不间断的振荡器声，让我们对这个在外人看来有些神秘，又有点羡慕的职业，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我们曾经同伟大的科学家肩并肩，站得那么高，飞得那么远，一想到经过自己手指拍发的莫尔斯电码，划出美丽的折线飞翔在几万米高空，瞬间可以到达几千公里的远方，其高度所有的飞机至今无法企及，其距离可以无须护照无数次的跨越国界，一种神圣的感觉就油然而生。

　　无线报务员的经历让我的思绪经常跃入空中，从听到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回的乐曲，到在电视上看到神舟飞船与地面通信时，那波纹般向外扩散的动画演示，虽然我知道太空通信不可能使用短波频段，但我相信宇航员们在通向太空的道路上，一定会听到清脆悦耳的莫尔斯电码声，一定会看到短波电磁波在空中划出的美丽折线。

　　我甚至想象着有一天，科学家把曾经滑过天际的短波电磁波还原成可见光，繁星点点的夜空，天地间增加了数不清的折线，像一张巨大而美丽的天网，那是一幅用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的完美画卷！

　　那时战友们再次相聚，正当大家兴奋地争论着哪一道折线是自己画出的时候，雷鸣却在寻找哪一条能到澳大利亚，一边找一边对陆光说：“以后澳洲的英语老师再问，你们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回国啊？我不说游泳了，我告诉他们，我要坐电报回去，鬼佬们一定会刮目相看”。营长和连长有些担心，我劝他们，“放心吧，我们小时候都坐电话去看爸爸妈妈，电话比火车和飞机都要跑的快”。

　　在这美妙的意境中，你一定在想，冥冥之中是不是真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不然为什么莫尔斯电码会由一位画家来完成呢？你一定会说，伟大的科学先知莫尔斯没有放弃他热爱的艺术，只是把画板从画室扩展到广袤的宇宙，引领着全世界的报务员，用了100多年的时间，共同绘就了一幅地空间美丽的画卷！

　　于是我产生了写一篇回忆文章的想法，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莫尔斯电码，了解短波通信，了解报务员；要把莫尔斯、马可尼这些科学家的故事讲给孙辈们；要让战友们那兄弟般的亲情更浓，无线连那家一样的感觉更强；要为把莫尔斯电码和短波通信永远留在人类历史记忆中做点贡献；也让伴随着无线电波在天空嘀嗒作响的莫尔斯电码，留在自己心中，陪伴终生，永不消逝！

　　（崔昕，原在38军113师无线电连任报务员、连指导员，以及团政治处主任、师组织科长、团政委，上校军衔。现为北京市吉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