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中国内战初期，两人始终互不信任、相互猜忌。这一点也不奇怪。他们两人都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同时又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或许偶尔会大谈特谈共产主义的兄弟情，如何团结两个大国、团结世界大众。但事实上，他们在对视时看到的是潜在敌人的身影。从毛泽东的角度看，苏联始终是一个超然物外的保守力量这个庞然大物只关心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而对帮助尚未夺取政权的潜在友邦少有兴趣。20世纪20年代时，毛泽东在和蒋介石军队的对抗中处于下风，那时他认为，苏联人更喜欢蒋介石。后来，在接近最后的胜利时，苏联人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地区领导人高岗的支持，也曾经让毛泽东愤愤不平。他经常提到，在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曾多次向苏联请求军事援助，但是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连个屁都没得到”。而在斯大林的眼中，毛泽东或许姑且可以算做共产主义者，但更有可能还算不上一个共产主义者，因为他缺乏与无产阶级的联系，而中国本身也缺少工人阶级他太像一个农民了，结果他不信任中国共产党人。他在二战期间曾说，“他们很像萝卜：红皮白心”。苏联在二战期间没有为中国提供过什么有价值的支援，美国人知道这一点。当时到访延安的西方人、外交官、新闻记者、迪克西使团成员、协助中共的战略情报局军情人员，都听过中共官员公开抱怨苏联不提供援助他们希望苏联人能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多做点实事（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给迪克西使团的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私下里非常轻蔑国民党军队）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美中双方失去了一次营造和平的机会呢？如果两国政府再多一点点智慧，在地缘政治方面再多一点点运气，它们或许就能碰巧达成一项不稳妥的协定--至少可以争取一些时间，直到形势有所缓和。或许最具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外交界当时居然惊人一致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阵营是铁板一块。更重要的是，双方对局势的误判让共产党阵营更加像“铁板一块”。如果要为那段逝去的历史镌刻一段墓志铭的话，那应该是：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和中国都被斯大林耍弄至死。

　　随着毛泽东越来越接近于接掌中国的大权，斯大林与毛泽东个人以及两国关系开始日趋紧张。斯大林绝不会拿苏联的资源、苏联的国家利益或是苏联人的鲜血，去追求所谓共产主义大家庭的伟大事业。他只相信用军队征服的东西，一旦被武力征服，他就用秘密警察去控制它。身边盘踞的这个幅员辽阔的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有着辉煌而迥异的历史，执政者在没有他的帮助下上台，因而对他毫无感恩戴德之心--一想到这个，他就提不起精神。因此，早在两人真正对立之前，毛泽东就是斯大林的潜在对手了。

　　斯大林一直与毛泽东保持一定距离。斯大林第一次邀请毛泽东访苏是在1947年7 月。这绝非巧合。当时蒋介石的军队仍在全面进攻，而毛泽东的运气似乎处在最低谷--至少外人是这么看的。于是毛泽东立即予以拒绝，他相信，斯大林无非是想让他作出让步。

　　到了1947年底，随着国内形势逐渐开始有利于中共，斯大林的态度也出现了180度大转弯，开始公开支持毛泽东，但是在援助方面依旧是一毛不拔。到1948年1月的时候，斯大林对前南斯拉夫共产党副主席米洛万·吉拉斯表示，他以前试图撮合毛泽东和蒋介石讲和的做法是错误的。斯大林认为，美国人只关心欧洲大陆，因此永远也不希望希腊共产党在即将到来的内战中获胜，而亚洲的地位是次要的。他说，美国人不可能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投入到亚洲大陆。1948年5月，在确信胜局已定时毛泽东捎信给斯大林，说自己希望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面。他的想法就是在蒋介石即将垮台之时，能得到苏东集团的承认。但斯大林的答复是：“中国的革命战争正处于最关键的时刻，毛主席作为军事领导人最好不要离开战斗岗位。”他还满怀希望地补充道，“毛主席肯定会重新考虑自己的想法。”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刘易斯、薛理泰在《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一书中写道：“对毛泽东来说，斯大林这封彬彬有礼的回信是一种回绝。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总指挥，他肯定比斯大林更清楚，现在去莫斯科是不是合适。在这个问题上，他不需要别人告诉他怎么做。”

　　1948年底，毛又多次提出访苏事宜，但每次都被斯大林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回绝。但是到了1949年1月，斯大林却派自己的心腹之一米高扬秘密访华。斯大林仍担心美国人会在最后时刻横插一腿。当斯大林提醒毛泽东在跨过长江后务必放缓脚步时，毛泽东感觉到了斯大林的胆怯。

　　毛泽东那时非常清楚，斯大林根本就不信任他。他在私下里曾开玩笑（如果这是句玩笑话的话）地说，他不在乎斯大林是不是信任自己——他还被认为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是，毛泽东依然需要斯大林的认可，依然希望能在莫斯科获得某种形式的尊重。1949年4月，他向斯大林驻北京的私人代表伊万·科瓦廖夫中将表达了有意访苏的想法。这一次，尽管斯大林再次拒绝了毛泽东的请求，但莫斯科的反应似乎温和得多——公开称赞毛泽东是伟大的中国革命领导人。1949年12月，毛泽东终于得到了让他期盼已久的访问邀请。但这次邀请并不是为了庆祝他在中国的胜利（虽然本应如此），而是以庆祝斯大林70岁生日为名巩固斯大林对苏联乃至共产主义阵营的长期领导。他只是受邀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之一。

　　部分问题在于，毛泽东根本就不是苏联领导人想要的那种人。他对自己的成就太骄傲，太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为荣，思维太独立。通过领导这场革命，他认为自己已经变成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而不是一个乞求者。和苏联一样，毛泽东的胜利也是为了寻求独立，但同样的胜利却让莫斯科感到如坐针毡般的不安。随着毛泽东最后胜利的日益逼近，两个国家领导层之间的矛盾日渐升级。苏联人最想知道毛泽东如何看待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这个有可能因其不同政见和独立性而被驱逐出共产主义大家庭的人。苏联人担心毛泽东与已和莫斯科决裂的铁托是一类人物。实际上，莫斯科一直怀疑毛泽东是秘密的铁托分子，只要时机成熟，他就会变成最大的铁托分子。不管毛泽东在心里如何看待斯大林，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中国迫切需要某种“国际承认”，需要有人承认他们的国际地位，而苏联就是它唯一的选择。1949年10月2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成为第一个正式承认中国合法地位的国家，但斯大林私下里仍然不想给中国人任何其他形式的友谊。

　　诸多历史力量阻碍着国与国之间的真正联合，而斯大林的自大以及这两个人在各自国家的无上地位，又让他们之间的联合变得难上加难。到1949年，斯大林已经成为“伟大的斯大林”，成为持续的全民个人崇拜的真正受益者。毛泽东在制造个人崇拜方面还不够老练：苏联的个人崇拜文化毕竟已经有20年了。但是毛泽东很快就在搞个人崇拜方面超越了斯大林。尽管他最初可能还对个人崇拜持怀疑态度，但他很快就认识到个人至上的真谛。像很多其他领导者一样，他也发现，有利于领导者的东西，往往也有利于革命。而且，随着他日益显著地成为中国的唯一领导人，他开始有唯我独尊之感。

　　事实证明，毛泽东在某些方面又非常像斯大林。他越是怀疑周围的人，就越相信这些人也在阴谋暗算他。于是，他开始不断清除周围的潜在“敌人”。随着个人崇拜的膨胀，随着贫苦农民对他的崇敬与日俱增，他在生活方式上开始发生变化。正如拉克尔所说的，毛泽东游长江这么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也被宣传成历史的转折点。拉克尔写道：“他不仅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天才。他从来不犯错误，说的所有话都是真理，而且一句话顶别人一万句。”

　　1949年12月，毛泽东终于踏上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后因他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还记得，在此前几个月里，斯大林对毛泽东即将全面胜利一事保持缄默，苏联的报刊也几乎只字不提此事。

　　《真理报》在最后一版登过零星消息，“《消息报》上有过几小段报道。除此之外，很难看到‘中国‘一词”。即使是在毛泽东已经踏上奔赴莫斯科的路程时，人们看到的依旧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冷漠。斯大林的70岁大寿注定要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次盛大聚会，不容其他人或其他事件冲淡其重要性。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前往莫斯科的专列。当时，内战刚刚结束，他担心遭到国内反动派的袭击。他乘坐装甲列车，沿线每100米便设一个哨兵。在到达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时，他下车检查是否有他的海报。结果，他只看到了寥寥几张，更多的却是毛泽东眼中的亲苏分子高岗为斯大林作的画像。毛泽东非常愤怒，下令卸下装有高岗送给斯大林礼物的车厢。

　　在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时，毛泽东更为愤愤不平。他并没有被当做一个把世界最大的国家带上共产主义道路的领袖，而是像历史学家亚当·乌拉姆（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的苏联问题权威--译者注） 所说的，“似乎他和保加利亚领导人没什么区别”。只有两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来到车站迎接毛泽东。毛泽东自备一桌丰盛的午餐，邀请这两人与他共饮。他们以与外交惯例不符为名婉言谢绝。之后，毛泽东又请他们陪同前往原定的下榻酒店，但再次遭到拒绝。当然，更没有什么大型欢迎仪式或是庆祝典礼之类的事情了。似乎毛泽东此行的目的就是来学习如何在斯大林的世界，或者说共产主义宇宙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如果他是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兄弟，那就应该知道，在这个宇宙里，只有一位共产主义大哥，而且这个大哥的地位至高无上。

　　赫鲁晓夫的一个助手告诉上司：莫斯科来了一个叫“毛泽东”的人。

　　“谁？”疑惑不解的赫鲁晓夫问。

　　“你知道的，就是那个中国人。”助手回答。这就是莫斯科对毛泽东的说法：那个中国人。他们也是这样对待这个中国人的。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欢迎仪式并不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而是被安排到老市政厅。用乌尔姆的话说，“这里通常是招待那些无足轻重的资本主义国家达官贵人的地方”。